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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六·四惨案目击记

作者:

不能相信,1989年那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以及随后而来的那场丧心病狂的军事镇压,已经过去十五年了。(本文写于2004年——编注)

随着六月四日的迫近,我的心情也越来越不能平静,眼前时时浮现出当年那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耳畔仿佛又听见那群情激奋的呐喊之声。还有枪口、坦克下的牺牲者那死不瞑目的眼睛,好像在发出永远的质问:热血爱国,争取民主,究竟何罪之有?长安街头,开枪镇压,冤案何时能平?活着的人们呵,你们该做些什么?

十五年前,我只是北京大学一名普通的研究生。在那场伟大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中,凭着年轻人的一腔热血和当时形势的激发,我也曾走在千百万学生游行的队伍中,也曾昼夜守在天安门广场上,自始至终亲身经历了这一历史事件。并且出于专业的敏感,我将自己的所见所闻,随时随地记载下来,为的是将来能够不是靠模糊的记忆,而是用白纸黑字的亲笔实录来向他人讲述这段历史——至少是我所亲历的这一侧面。

今天,为了纪念“六·四”十五周年,为了祭奠“六·四”事件中不幸牺牲的学生和北京市民,我将这份个人记录的“六·四”笔记发表出来。为真实体现原貌,我对原文除标点符号和个别错字外,未作任何其他改动,标题也是原来的。当然,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文中出现的同学朋友,均用化名,但文中所记录的死者姓名是真实的,是从他们的学生证或身份证上直接抄录的。

※※※※※

自从5月20日李鹏签署戒严令之后,北京人心情就十分担忧和紧张起来。

戒严令之后,从21日起军队从四面八方开往北京。但在进京各个路口,北大学生和北京市民围困,有的是老太太往军车前一躺堵住的。大家又宣传又劝说又慰劳,以一切方式作士兵的工作。军民间由对峙变得理解乃至最后联欢。许多解放军官兵向群众保证决不向人民开枪。在八角村、丰台、六里庄、呼家楼、公主坟、青龙桥、……到处出现这样动人的情景。

戒严十多天,部队昼夜被群众拦阻,未得按原计划戒严北京,有些开始后撤。大家渐渐松懈,以为终于使戒严计划泡汤。北京街头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所有道路均畅通无阻,处处与往日无异。

但部队的行动计划就在人民的松懈情绪中悄悄进行着。

6月2日夜,大批军人穿着老百姓的服装进入北京,然后集结。又有一支军队一夜急行军从通县赶到北京城。市民和工人纠察队、学生发现后,拼命拦截,仍不能止住他们向前推进。他们经过长途行军,很是疲劳,不断有当官的催促他们跟上。便衣军人所持武器是匕首、棍棒、皮带、菜刀。

6月3日

凌晨,一辆军用吉普由西向东疾驶,至木樨地,突然冲上人行道,当场轧死三人,伤一人。被群众拦住后,穿便衣的军人冷冷道:“我是执行紧急公务,一切事故均不负责,你们找上头说去。”后由两名警察带走。

(这一天,即3日,我从上午九点即到万寿路的单位询问工作事,至下午三点多回校。4点多在系门口碰到洪洋。我说,听说轧死人了。他说,现在更严重了,军方已经施放催泪弹了。)

从系里出来去木樨地。广播里一位教师正在讲述他目击的场景。原来,早晨轧死人的消息传到学校后,北大筹委会立即决定上街游行,声讨这一罪行。队伍12点出发,下午接近西单时,前边有群众退下来,均红肿眼睛且流泪说,部队已放毒瓦斯,他们已和部队用砖头交战。北大队伍走过时交战已结束,满地碎砖块。后顺利抵天安门广场,未遇拦阻。

气氛已是越来越紧张。各种消息不断传来,大家皆坐立不安,许多人都要去看个究竟。

晚饭后我洗了澡,然后同小雪一道去天安门。当时是七点多钟,正好有一支“北大敢死队”(约四、五人)打着一面旗帜,带着电喇叭出发。我俩就跟在他们后边骑车前往。沿途不断有群众向这支小队伍鼓掌喝彩。到人大,人山人海。我和小雪就从旁边的路上好不容易穿过。往天安门方向去的人很多,也有坐在大卡车上去的一批批人。到木樨地时,见到有砸坏的两辆军车,里边和车顶上陈列着匕首、压缩饼干等。我们还看了被圈起来的出事现场。

我们到广场时约九点多钟。先看“民主之神像”。塑像周围整齐地排列着香港捐赠的各种色彩的小帐篷。纪念碑北侧则横竖成序地排列着三十多架黄帆布大帐篷。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们就在这些帐篷里或广场上休息或走动。

高校自治联合会的广播响着,告诉大家今夜情况紧张,以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口号变了,号召大家遇到军警袭击时可以抵抗。个人可就近找些木棍、竹竿等自卫武器。如无武器,军警袭来时,可抓住其钢盔,拼命往后拉,勒住其脖子,就会使其无法打人……云云。后来吾尔开希还讲了话,说他刚从拦军车的地方赶来,群众热情很高(后来因隔得太远听不清就不再听了)。

纪念碑三层:侯德健、刘晓波等四人在绝食声援学生。侯绝食48小时,其余三位宣布绝食72小时。他们都是自6月2日下午开始绝食的。

在广场上,巧遇清华熟人朱虎星。他煞有介事地带着防毒面罩和望远镜。我们取笑了他一番。其实我和小雪也带了口罩和望远镜在身上,以防不测。但心里多少有点开玩笑的想法,并未认真感到会使用这些东西。

我们三人又在“民主之神”像周围转了一圈,用望远镜仔细瞧看塑像的前边和后边,评议哪部分塑的好,哪部分塑的粗糙等等。在这儿,“天安门民主大学”开学典礼正在进行。有教务长在讲话(据说校长是严家其),还有宗教界人士讲话。我们听了一会儿后,就和朱虎星分手各自去找自己学校的营地。朱说他要和清华同学一起在天安门过这紧张的一夜。我和小雪来到广场西北侧挂有北大校旗的帐篷,在这里看到几十北大学生或坐或站或躺地呆在里头,并且还有我班的三位男生:余锦耀、洪洋、薛辉。一对年轻的工人夫妇自家烧了一大桶绿豆粥送来给同学们喝。他们说,今晚肯定要出事。在离天安门不远的各路口,到处有军车被群众堵截。广场上戒严指挥部在人民大会堂上架设的高音喇叭正一遍遍警告人们离开,晚上呆在家里不要出来,等等。

我和小雪准备回校,当时约十一点左右。正与洪洋他们告别,互嘱保重,一位同学急急奔来,对着帐篷里的同学大叫:“他们开枪了!快拿手电照我的手!”立时有手电从帐篷里射出,照在他的手上,只见满手是血迹。大家立刻围着这同学询问。他说木樨地的军车强行进入市区,上万的群众堵着他们。军人开始放瓦斯,放枪。木樨地形势很危急,需要加派一支“敢死队”去增援。那些男同学们立即准备出发。我和小雪也急忙离开,去新华门取自行车。

我们取了自行车后往西骑行。人越来越多,不时传来砰砰啪啪声,也不知是不是放枪,心里十分紧张。快要接近民族饭店时,已见人群攒动,骑不过去了。问人哪儿在冲突,人们说,就在眼前了。正说着,忽见一阵烟雾在前边升腾而起,大家纷纷后退。接着一股刺鼻的气味涌来,熏的人直要流眼泪。原来是放毒瓦斯了。我急忙对小雪说:“快把自行车放到马路边上去,看来是过不去了。”待我放好车后,一转眼却不见了小雪,急得大叫。找不着她,我就戴上眼镜和口罩随着人们往前跑,想要看个究竟。一放毒瓦斯大家又往后跑。这样拉锯了几次之后,瓦斯忽然不放了。有人喊道:“他们的催泪弹用光了!”于是群众呐喊着又往前冲。冲在头里的是北大技术物理系的一面红旗。可是冲出二百米远后,军人又反扑过来,双方开始用砖头互掷。

我站在自行车上,听到砖头砸得路边商店玻璃乒乓直响,心里直害怕。这时路中央的群众已退到我东边去了,只有马路边上还有许多人。我清楚地看见防暴警察头戴钢盔,手持齐腰长棍,肩挎冲锋枪,不断捡砖头向前边和左右投掷。一些年轻人为躲避砖头袭击,踩着我的自行车跳上了约两人高的房顶。我吓得一叫,他们把我也拉上去了。房上的人把屋顶的砖头扔在地上以作武器。过了一会儿,不知何故军人又朝后撤,群众又朝前冲去。我也下了房顶,推起自行车朝西去。走到民族饭店东侧,向西冲的群众已冲得很远。我思忖着继续朝西走肯定走不通,可是又不知怎么才能回校。索性又把自行车停在这儿,自己躲在一个门洞里,后来又走到聚集了许多人的民族饭店门口。

忽然,前边的人又一次朝后涌来,只听得远处象炒豆子样响起砰砰乓乓的枪声。有人从前边跑来大喊:“开枪了!开枪了!”人们纷纷问:“是不是橡皮子弹?”退下来的人愤怒地大叫:“前边已打死几十人,还说是橡皮子弹?”群众顿时感到十分恐慌。正在这时,前边抬下两个被枪打伤的人,大家纷纷拥上去帮忙抬往民族饭店门里。又有两名军人被围打着过来,拥挤中看不真切,好像被人抬着,有学生护送。激怒的群众却潮水一般涌上去揍他。从里边挤出来的一学生说,恐怕要被打死了。这位学生因挨得近,身上沾了很多血。我们都心急如焚:这样子军人与群众对峙、互打可怎么得了。可是谁也无法阻止已处于狂怒中的群众。

枪声愈来愈近了。在马路中间成千的群众迅速后撤,躲进长安街两边的小巷中。一会儿,军队开来了。前边是黑压压的几百防暴警察,皆头戴钢盔,端着或挎着冲锋枪,手持黄色棍子。我们这没有跑的学生和市民就站在民族饭店门口观看。不一会儿,灯全黑了,只有饭店附近的路灯仍亮着。仗着饭店里住外国人,估计不会朝这个方向开枪,我们这些人壮着胆子站在这儿。有人高喊:“杀人凶手!”立刻招来砖头和朝天或地放射的子弹。子弹迸在水泥地上溅出绿色的火花。没有人再敢喊,大家只是默不作声地看着。

防暴警察过后,便是庞大的装甲车、运兵车和长长的用帆布蒙上的车辆,共分四列向前推进。装甲车周围是实枪荷弹的士兵,跟着装甲车向前,犹如在战场上一样。有的人低声咕哝:“老山前线挪到长安街上来了!”有两辆装甲车上挂着红布横幅:“热爱青年学生!”“向首都人民致敬!”招来一阵低低的嘘声。这是宣传车,喇叭里喊着:“你们赶快回家去!”群众中有人喊:“你们快滚出北京吧!”立刻被周围人制止,实在太危险了。

后来,我还跑到马路边的栏杆那儿,就近观看。旁边还有十几人,大家均屏住呼吸,默不作声。我旁边有个女孩子看来和我不相上下,她和她的男朋友在一起。我们在那种危险的时刻彼此有一种患难与共的感觉。我们三人决定一起走以互相壮胆。她邀我住她家去。这时军车和士兵已过了一个多小时,仍似无穷无尽。我们决定不再呆在这危险的区域,于是走进民族饭店东侧的一个小巷子中。忽然听得后边一片声喊:“让开!让开!”一看,只见一辆平板车疾驶而来,旁边有人跟着跑,一片忙乱。车上躺着中弹群众,有人帮其捂着伤口,急急而去。惊魂甫定,又是一片“让开!让开!”的喊声,又有伤员通过。那位男朋友是医学院学生,他说:“前边有个邮电医院,我们快去!也许能帮点忙。”穿了好多小巷子后,终于来到这所医院。许多人围在这里,自动组成的学生纠察队拦住众人不让进去,并拉出一条通道,供送伤员的人进入。

那位男朋友先进去了,小曾(即新结识的这位女友)随后也想办法进去了。我一个人留在外边,帮着维持秩序。只见送伤员的人流不断,急急忙忙一个,急急忙忙又一个,令人心悬到嗓子眼。伤员有的用救护车或其他汽车送来,有的用平板车或自行车送来,有的用椅子抬,有的则肩背人扶而来,平均每分钟一个。医院门前的水泥地上已汪了一滩血,很多人身上也都沾着鲜血。一个女学生哭着恳求纠察队员让她进去,说她男朋友背上中了一弹,被送到了这家医院,被守门的纠察队员拒绝。因为抢救伤员要紧,别人一律不准进。正在这时,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走出来,拉住我说:“同学你跟我来!”我吃了一惊,急忙跟他走进去了,纠察队员未及阻挡。进去以后才发现原来他是小曾的男朋友,成了医生助手,令我一时没认出来。

在医院里,见到小曾,她说她已看了许多伤员,实在惨不忍睹。我问有没有被打死的,她说单是一楼已有九个死亡者,就在走廊拐弯尽头。我没有听她不让我去的劝告,走到停尸体的地方。只见刚刚被打死的人都躺在地上,身上罩着白布。有一个摄影记者、两位医生及另外两、三个人在旁,并悄悄议论著。记者说,他一定要让他的摄影机记录下这幕惨案,今后好让世人目睹真相。

我请人揭开死者身上的白布,拿起尸体身上放着的身份证或记录姓名等情况的纸片,一一抄录下来:

刘建国,男,35岁,西城区横二条50号。

富尔克,男,19岁,中央民族学院88级预科生。

吴国锋,男,中国人民大学工经86级,学生证号:6070115。

顾丽芬,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86级。

刘忠,男,19岁,政法大学政治系,上海人。

段昌龙,男,清华化工系。

马凤友,男,工业企业部工人,1962年生,其子马骏飞同死。

许瑞和,男,复员军人。

另有一学生系北京农学院农经系学生。

还有10男1女身份不明(因随身没带身份证)。

…………

每个看到这幕惨景的人莫不愤怒不能语,感到实在惨绝人寰。各个手术室、诊疗室都拥满了伤员,医生、护士们个个忙得团团转。一位刚送到的伤员嘴唇中弹,上唇被掀成两瓣,上牙全无。

我在三楼看到,因伤员太多,病房里和走廊上都躺满了。一位背部中弹的伤员坐在走廊的一把椅子上,两名医生就开始给他作取弹片、缝合手术。从他背上取出一颗弹头,是五四式冲锋枪子弹。他拿在手里观看。应我要求,让我也掂了掂,沉甸甸的。他说要永远保留着作为纪念。

回到一楼,见那位在医院门口痛不欲生的女学生已经获准进来,并且找到了她的男朋友。她的男友背上中了一颗机枪子弹,很长,把他的背脊穿了两个洞,有拇指粗细,血流如注。医生止不住血,只好把针药打在药棉上,用手按住药棉在伤口上堵血。男孩子疼得不断发出撕心裂肺般的惨叫,女学生把脸贴在男孩子头上安慰着他,早已哭不出泪水。我询问了女学生,知道他俩都是清华大学学生,心里更加难过。

一夜就在这样愤怒、惊惧、忧伤的心境中渡过。医院里充满了血腥味,我不得不走到院子里去呼吸一口清新的空气。我走到紧闭的铁门口,站在一张桌子上向外望,只见隔路对过是西城区区委会大门。别人还告诉我,这所邮电医院地处二龙路,附近还有国家教委和北京公安局西城分局等单位。

枪声响了一夜。护送伤员进来的人互相讲述着各自的历险记。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说,与他站的很近的两个人都被打死了。其中一位妇女肠子流了一地,当场毙命。他护送了两名伤员入院,浑身是沾上的鲜血。

这家医院不能做骨科方面的手术。许多伤员需要转到积水潭医院。他们被安置在长椅上或担架上,两人抬起,旁边再有一人举着吊水瓶,就这样匆匆而去。医生说,他们都免不了截肢。有人开了个黑色幽默玩笑:“这下,邓朴方的部下可要增加不少人马了!”

我和小曾互相留下了姓名地址。

6月4日

已是6月4日凌晨,我们最后询问了一遍该医院死亡人数,已是28人!这时是5点15分。

天亮了。我急于离开这里,去看看外边变成什么样了。我们三人于6:40离开了医院,只见医院附近的路上斑斑点点都是血迹。似乎外边很平静,还有一些老头老太太在做早锻炼。经过一个建筑工地,门房老头正在听新闻,只听里边说道:“昨天,北京平息了一场反革命暴乱……军委祝贺……伟大胜利……”云云。我们(连同老头)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走到西单路口,看见三三两两从天安门撤出的学生互相搀扶着,表情漠然地走过,有的还打着旗子。群众中有人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有的上前去安慰他们。他们再也忍不住了,痛哭失声。一个男生说:“我们对不起人民,把天安门广场丢了。”群众呼喊:“你们是好样的!”又有一小队学生过来,流着泪说:刚刚有一小队同学共十一人在六部口被装甲车追撵过来,碾成肉泥了。我闻听这一凶讯,立刻急急往六部口赶去,心里担心着小雪的安危。

一路上,不断有人从东边过来。看见我一个人往东去,都劝我不要去,说那边还在放毒气弹,又有许多装甲车和持枪军人,实在太危险。我不管,仍然东去。走到一建筑工地,坦克又一辆接一辆地自西向东开过来。许多人躲在半截墙后,朝坦克扔砖头。坦克把地上的砖块碾成了粉末,毫不介意地突突开过去了。我提心吊胆、走走停停,总算赶到了六部口。我在路北,碾死人的地方在路南。路中间一片狼藉:砖块、路障、燃烧的车辆、还有装甲车。我壮起胆子飞快穿过马路到了路南。只见尸体横陈,脑浆、鲜血满地。一位死者背朝天趴在自行车上,脸侧着,怒目圆睁,就这样死去。别的更是惨不忍睹。旁边停着四辆装甲车,车上站着持枪的士兵。群众都提心吊胆,一有动静,一哄而逃。我在这儿停留了约10分钟。约7:20左右离开六部口往西走。路上所有店铺都关着门。经过某处,看见几个年轻人正往十几个汽水瓶中灌汽油,每瓶灌上半瓶汽油,用纱布、棉花等塞住,准备用这种自制的燃烧瓶打坦克。

我走回昨晚放自行车的地方——民族饭店东侧(在西单路口已和小曾他俩走散),找到了自己的自行车,即骑车西去。西长安街上处处是路障,已被坦克、装甲车轧扁,撞得东倒西歪;不时可见烧坏的军车和公共汽车;砖石碎块满地;路边楼房的墙上有不少弹孔,把水泥墙打出一个个白洞;地铁站的玻璃被打了许多弹孔,碎裂着。黑烟弥漫,空气中充满刺鼻的气味。路中间有少量人骑车绕路障而行。路边有三三两两的人聚集,议论着昨夜到今天凌晨发生的事情。

骑到木樨地,许多人聚集在那里。路口挡着几辆燃烧的公共汽车,不时发出爆裂声。公汽以西的路上,望不到头地排列着装甲车和运兵车。第一辆装甲车已起火燃烧,有人在点燃其他车辆,大多数人在路边观看。忽然烧着的装甲车发出吱吱怪叫,有学生挥着旗子叫大家后退,说汽油仓要爆炸。大家都遵命向后退去。只听“轰”的一声,一团火球升上天空,宛如氢弹爆炸,之后就没什么危险了。

很快的,又有几辆装甲车被人点燃。有一辆燃着的车里放出两颗黄色烟幕弹。人们看到没有打枪,就有一些人爬上装甲车,揭开盖子,叫里边的军人出来。他们不肯出来,就十几个人一齐将其拽出。一旦有军人下到地面,就有众多人拥上去追打,吓得这些士兵拼命跑,一些人在后追。我们这些在现场的学生见状,都自动站出来高喊:“不要打!不能打!”后来就把这些逃出来的军人集中起来围坐在一起。学生和一些善良的市民围着他们,一面阻止人们动手打人,一面向军人们讲述昨夜发生在长安街的惨案。士兵们惊魂甫定,在悲愤的群众讲述中,低着头。有的说:“真想不到是这样,真是太惨了!”前头几辆车的士兵挨打较多,有的士兵被打得不能动。后边车上的士兵因一出装甲车很快进入“保护圈,”基本未挨打。他们的枪有许多落到群众手里,群众把子弹夹卸掉,我们在场的几位学生叫他们把枪交给我们,然后又转交给军人放到自己的圈子中间。

与军人交谈中了解到,他们是28军,原驻山西,奉令进京,停在延庆县。昨晚进城当中受到堵截,至木樨地便再未能前进。装甲车里则是38军。这两支部队出发前都接受了不准向群众开枪的命令。他们的子弹还都放在子弹箱里不曾打开,带着的枪都是空膛。而作为先头部队于昨夜开进天安门的是27军,87年从老山前线换防下来的一支部队,皆有实战经验,且实枪荷弹。他们属沈阳部队,原驻石家庄。正是他们屠杀了大批北京居民和学生。大家莫不对27军充满愤慨。

军车和装甲车被烧着的越来越多。黑烟滚滚,遮住了天空。这时,军用直升飞机又飞到人们头顶,人们都骂它,连一些军人也指着它骂道:“你他妈的还飞什么飞?”据说被烧着的装甲车有三十四辆。

中午十二点以后,我离开木樨地回校。路上又看到一些被烧坏的车辆。途经中央民院和人民大学时,我向这两校的人报告了他们学校富尔克、吴国锋死在邮电医院的消息。他们皆悲伤万分,立刻忙乱着找车找人,去邮电医院接尸。

我未敢多作停留,骑车回北大。刚至三角地,碰到了小雪,我俩一时惊喜交加。小雪说:她早上五点多就回到了学校。原来我俩失散后,她又返回天安门广场,在清场开始前离开的。她又说:各系都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忙着清点人数。现已报上二百多未归人数,连同我在内,得快到系里去销名。当时我虽一夜未合眼,又从昨晚五点到今天下午一点未曾进食,却毫不感到困饥,仍然处在激动的情绪中。我对小雪说,我得马上去广播站,把我目击的从昨晚到今天上午的情景告诉大家。小雪便陪我到了广播站,她也准备把她目击到的一些情况讲一遍。

我对着话筒,眼前浮现出那一幕幕惨景,它们在我脑海里映现得那么清晰,使我能够详详细细地道来。广播站外站满了静静聆听的人们。我讲了约半小时,到2:15分讲完了,人们爆出热烈的掌声表示对我讲述的感谢。我以人格担保,我讲的句句是实,皆亲眼目睹。

出得28楼,只见小荷夫妇、小慧夫妇、小雪夫妇都等在那儿。小荷和小慧都要拉我去他们家吃饭、休息。我跟小荷夫妇去了。

傍晚回到宿舍,听小雪讲,我们班的洪洋还未回来。3日晚上有同学看见他就在大旗附近,脖子上还套着话筒。后来清场前,也有人在天安门广场上看见他,再以后就没有下落了。我们都感到凶多吉少,心急如焚。

6月5日

次日(6月5日),我和小雪于10点多出发,先去西苑附近的急救中心寻找,这里并没接收到任何伤员。我们到郭杨那里借了一辆自行车,又向城里去找了。

路经木樨地,只见众多烧焦了的汽车和装甲车残骸堆在那儿,依旧冒着黑烟。很多群众在附近观看。未敢久留,我们又去了复兴医院。该院已把死伤名单写在黑板上,挂在墙头上。名单上有名有姓的死者是十九人,另有100多名受伤者,没有洪洋。

又去第二医院。该院离天安门广场很近,有六名死者,其中一名是商学院一姓陈的学生,另有一名是当日上午刚刚被打死的。我们就近辨认一番,没有洪洋;查了伤者名单,也没有。有一位中年人,姓于,也来这里寻找儿子。他的儿子17岁,是17路电车售票员,从3号晚上出来一直未回去。老伴急得两天两夜不吃不睡,他则出来四处寻找,到现在还未找到。

我们三人一起去找北京市急救中心,不敢走长安街,尽穿小巷子,结果竟骑到了前门。往广场望去,排列着满满的汽车和装甲车。军人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枪口对外地立着,令人不寒而栗。经过那儿的人们皆低头急急而过。小雪的车牌掉了,正去检,就有军人用喇叭高喊:“不许停留!”吓得我们赶快推车而去。

发现走错了路,我们三人从大栅栏绕回,终于找到了北京市急救中心。这里大门紧闭,玻璃门外站了许多寻人者。但门里的老太太不让任何人进。后来经说明情况,又从门缝递上一张要寻找的人名单(又加上了一位清华的,共找三人),有一医生出来,特许我进去了。先到外科,查了厚厚的伤亡者名单,没有;又到内科,又是一本名册,也无。医生不让去太平间辨认,只好作罢。

我和小雪最后去了友谊医院。在麻醉科查了名单,也没有。医生们劝我俩赶快回去,说很快要戒严,路上怕有危险。当时已经三点钟左右,我们急忙往回骑,到校已是四点半。

北大南门外已贴上挽联:“夜半枪声惊醒华夏,烈士英魂昭告中华”。门楣上挂起巨幅黑纱,旁边的松树上缀满白花。

这是一段历史公案,是非自有后人评说。生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人们现在不得不按照统一口径说话。事实成了谣言,谣言反成了真理。事实虽然暂时被迫沉默,总有一天它会为屈死的魂灵说话。

记于2004年6月7日至6月21日

责任编辑: 东方白  来源:博客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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