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将至，那是一个让人怀念的日子。历年以来，在六四这日子人们所怀念的是三十多年前中国大陆上为民主自由而牺牲的学生和民众，但今年可堪怀念的内容更多。一是三十多年来在香港这片土地上每年闪耀的“维园烛光”——今后这道美丽风景“此情不再”，只能成为港人的集体回忆，让来者追思和哀悼。二是去年由于坚持在维园内举行悼念活动，不久前才被判刑下狱的几名青年政治领袖——他们是首批因为悼念六四而蒙难的香港人。这许多新的改变，夹杂在支联会即将被当局取缔的消息当中，令今年的六四，变得特别有历史意义。
当年李卓人等人在六四前夕受港人所托赴京支援民运，却旋即遭逢六四，枪声响起，仓皇逃命，能够全身而退的香港人注定要负起幸存者的责任，在“两制”的香港延续民运薪火，支联会的传奇亦由此诞生。在五星红旗下悼念六四，吊诡地竟然成为“一国两制”下香港作为“中国之例外”的神话作见证。
从此香港与大陆再无区别
然而，去年因参与“未经批准”的六四集会而下狱的青年，其命运与当年受害的民运参与者一样。这亦意味着，从此再无香港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区别。香港这一批在“最后的维园六四晚会”上被抓捕和受刑的，终究是蒙难于六四的历史延长线上，顺理成章地，“香港人”再也不仅仅是“六四镇压”的“幸存者”而是历史的“当事人”。
可是，六四在香港的延伸却不单是中国民运的延伸。
因为自八九年开始，每年维园均有大量群众参与的和平悼念活动，“六四维园晚会”早已成为一项世界知名的本土风貌和习惯，成为香港传统的一部分。参加的市民凭借悼念活动，重温1989年民主运动的精神，哀悼牺牲的亡者，既是未忘历史教训的“承先”，也是创造自身社群道德传统的“启后”。在默默的烛光映照之下，藉哀思与泪水，试图抚平中国历史的创伤，也在风雨无间的岁月，静静地刻铸着“香港人”自身的历史，记录着香港人为了守护“六四记忆”而付出的坚持和努力。
虽然随着大陆清洗记忆的工程成效巨大，“支援”民运的作用亦日渐减弱，香港人却从未放弃职志，皆因六四的是非早已嵌入了本土的道德政治（moral politics）议程，与本地民主意识共同成长。支联会与民主党的共生关系，人所共知，坚持“平反六四”是区分“泛民”与“建制”的标识，也是早已深入人心。
及至最近几年，新一代改革诉求高涨，新思维破茧而出，频频出现质疑悼念六四是否过分受“大中华”情意结所羁绊的争论。但到了今天，以黄之锋、岑敖晖、袁嘉蔚、梁凯晴这几位青年活跃分子，身先士卒地因“六四悼念”而受刑责为证，说明了中共并没有因为“悼念六四”的“大中华连系”而格外宽容。于是，近年各方因“六四悼念”有关“认同差距”和“世代隔阂”的争议均在一时之间变得过时与失焦。
打压悼念终结混乱的时代争论
在这个意义上，政权全方位地打压六四悼念，甚至最近准备取缔支联会的动作，不啻是终结了一个方向混乱的时代争论。香港最终产生了“悼念六四”的新一代牺牲者，吊诡地驱散了六四悼念不外“行礼如仪”的咒语，“六四符号体系”也真正完成了它的本土转译。
事实上，以宏观的历史观之，在极权的大棒子底下，世代矛盾又何足挂齿？自由主义与分离主义又有何区别？“大中华民族主义”也从来不是官民之间的“共同底线”，皆因“爱国”尊荣只能由朝廷专买专卖，又岂容“一种‘爱国’，在两制各自表述”的格外开恩？归根到柢，在天朝政权眼中，只要你是与朝廷对着干，就是死不悔改的“异见分子”，就是要整治的对象。今天既要扑杀分离主义，又岂能留下“和平悼念”这道缺口，让死灰复燃？
1968年澳洲籍记者Richard Hughes写了一本小书，以《香港：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Hong Kong: 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作为书名，成为英治殖民时代香港最经典的描述——既精简概括，亦生动传神。九七的主权移交，令很多人以为“借来的命运”已经走到尽头。然而，目睹和亲历香港这三十多年变迁的人，于今“维园烛光如海”的情景不再，蓦然回首，才发现过去每年六月四日在维多利亚公园发生的事，仍是发生在一个“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
反抗宿命种子在借来的时空发芽
可是，虽然时间是借来的，地方也是借来的，但对于真真实实地在这时空活过来的一代又一代，一切所发生过的事情都会有真实而持久的效应。当年英国人借来香港的时空，用作开拓远东市场的跳板。历代涌港的华人，借用香港作为栖息庇护与逃难之地。中共则借用地位与体制特殊的香港，以作“长期打算、充分利用”。这说明主权无论由谁拥有，都改不了香港作为“暂借时空”的命运。然而，“香港人”的精神内涵，正是由这种种暂借的时空动力所形塑。
在缺乏历史眼光的人看来，今天中国的万马齐喑，似乎是嘲弄着当年无数市民与学生在八九民运中的牺牲，质疑“牺牲有何价值？”俨然一切都只是徒劳与枉然，只能在“两制的香港”这个“暂借的时空”寄存一个民主中国失败的噩梦。可是，这三十年的历史也证明了，种子并没有落在干硬的沙土之上，相反地，香港这个“借来的时空”提供了适切的土壤，让反抗“宿命”的种子发芽，挑战一切不服从都是徒劳与枉然的命定主义，让我们能真正反思和体会“牺牲的价值”。
正如香港一位杰出的青年领袖所讲：“唯有当我们能够将他人的痛苦，视之为自己的痛苦；将他人所作的牺牲，视之为是为自己而作的牺牲，并且将每一场抗争都看作是对前人付出的肯定和追认，真正的共同体才能够成立。”
古往今来，不分中外，为正义的价值而牺牲的先烈，见证着人之价值，这些价值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尊和独享，而是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断互相启发，以不同方式传承与发扬。每一场的抵抗、每一个英勇的事迹，都只是进入这个由历代牺牲者所构建、共同分担痛苦的共同体的入口点。当年的“中国六四”，今天的“港人悼念六四”，都只是靠近这超越之境的不同法门。
港人与六四从没如此靠近过
当年六四，是不少香港人重新审视人生意义的起点。今时今日，香港版的六四式镇压一步一步上演，牺牲究竟有何价值的“天问”又再响起，虽然天仍旧以万赖无声作为答案。但这几年来，香港人从未有如此自觉，去守持人的价值。姑勿论你喜欢与否，香港人与八九六四之间，也从来没有如此刻的相互靠近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