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 > 人物 > 正文

顾顺章投诚后惊人爆料:中共总书记强奸女下级 霸占下级老婆

作者:
1933年,顾顺章在国民党印发的《转变》杂志上发表《告中共青年书》,揭露了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强奸下级女同志,侵占下级同志的老婆(廖任先的老婆周招英,上海怡和纱厂女工出身,出事地点在上海爱文义路戈登路口朱老板家里)。同时更拿党的经费去讨姨太太(与向忠发同时被捕,是浙江宁波女子,是人家姨太太出身),供给他个人不正当的挥霍”。他说:“革命是何等神圣的事业,革命党又是何等光明的组织,而自命不凡的共产党中领袖们,不料竟有这些黑暗可耻的事情发生,怎不令人失望?怎不令人灰心?这些事情,都是我去参加解决,并不是耳闻。”

由屠杀改为劝降

自1927年以后,国民党对共产党人一直采取屠杀政策,并制定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这个严酷的法律是白色恐怖的体现,但并没有达到彻底消灭共产党和进步力量的作用,反而激起了更大的反抗。顾顺章对此有亲身感受,他劝说陈立夫和徐恩曾:对共产党人不要采取杀害的愚蠢做法,而要做说服转变工作,让他们脱离共产党,或叛变自首,被培养为“细胞”,潜伏在共产党内,帮助国民党破获共产党机关和组织。

顾顺章建议:发现中共嫌疑对象,并不马上逮捕,而是将他定为“说服对象”,派特务秘密到他家,或者将其带到偏僻的茶馆和清静的马路边,先问生活、工作情况,再试探他对共产党的看法和态度。开始对方不会承认,特务就威逼利诱说:“你有妻儿老小,全家靠你养活。你参加反动组织,扰乱社会治安,万一被捕,你的家庭不也要受到牵连吗?我们为了挽救你,希望你早点向政府自首,这样既可以保证你的前途,又可以保证你的家庭安全。何去何从,你要三思。”这样做的效果非常明显。因为“说服对象”多是基层党员,他们有职业、有家庭,害怕失业。这样的谈话,他们一般不会向上级组织汇报,怕受到怀疑,被断绝组织关系,更不敢逃跑(因有家庭拖累)。所以,多数人在经过两三次谈话后,就办理了秘密自首手续。然后又被派回到中共组织,成为隐藏在中共内部的“细胞”。

对于被捕的共产党人,顾顺章指出:“审讯政治犯,若用严刑拷打的方法,绝对不能解决。应以谈话的方法,探求其口供。”其方法是:

A、要审查对方的一切:1.须明了其等级,高级领袖,中级干部,抑是下级干部。2.须知道他的知识、程度及家庭情形。3.须知道他的态度及性格。

B、谈话时态度要诚恳,并且要内行,问其思想、路线及所知机关等。

C、有时安慰之,有时欺骗之,或真或伪,不能给他知道自己的本来面目。兹举数点:1.你不要害怕,不会捕到即枪毙的。2.假使派你担任工作,你会怎么样呢?3.我以前同你一样的,你不知道吗?

对嫌疑犯的谈话,要注意需要,以博其同情而得到口供。如问:1.你要带信回家吗?我给你带去。2.你要被单、席子和衣服吗?3.你知道牢内的一切规则吗?

什么样的对象可以促使其叛变呢?顾顺章指出:最重要的是观察他的思想及日常生活嗜好。例如:

“一个人的一切一切,全以自私自利做根据,只求保守自己,不愿多管闲事。对于社会上不公平的事,毫不关心,甚至连批评都不批评。这种人没有一点丈夫气概,不独不能充当革命战线上的战士,连一个忠实的朋友都不够资格。因为在你有患难时,他不但不来帮忙你,反要投井下石。”

“口里不断地喊着平民化,而他的日常生活完全是贵族化,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内心中仍然充满着升官发财的思想。”

“口里尽管喊着廉洁奉公,不要做贪官污吏,但他嗜好打牌,狎妓,和姨太太一起去玩游艺场,这种人事实上一定不会廉洁的。”

顾顺章说的这些人是有所指的,在上海中央机关,确实有些人作风不正。这些人多数是共产国际任命的领导人,他们没经历过1927-1931年的严酷斗争,唱着国际路线的高调,拿着国际经费,在租界过着优裕的生活。一旦被捕,最先反水的往往是这些人。

高级干部的腐败导致组织破坏

通过“自首政策”,国民党特务运用恩威并施、软硬兼施的策略,特别是对中共负责人进行瓦解和劝降,达到消灭党组织的目的。1931年7月,国民党破获上海中共中央宣传部和《红旗日报》机关,中共中央委员罗绮园、杨匏安等16人被捕。起因是罗绮园生活腐化导致的桃色案件。

罗绮园,广东番禺人,1922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广东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1924年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大批农运干部。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担任农军总指挥。起义失败后,罗绮园又到上海工作。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罗绮园有光荣的奋斗史,但是他生性风流,在此期间,他借“住机关”之便,强迫同志的妻子陈小妹与他同居。陈小妹不愿意,向丈夫胡某诉苦,胡某本来对领导上这种做法非常忿恨,忍无可忍之下,胡某去向国民党特务机关举报。徐恩曾回忆:“在一天的早晨,胡君引导我们到马斯南路(今思南路)一幢很华丽的巨宅中,把他的爱妻接出来,并把罗绮园捕到。

说来非常不幸,罗绮园被捕后,杨正巧来到机关,因此一同被捕。罗绮园被捕后,很快投诚,供出了宣传部的机关和其他人。大革命国共合作期间,杨匏安知名度很高,蒋介石又知道他受过共产党的处分,便实施劝降。杨匏安坚决不降,1931年8月被杀。罗绮园虽然投诚,但其价值有限,也被国民党当局枪毙。获悉罗绮园叛变的消息后,1931年8月28日,中共中央通过《中央关于叛徒罗绮园、廖划平、潘问友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罗绮园等人的党籍。

由于机关不断被破坏,反水者日益增多,周恩来、王明等人在1931年底离开上海。1933年临时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博古离开上海前,把工作交代给李竹声。李竹声(1903—1973),安徽寿县人。1925年加入中共,1926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是王明宗派骨干之一。1931年回国后升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离开上海前,指定李为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书记。

李竹声心胸狭隘,动辄打击异己,在党内影响很坏。张国焘夫人杨子烈当时住机关,她回忆:“瞿秋白到苏区后,常常托交通同志带信给杨之华。有一天李竹声和黄文杰在新闸路我的住处开会,李竹声对黄文杰说:‘你看瞿秋白这个家伙,又给他老婆捎信来了。差不多交通同志来上海,每次都有她的信,真讨厌!这次不要把信转交给她。’我默默地坐在旁边,未敢插言,只感到阵阵心寒。秋白走了,之华照例搬家。李竹声派一个男同志跟之华同住,晚上他要和之华同睡一床,气得之华抱着被褥睡在地板上。当时谁敢反抗这种可耻的措施,马上就不给生活费!这就是当时在上海的所谓‘二十八个半’对待同志的残忍手段。”

1934年6月26日,由于线人告密,李竹声在公共租界马立斯新村中央机关开会时,和与会的负责人一同被捕。特务们顺藤摸瓜,共破获上海中央局及江苏省委机关13处、逮捕18人,缴获大量文件。李竹声被捕后,国民党特务向他劝降,但在理论上辩不过李。徐恩曾命令将李竹声押往南京中统总部,改由训练科的特务出面劝降,李竹声终于动摇投诚,供出了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长盛忠亮的住址。

盛忠亮,又名盛岳,1925年五卅运动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学生运动。1926年底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加入“二十八个半”。盛精通马列主义理论,外语能力强,受到米夫重用。1932年底回国,未经选举被博古等推举为中央委员,任中央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长,1934年6月李竹声被捕后,接任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

李竹声的反水,导致盛于1934年10月4日在上海法租界被捕。盛忠亮被捕后,受审时一言不发,大有坚贞不屈的架势。国民党特务请教线人,终于找到盛忠亮的唯一弱点:他对女友秦曼云(1908—2001,担任中央局机要通讯工作,与李竹声同时被捕后成为叛徒)言听计从。徐恩曾命令将秦曼云从南京解往上海,经过秦的劝说,盛忠亮终于投诚。盛忠亮被捕同时,国民党还破获了中共在上海的两部电台,导致上海与中央苏区的电信联系中断。

杨子烈亲身经历了这段厄运时期。她回忆:“1932至1933年,上海共产党的机构大遭破坏。地下工作人员被捕者日众。前几年国民党凡捉到共产党,不管三七二十一,有杀无赦。杀了这么多年,共产党还是杀不完,而且共产党还有了游击队。大概当道者仔细想想也不是办法,现在忽然改变了政策,捉住共产党,不但不杀,而改用怀柔优待政策,使之为国民党工作,以毒攻毒。他们用连环跟梢办法,破获了上海共产党中央分局的机构。中央分局书记李竹声第一个被捕,这自然使人吃惊!代理书记盛忠亮,不数月又被捕。黄文杰继任代理,不久又被捉去。差不多不到半年,捉去了三个中央分局书记,上海党的大小机构几乎被破坏殆尽。”

“反省院”和“转变”政策

随着被捕的共产党员越来越多,国民党和中统对共产党员的“转变”政策也上升到制度化、规范化的程度。国民党在南京和苏州等地建立了“反省院”,直属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当时最重要的“反省院”一是南京晓庄的“首都反省院”,一是苏州“反省院”,位于苏州盘门内铜元局前苏纶纺织厂职工子弟小学校址内。

反省院所拘押的人员大约可分为三类:一为背叛中共不彻底的人,二为坚决不承认自己共产党员身份的人,三为托派分子、脱党分子以及其他思想左倾者。

反省院对送进来的“反省人”进行政治思想训练,形式有学习、上课、训话等。“学习”就是发给“反省人”一些国民党理论书籍和反共文章,如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让“反省人”自己学习,写出读书笔记、思想汇报。“上课”就是由担任训育员的特务讲。“训话”就是聘请国民党要人、名流学者讲话。陈立夫亲自到一些反省院训话,企图对“反省人”施加影响。凡听课听讲的人,必须写听讲笔记、反省笔记,送交训育员审阅,此外,训育员还经常找一些人进行个别谈话。

反省院规定:对“反省人”的“转变”工作以半年为一期,到期举行考试。试题多为“对共产党的认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比较”、“对苏联的认识如何”、“中苏关系怎样”之类,考试不及格要留级,继续反省半年,如果再次考试再不及格,就要严厉惩罚。反省院的训育员常常威胁说:“如果三期不及格者,便要枪毙!”以此造成“反省人”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促使他们自首。

在劝降、软化的同时,特务也使用严刑拷打,达到软硬兼施的效果。尽管这些手段残忍毒辣,有些共产党员并不屈服。有人宁肯留级,也不写悔过书,不写反共声明。当然也有部分人经不住考验,自首反省,投诚反水。多数人虽然没公开叛变自首,但也没有激烈反抗,有的也应付差事,说些软话,争取早日出去。

这个制度推行到许多地区。1932年8月,广东军阀陈济棠派警卫旅到海南岛“围剿”红军。琼崖红军被警卫旅剿灭,红军中有个女子军特务连,庞琼花、冯增敏、王时香等连排干部8人被警备旅俘虏。根据国民党编写的《琼崖剿匪记》的记载,这几个女红军被捕后,先关在当地警察所,“旅长均许改过自新”。警卫旅调离琼崖前,就如何处置女子军连干部问题请示陈济棠。陈济棠1933年9月7日指示“施以感化处分”。1934年,八位女子军干部被转至广州国民特别感化院。

特别感化院位于广州河南,亦称南石头监狱。1927年“四一二”事件后,大批共产党人和亲共人士被关押在此,著名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都是在这里被处决的。1933年改为感化院后,女子军干部被送到这里。除了进行政治训导外,她们在感化院里种菜、到作坊做手工劳动。为了体现感化效果,还给她们拍集体照。1933年上海杂志《良友》第74期发表了一张照片,题为“在琼崖捕获之红军女子模范军先锋队队长庞琼花与全体队员合影”。庞琼花与王时香、冯曾敏等剪了统一的披肩短发,穿着统一的半袖广东传统白色女装。还有一张合影,是《琼崖剿匪记》书中刊登的,这张照片上,8人穿的是统一的黑色短袖夏装,头发也统一剪的短发。

国民党对共产党推行的自首反省政策,导致一些共产党高级干部的投诚,直接导致上海等大城市中共组织的破坏。

但是也要指出,国民党的感化政策,确实让许多共产党员免遭屠杀。1937年“七七事变”后,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新局面。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到南京、庐山、上海等地与国民党当局谈判,要求释放全部关押的政治犯。南京、苏州等地反省院中关押的共产党员陆续出狱,共计有一千余人。他们出狱后,多数去了延安。

顾顺章之死

顾顺章投奔中统后,徐恩曾对他抱有很大期望。徐回忆:“顾顺章是上海机器工人出身,曾在莫斯科受过严格的特务训练,加上他在这一方面的天才,聪明、机警和技巧都是高人一等,因此造成了他的特务工作的卓越才能。”但是徐也说顾“为人阴狠毒辣,死在他手下的同志不知凡几,同党的人将他比作饿了要吃人,饱了要打架的豺狼,人人都畏惧他。当我和他相处较久之后,发现他有强烈的领导欲,享受欲和杀人狂也是他的特性之一,对安分守己的正常生活,逐步显露不满”。

起初,顾顺章还想在国民党中显示他的能力。徐恩曾说:“顾顺章转变之后,我们在全国各地与共产党作地下战斗的战绩,突然辉煌起来,案件进行也不像从前那样棘手,尤其破获南京、上海、杭州、苏州、天津、北平、汉口等大城市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案件是和他取得联系的结果,由于他在共产党内部的历史和地位,使他对共产党的上中级人事具有极广泛的了解,各地共产党的指挥机构中,更不少是他的旧部,他好像一部活动的字典,我们每逢发生疑难之处,只要请助于他,无不迎刃而解,本来是无法判罪或情节轻微的案件,经过他的指证之后,立刻可以定谳或重要性突然增加了。同时,从这些破案中,又获得了向上追溯的机会,于是又扩大再破获。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连续破获,使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的地下组织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受创严重的地区,竟至无法恢复组织。”

但是不久,顾顺章就失望了。顾顺章想自己组建一个新党,并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建立了关系。这些举动被国民党方面察觉了。徐恩曾认为顾是个危险人物,不除掉总是不放心。他说:“我派在他手下做事的一位工作人员(也是共产党转变过来的)向我报告,他有实行暗杀计划后,逃亡江西赤区的准备,于是我们对他的最后一点希望也只好放弃了。我前后经办和他同等重要地位的共产党分子的自新转变案件,不下五六十起,顾顺章是唯一的转变后又想回到敌人怀里的一个。”1935年6月,蒋介石以通共的罪名,下令将顾顺章杀掉。顾顺章这个中共党史上的传奇人物,死时年仅32岁。

责任编辑: 东方白  来源:世纪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本文网址:https://www.aboluowang.com/2021/0627/161157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