6月4日星期四，是1989年中国政府出动军队和坦克，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26周年纪念日。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内森·范德克里泼（Nathan Vanderklippe）特地采访了当时参与加拿大政府应对工作的人，请他们介绍加拿大政府当时有什么反应和做法。
报道说，26年来，每年一到六四纪念日，北京就会高度紧张，在天安门附近的街道上增派军人和保安巡逻，在网络上屏蔽所有相关的敏感词。今年连微信上发送6.4元的人民币红包，也被提示“交易异常”。
虽然加拿大人中亲身经历过‘六四天安门镇压’的人并不多，但每年到了这个时候，他们都会自然而然地想起那些令人难以相信、惊心动魄的场景。曾在1996年至2001年在中国担任加拿大大使的霍华德·巴洛赫（Howard Balloch，中文名贝祥）就是其中之一。
巴洛赫对记者说，那是他人生中一段极其特别的经历。他和加拿大其他外交人员一样，极力想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怎样把加拿大人尽快撤离中国，而最棘手的是，应该怎样帮助那些在大屠杀之后，在加拿大申请避难的中国官员。
巴洛赫回忆说，当时加拿大外交部在渥太华成立了一个危机处理小组，他作为外交部主管亚洲事务的副部长，被任命为这个小组的三名主管之一。他们的办公室里装上电视机，不停地播放各国电视台对北京事件的报道；办公室临时开设了100条电话线，并增调足够的工作人员。此外还打着飞行训练的幌子，派一架加拿大空军的波音707运输机到东京待命，以便在需要时撤出在中国的加拿大公民。渥太华还给北京大使馆紧急送去了专门的无线电设备，以防中国一旦切断对外通讯时，也可以和使馆保持联系。在长安街枪响之后，危机小组让一些年轻的职员在电话线上念体育比赛的结果和其他没用的东西，以监测线路是否畅通。
巴洛赫说：“虽然当时大家并不明白到底会发生什么，但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找应对的办法”。后来他在自己的传记书中也提到了当时的情景。
他的书中记载，当时的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和对外事务部长克拉克至少两次召见中国大使张文普，第一次是表达对中国发生的武力镇压事件的关注和不安，另一次是在6月4日之后。
加拿大政府当时是同情中国学生的。这与中国大多数中下层官员一样。就连5月份来加拿大访问的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也在多伦多的一次演讲中“盛赞学生的爱国热情”，并表示将努力促进民主。万里很快被传唤回国，但他的观点却很有代表性，包括在加拿大中国大使馆内。“很明显的是，一些使馆工作人员，包括张大使本人，是基本支持学生运动的”。
根据加拿大有关“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文件存档。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那时也纷纷上街游行，支持北京的学生运动。一次在多伦多的集会上，一位会弹钢琴的中国留学生奏起了“国际歌”，现场当时群情激昂。当时那首歌已是天安门广场学生的主题曲。
6月4日中国军队开枪之后，渥太华考虑的首要问题就是撤侨问题。当时约有1,400多加拿大人在中国。中国政府拒绝了停在东京的加拿大军队运输机到中国接人，外交部就只有依赖加拿大航空公司的日常航班。渥太华决定包下两个加航的航班协助撤侨，同时派出汽车，披上加拿大国旗，到北京的大学校园，接出那些滞留的学生。挂国旗的目的是能够通过军事检查站的封锁进入校园。经过这些努力，最后有800多人撤离了中国。
天安门镇压事件发生后，加拿大政府在应该做出怎样反应问题上很伤脑筋。国内有舆论呼吁加拿大断绝一切与中国的关系，但政府意识到，从长期的角度看与中国保持关系的重要性。最后，政府做出了较成功的决定：继续履行对中国的援助项目，没有正式召回大使。
记者还采访了当时危机处理小组的另一名主管布鲁斯·贾特兹（Bruce Jutzi）。他说，对于很多人来说，天安门屠杀是难以令人接受的。当时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有约40名外交官，六四之后其中一些人在加拿大申请了政治避难，人数是在9到11人之间。开始的一两个人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应该很不容易，因为大使馆有严格的纪律，而当又有第3个，第4个，第5个。。。站出来时，这件事就很显眼了。后来加拿大政府干脆宣布，所有持有中国大陆护照的中国人，都可以到移民局申请永久居民身份。
贾特兹先生说，他也不清楚这些人后来的具体情况，使馆人员可能会受到加拿大情报部门的审查，大多数人得到了移民局的帮助。但张大使却没有那么幸运。在被中国召回后，他再也不能在中国政府中任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