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苏晓康的说法，跟中共的博弈本来要赢的，最后却输掉了，似乎是抗议者没做对。首先当时真有可能赢吗？我不这样看。当然历史不排除有极偶然的可能性，如果最高当权者做出转变决定，在博弈中认输或让步。但在当时中国具备这样的当权者吗？博弈的另一方是邓小平和他背后的中共专制集团，是决不可能让步的。也许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下，他们在文革劫后余生的心态，加上在世界环境中希望得到的，以及共产党自我标榜的代表人民等教条，让他们一时斩不断理还乱，导致犹豫，没有立刻痛下杀手，并不说明他们有可能放弃共产党专制，实行民主。这一点从事后总结的六四教训——"铲除萌芽"，表达得再清楚不过。
也许苏是期待赵紫阳的改革派用逼宫方式让老人退位和认输。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时抛出邓小平，当时感觉这种意图非常明显，就是把邓小平推出来，让他受到民众压力。尽管赵后来一再否认，但我当时在电视上亲眼看赵那种眼神、表情，假如对人心有了解，应该很清楚。赵此举激怒邓小平是肯定的，邓能立刻废掉赵，说明了赵根本不是对手。何况还有邓背后的专制集团。说抗议者一方不断升级，更主要的是镇压和反制不断升级导致的。这不是抗议者一方自我控制就能万事大吉。不断升级本身就说明了不可能得到这样的结果。权力在当权者手中，军队警察都由他们掌握，即使真能理想地和平解决，也一定会有秋后算账，把形式上的允诺再度剥夺，就像邓小平当年支持利用完西单民主墙后，就封掉民主墙，把代表人物逐一解决一样。
假定学生采取明智措施，是否能得到好一点的结局？这一点我同意，共产党也会愿意，因为就没必要制造震惊世界的杀人场面。即使后面秋后算账仍会发生，还是比开枪和屠城要好——只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好。不过怎么可能要求抗议者一方能在适当时刻做出恰到好处的决定，又能有策略地掌握互动节奏和方向呢？不可能要求群众做到这一点，因为群众不是有组织的，处于竞争的比赛，就像香港勇武派不断往前冲，只要不割席，其他人也会被带着走。即使某些勇武派的先锋认为够了，更勇武的又会冲到更前。因为每人都想在聚光灯下把自己放进历史篇章中，而不是跟在别人后面被阴影掩盖。
当时的天安门，哪个广场领导者提出理性建议，基本就被喝倒彩，更激进的人就会抢走话语权，成为新的领导者。北京学生当时如果撤，外地学生一定顶上来，因为他们一直被北京学生压在边缘，自己成为主角的机会就是不能跟着北京学生撤。而北京学生不想让出主角，就得继续坚守。
所以苏晓康所说的可能赢不存在，更不是被抗议一方搞砸了。对这样的结果的确应该反思，只是不是反思具体的做法，最该做的反思是民主运动应该用怎样的方式，进行怎样的组织？能不能把非理性的广场效应——即民众、精英和媒体相互促进赛跑极端变成有节制、有理性、有整体战略部署，能形成统一行动又不是单中心自上而下的模式，其实这才应该是根本的反思所在，而不是要求各自为政的乌合之众能形成一致的理性判断和协调行动，能做得到"见好就收"。这本来就是不可能做到的，就不该指望。
不该要求民众和学生做这种反思。反思是知识分子的职责，如何能让群众运动变成民主运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其实一直没有解决，也没有反思清楚。群众运动不等于民主运动。共产党一直在发动各种各样的群众运动，文革也是毛泽东发动的群众运动，跟民主没关系。民主运动除了有"民"，一定还有"主"。这个主如何形成才是关键。它不能是一个背后之主的操纵；不能是少数人控制；不能被媒体和意见领袖煽动诱导；"民"之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参与"主"，而不是只作为叠加的数字，又不能是各执己见互不服气的杂烩。那都不是真正的民主。不是民主运动的群众运动，除了达不到民主的目标，更可能走向反面，或者被权力利用和操纵，或者最终沦为暴民。
历史上无组织的群众往往用暴民方式反抗暴政，不乏正义诉求，却得不到正义结果，与暴政循环，成为破坏性力量。现代信息技术有了操纵和利用群众的手段，领袖与民粹的联手频频出现，本质是暴政与暴民合为一体。那种前景将更令人恐怖。要防范那样的未来，更需要为群众运动找到合适的民主方式。在我看，这才是我们最该反思之处，且应该是知识分子的职责。
在这方面，中国知识分子显然做的非常不够。本来上世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引导作用很大，可基本只是照搬西方观念和教条，对如何用于中国的实际思考很少。六四后如果说学生没反思，不值得责怪，连老师都没有好好反思，又能要求学生什么？六四之前没做好还可以归咎文革封闭，开放后涌入的新思想只能食洋不化。那么六四后呢？至今多年过去又思考出了什么？今天苏晓康发出一个初级质疑，还会有突破效果，岂非最说明没做什么吗？目前状况，再来一次八九是否能做得更好？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三十年后的香港轨迹和八九轨迹之相似，是不是也在证明反思的缺乏和思想的失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