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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生育,日本韩国新加坡为何都失败了

最近,中国出台了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那么,三孩政策以及配套支持措施,会带来哪些影响?国际上在生育政策调整方面有哪些值得借鉴的案例?

就此,不妨回顾一下中国的近邻日本、韩国、新加坡在鼓励生育方面的案例。从中,或许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日本年轻人"躺平"多年,生育率持续走低

所谓"鼓励生育失败",是指鼓励生育之后也没能显著提高生育率,甚至生育率还下降了。

二次大战结束初期,日本战败的海外军人被遣送回国,家人团聚,致使结婚率上升。

1946年至1948年,日本出现了"婴儿潮",总和生育率超过4.0。日本国土狭小,人口稠密,自然资源贫乏,于是,从1948年开始,日本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抑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一是通过《优生保护法》规定,妇女出于健康和经济等原因可以提出堕胎申请。这将堕胎合法化。二是成立了日本家族计划协会,这个协会的最大工作就是派发避孕套。三是废除家庭补贴与孩子抚养补贴,理由是如果贫民没有了家庭补贴与孩子抚养补贴,就不会再想多生孩子了。

随着抑制人口增长政策的实施,日本生育率迅速下降。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日本生育率已降至2.1的更替水平,之后一直到1975年,日本生育率都在更替水平上下波动,没有明显的变化。1975年以后,日本生育率缓慢下降。直到1989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创下1.57新低时,才引起了日本政府和民众的极大关注。

从那个时候开始,日本政府出台了多项措施鼓励生育。例如,1995年,日本出台了旨在扶助职业女性养育孩子的"天使计划"。然而,鼓励生育未能扭转日本生育率下降的势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从1995年至今一直低于1.5,2005年总和生育率降到1.26的最低点,随后缓慢回升。近年来,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徘徊在1.4左右。

2020年日本的出生人口为84.8万人,与2019年相比减少了1.7万人,这是日本从1899年有该项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已经达到29%,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升高,养老金支付压力越来越大。为了应对养老金支付压力,日本一再延迟退休年龄。

日本鼓励生育之所以效果不明显,至少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鼓励生育的力度远远不够。根据经合组织数据,2017年日本家庭福利开支仅占 GDP的1.79%,而法国、瑞典等生育率较高的欧洲国家的家庭福利开支均占 GDP的3.4%以上。

二是近几十年来,日本结婚率不断下降。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1970年日本结婚率为10‰,1995年下降到6.4‰,2017年下降到4.9‰。日本厚生劳动省"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2017年4月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男性"终身未婚率"(到50岁都未结婚的人口比例)在2015年为23.37%,女性为14.06%。该数据比上次2010年调查时上升超过3个百分点,刷新最高纪录。

近30年来,日本经济增长极为缓慢,年轻人职业前景黯淡,他们既没有努力工作的动力,也没有追求婚姻伴侣的动力。

最近,网络上流行一个词叫"躺平",其实数十年来,日本许多年轻人早就"躺平"了,他们不婚不育,使得日本的生育率持续走低。

韩国人口进入负增长

韩国的人口密度相当于中国的三倍多,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一度高达6.0。在这种人口压力下,韩国从1962年开始推行计划生育。随着韩国在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经济的起飞,韩国的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990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降到了1.59。

在上世纪90年代前半叶,韩国出现了是否应该继续实行人口控制的争论。韩国政府于1996年批准了人口政策的改变,取消了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防止生育水平进一步下降。

然而,政策调整后,韩国的总和生育率没有回升,反而进一步下降到2003-2004年的1.2。极低的生育率引起了韩国政府的极大忧虑,其不得不于2005年5月通过并实施了《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基本法》,成立由总统亲自担任主席的"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委员会",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

但鼓励生育的政策未能扭转韩国生育率不断下滑的趋势。根据韩国统计局的数据,韩国总和生育率在2018年降到0.98,2019年降到0.92,2020年进一步降到0.84,连续三年低于1。2020年,韩国人口进入负增长。韩国生育率如此之低,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韩国人口过度聚集导致房价高企。韩国人口约5200万,首尔都市圈(由首尔市、仁川市、京畿道组成)的人口接近2600万,这意味着约有一半的韩国人挤在首尔都市圈里生活。人口的过度聚集导致首尔房价不断上涨。

据韩国《朝鲜日报》2021年1月12日报道,文在寅政府上台后,首尔房价4年内上升了89.7%。在全球522个调查对象城市中,首尔市中心房价仅次于中国香港,居全球第二,超过纽约、伦敦等世界主要城市的房价。高房价是生育率的一大杀手。

二是韩国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过于苛刻,女性需要为生育付出很高的代价。例如,许多韩国公司不愿雇用当了母亲的女性,认为她们无法在家庭与工作中取得平衡。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韩国职场女性选择不婚不育。近几十年来,韩国结婚率不断下降。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1970年韩国结婚率为9.2‰,1995年下降到8.7‰,2017年下降到5.2‰。

三是韩国人的工作时间过长。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2016年韩国劳动者年平均工作时间为2068小时,而英国为1541小时,法国为1522小时,瑞典为1478小时,挪威为1394小时。工作时间过长,不可避免会减少育儿时间。

新加坡的华裔生育率比马来裔更低

新加坡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自然资源极度匮乏。1960年代,新加坡总和生育率一度高达5.4,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政府从1970年代开始推出节育政策。

在节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效应下,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从1971年的3.0快速下降到1985年的1.61。到1986年,在新加坡认识到生育率的持续走低已经成为严重问题后,李光耀政府决定停止节育并立即转为鼓励生育。1987年,新加坡提出鼓励生育的口号是"如果能养得起,就生三个或更多"。

虽然新加坡不断加大鼓励生育的力度,但总和生育率依然在下降,1995年降到1.71,到2002年之后则一直低于1.4,近年则一直徘徊在1.1至1.3之间的低水平。

2018年和2019年,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都是1.14,2020年下降到1.1,是该国的历史最低水平。

新加坡鼓励生育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发放育儿补贴。2020年10月,新加坡政府又推出新的生育奖励,在现有福利基础上再额外提供一次性的生育补贴。凡是在2020年10月1日至2022年9月30日出生,符合条件的新加坡籍新生儿,可获得政府3000新币(1新币约合人民币4.8元)一次性补贴。

此外,新加坡的鼓励生育措施还包括:成立专门的社会发展署,给未婚的年轻人做媒;给生育三个或以上的家庭提供税收补助;大家庭可以有优先选校、选组屋的权利;28岁前能生育第二胎的,可以享有2万新币的补贴。

虽然新加坡鼓励生育的力度较大,但同时新加坡的生活成本也极高。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发布的《2018年度全球生活成本报告》显示,新加坡连续5年被评为全世界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

并且,由于新加坡人口中超过70%是华裔,普遍接受精英教育模式,在教育方面支出巨大,加重了养育孩子的经济负担,导致新加坡华裔生育率比其他族群更低。例如,2018年,新加坡总和生育率为1.14,其中华裔0.98,印度裔1.0,马来裔1.85。

日、韩、新三国鼓励生育失败的共同特点

日、韩、新三国鼓励生育之所以失败,有以下一些共同的原因:

第一,在东亚的文化氛围里,生育更多意味着女性的奉献和牺牲,而男性较少参与育儿。已婚已育的女性在就业市场中容易受到歧视。许多女性为了职业发展而被迫选择少生或不生孩子。

第二,东亚国家的工作时间过长。日本人向来以"工作狂"闻名于世,韩国人的工作时长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也居于前列。新加坡不是经合组织成员国,但据新加坡人力资源局发布的数据,2017年新加坡员工平均每周工作45.1小时,超过了日本和韩国。工作时间过长,也一定程度影响了这些国家民众的生育意愿。

第三,在东方国家中,未婚母亲和私生子往往被社会歧视,因此,非婚生子女的比例很低。而在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生儿育女的形式已在近30年发生剧变,结婚生子的传统模式,不再是绝对主流,这些国家有很多经济独立的女性不想受婚姻束缚,却想有自己的孩子。近年来,法国和北欧国家的非婚生子女比例已超过新生儿的一半。

回顾日、韩、新三国的人口政策历程,这三国都经历了从节制生育向鼓励生育的转变过程。

这三个国家鼓励生育失败的教训,有以下几点启示:要提高生育率,一是要消除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保障女性公平就业的权利。二是要适当缩短工作时间。

当前,中国正处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的重大战略机遇期,立足国情,遵循规律,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能够最大限度发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积极应对生育水平持续走低的风险。

上述三国在生育政策方面的成败得失,对中国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和相关配套支持措施,或许有某些可供作为前车之鉴的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 夏雨荷   来源:ZAKER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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