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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顺章投诚后惊人爆料:中共总书记强奸女下级 霸占下级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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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顾顺章在国民党印发的《转变》杂志上发表《告中共青年书》,揭露了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强奸下级女同志,侵占下级同志的老婆(廖任先的老婆周招英,上海怡和纱厂女工出身,出事地点在上海爱文义路戈登路口朱老板家里)。同时更拿党的经费去讨姨太太(与向忠发同时被捕,是浙江宁波女子,是人家姨太太出身),供给他个人不正当的挥霍”。他说:“革命是何等神圣的事业,革命党又是何等光明的组织,而自命不凡的共产党中领袖们,不料竟有这些黑暗可耻的事情发生,怎不令人失望?怎不令人灰心?这些事情,都是我去参加解决,并不是耳闻。”

顾顺章曾为保卫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不惜个人安危,但是中央的内幕让他伤心失望。这些都是共产国际操控中共造成的后果。向忠发是共产国际挑选的总书记,被米夫捧上台的王明、博古都是留苏归来的青年书生,六届四中全会后也位居顾顺章之上。作为老资格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当然心里不平衡。所以,被捕之后选择投诚,是有原因的。而当他投诚之后,更是通过各种手段对中共进行破坏。

1931年12月2日,申报刊发顾顺章缉拿周恩来等人的悬赏启事

钱壮飞挽救上海中央机关

1931年3月,为了加强鄂豫皖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派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和沈泽民、陈昌浩从上海去大别山。因为张国焘在党内的重要地位,中央特派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亲自护送。张国焘回忆:“顾顺章为我服务,十分卖力。他决定亲自护送我到汉口,沈泽民的行程则由他的助手料理。他告诉我,有一艘来往沪汉之间的野鸡船,与他有密切关系,这艘船将于3月底开赴汉口。他要我坐那艘船,他自己则先赶到汉口物色人员护送我去黄安。”

顾顺章把护送的细节都布置得很妥帖。张国焘回忆他的秘密之旅:“4月1日凌晨,我扮成普通商人,顾顺章的助手扮成我的伙计。街车司机虽与我互不相识,却也是一个同志。我们在夜深人静时直驶杨树浦码头,到达码头时,曾有一巡捕来查问。我的伙计下车应付了几句,便通过了。此外并没遇着甚么阻挠。到达船上水手舱中时,陈昌浩已先我在那里,也是扮成我的伙计,摆出一副侍候老板的神气,为我多方张罗照料,我们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上海。”

“4日下午,我们的船快要到汉口了。顾顺章嘱咐船主要在下午六时后靠码头。因为顾顺章认为六点多钟是暗探们用膳的时间,那时登岸危险性可能少些。果然,这艘船马上减低了速度,直到六时过后才停泊好。我和陈昌浩各提着简单的行李,走出码头的时候,天已近黄昏。码头外的要道上,有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一张当天的报纸,向我们投射了一个暗号,这就是顾顺章派来接我们的。那青年人旋即坐上一辆人力车,我们也跟着坐上人力车,直向离码头不远的日租界驶去。”三天后,鄂豫皖苏区的交通到了汉口,接上张国焘和陈昌浩,在沿途交通站一路护送下,顺利到达苏区。

顾顺章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机警细致,每个环节都做到万无一失,表现他从事隐蔽工作的高超水平。但是完成护送张国焘的任务后,他想放松一下,在汉口滞留几天,不幸被人发现了。当年捕获顾顺章的国民党武汉行营少将侦缉处长蔡孟坚回忆:顾顺章被捕后,非常镇静。明确承认自己的身份,要求蔡孟坚安排他去南京蒋介石。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安排蔡孟坚护送顾顺章去南京,送交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即中统)。

蔡孟坚急于报功,没有将此事保密。他连续发了五封电报,向徐恩曾的调查科和其他有关单位通报了送顾顺章来南京的事情。没想到周恩来安插在徐恩曾身边的谍报员钱壮飞获悉了此事。

钱壮飞等人能顺利混入并长期潜伏在国民党中央特务机关内,说明国民党组织的稀松。无论何等机要部门,都是只要有熟人或老乡介绍,都可以进入。国民党内部一直没有严格的政治审查机构,其中的成员只要没犯罪或暴露身份,都可以安然无事。钱在徐恩曾身边已经窃取了密码,并不止一次地截获国民党重要情报通报中共中央,徐恩曾却一直被蒙在鼓里。

顾顺章被押往南京的时候,正值周末。徐恩曾从南京回上海,钱壮飞值班。钱连接汉口电报,获悉顾顺章被捕反水,大为震惊。幸亏顾顺章从汉口乘船到南京要两天时间,这个时间差给钱留下了向上海中共中央通报的时机。钱赶紧派人乘夜间火车去上海,向周恩来通报。

蔡孟坚在汉口租用招商局小轮船,派宪兵押顾顺章赴南京。蔡孟坚提前一天乘飞机到南京作安排。蔡将顾送到中山路305号徐恩曾的秘密办公处。顾顺章一见门牌,说这里是共党驻南京的机关住处,才说出钱壮飞。原来,顾顺章只知道这里是秘密接头地点,没有把钱壮飞和国民党特务机关联系起来。

徐恩曾得知钱壮飞是共产党,如同五雷轰顶。他赶紧布置特务到上海抓人,但是晚了一步。周恩来得知顾顺章反水,同样震惊。因为顾顺章负责特科,掌握中共中央在上海所有的机关和领导人住址以及联系方式。他迅速部署各方搬家撤离,上海中央各方纷纷逃散,自找出路躲避追捕。等国民党特务上门,大多人去楼空。

向忠发

如果说顾顺章的投诚是由于贪生怕死而投降国民党,也不尽然。在偶然的事变中实际有着必然的原因。1933年,顾顺章在国民党印发的《转变》杂志上发表《告中共青年书》,揭露了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强奸下级女同志,侵占下级同志的老婆(廖任先的老婆周招英,上海怡和纱厂女工出身,出事地点在上海爱文义路戈登路口朱老板家里)。同时更拿党的经费去讨姨太太(与向忠发同时被捕,是浙江宁波女子,是人家姨太太出身),供给他个人不正当的挥霍”。他说:“革命是何等神圣的事业,革命党又是何等光明的组织,而自命不凡的共产党中领袖们,不料竟有这些黑暗可耻的事情发生,怎不令人失望?怎不令人灰心?这些事情,都是我去参加解决,并不是耳闻。”

顾顺章曾为保卫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不惜个人安危,但是中央的内幕让他伤心失望。这些都是共产国际操控中共造成的后果。向忠发是国际挑选的总书记,被米夫捧上台的王明、博古都是留苏归来的青年书生,六届四中全会后也位居顾顺章之上。作为老资格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当然心里不平衡。所以,被捕之后选择叛变,是有原因的。

上海中央机关陷于瘫痪

靠着钱壮飞的报告,上海中共中央机关逃过一劫。但是在顾顺章和国民党特务的追捕下,上海中央机关处于十分危险的局面。周恩来、王明等领导人经常变换居住地,并与外界基本断了联系。之所以如此被动,主要因为顾顺章破坏了特科,使中央失去了保护伞。顾顺章说:“共产党特务工作的破产,影响共产党的组织上受了很大的损失。因为他们过去几年全依赖特务工作而生活,无形中特务工作变成了一个保险机关。大家都依赖这个东西,甚至一般稍负责的同志走一条路,也要先问问特务工作者。所以特务工作一旦破产,他们就失去了保障,而致全局出现了动摇的现象。”

由于顾顺章的出卖,中央特科最重要的情报来源杨登瀛(鲍君甫)被捕,董健吾牧师也被迫隐蔽。陈赓无法在上海立足,转去鄂豫皖苏区。特科的情报科瘫痪,中共中央失去了情报来源,就不能预先获知国民党特务的动向,犹如人没了耳朵眼睛,只能东躲西藏,躲避搜捕。周恩来当时几天一搬家,一度住在永安里44号(今四川北路1953弄)。周恩来的二伯父一家在1921年至1931年间曾居住在这里,这个住所党内无人知晓,成为周恩来夫妇在最危急时刻启用的隐居地方。王明为躲避敌人的搜捕,这期间躲到上海郊区教会的虹桥疗养院居住。后来嫌不安全,又搬到乡间寺院隐居。

尽管顾顺章没有捉住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但还是对上海中央机关造成很大的破坏。总书记向忠发本来已经转移,又回到原居住地,被捕后叛变。在写了交代材料后,国民政府认为他价值不大,将其枪毙。原中央委员恽代英在“立三路线”时期遭受打击,被罚做基层工作,不幸被捕。但恽代英隐瞒了身份,化名王作霖,被关押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因身份未暴露,仅判了几年刑。顾顺章曾通过关系营救,就在恽代英即将出狱之前,顾到监狱指认了恽代英。恽代英坚贞不屈,被国民政府处死于南京雨花台。

顾顺章的投诚,使中共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潜伏组织被破获。徐恩曾回忆:“钱壮飞原来是共产党派来的奸细,这使我大为惊讶。此人系我在民国十七年(1928)负责筹备中国无线电商报时招考进来的职员,以我三年来的观察,相信他是一个不怕辛劳,忠于职守的干练青年,平日埋头做事,不问外务,沉默寡言,事情做得又快又好,这样一个循规蹈矩的模范职员,竟是共产党派来的间谍,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徐恩曾也有意外之喜,潜伏在中统机关的女机要员费侠被捕。费侠,湖北钟祥人。在苏联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留学归国后,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费侠相貌出众,多才多艺,具有极好的口才和交际能力。1927年参加特科。1928年受中共派遣,到徐恩曾开办的无线电培训班学习,并借机潜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费侠工作勤恳干练,得到徐恩曾的信任,当了机要员。在此期间,曾多次为中共提供重要情报。顾顺章的投诚,导致费侠被捕。徐恩曾听说费侠是共产党,震惊之余心里一阵惊喜。费侠年轻貌美,徐恩曾对其暗恋已久,只是没有合适的机会搞到手。现在费侠面临两个抉择:一个是被枪毙,一个是归顺国民党。在顾顺章的说服下,费侠投诚。徐恩曾拿住了费侠的软肋,展开爱情攻势,不惜与妻子离婚,一定要娶费侠。陈立夫兄弟力劝徐不要娶费侠,但徐竟向陈氏兄弟表示:宁可不做特务头目,也要与费侠结婚。陈氏兄弟见他意志坚决,也无可奈何。蒋介石为此召见徐恩曾,问:“你驾驭得了她吗?”回答是没有问题。1936年,徐恩曾与费侠结婚,此后白头偕老。蒋介石认为徐恩曾是好色之徒,不堪大用。此后徐恩曾失去蒋介石的信任,戴笠的军统取而代之。

顾顺章的投诚,上海中共中央机关虽然及时转移,没造成过多人员的被捕,但却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正常运转了。因为顾顺章熟悉共产党的运转方式和联络手法,一旦活动,就有被破获的危险。经过半年多隐藏,周恩来离开上海去江西苏区。随后,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人也陆续迁往江西。这个结局充分说明: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革命路线,在上海是彻底失败了。

训练国民党特务

顾顺章叛变之初,徐恩曾对他极为器重。希望借助他来摧毁共产党的秘密组织系统,并提高国民党特务的水平。看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幼稚和水平低下,顾顺章为他们编写了《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际》教科书。他在自序中说:“这本书的内容,完全是根据我个人从各种不同的社会里亲身阅历出来的实际的经验,既非抄袭其他著作,亦非得自异人的传授。伟大的社会是我的学校,艰难困苦的环境是我的导师,各种实际问题是我的书本和实验的材料。自我参加特务工作到现在,无时无刻不是抱着创造和学习的精神去努力一切,从没有偷闲过,亦没有自骄自矜过。”

《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际》共10余万字,分为“绪论”、“特务组织”、“特务工作的方法”、“特务观念”、“秘密”、“特务技术”、“特务常识”、“特务人员的修养问题”八章。内容包罗万象,既有顾从苏联受训学来的知识,有中共的组织方式和秘密工作原则,也有他根据中国特色自己总结的经验,甚至把心理学、江湖相术、黑社会流氓手段也囊括其中。显得非常实用、可行。

仅以跟踪为例,过去国民党特务跟踪共产党人,都是简单地用一个“包打听”在后尾随,很容易被共产党人发觉,然后串弄堂、进电影院、百货商场甩掉尾巴。顾顺章向国民党特务传授了用三人跟踪一个对象的交叉跟踪法,隐蔽性和跟踪效果大为提升。

顾顺章向国民党特务传授的经验,非常具体细致。以“盯梢”为例,他就讲了各种不同环境的方法:“假如被盯梢者叫了黄包车或汽车,那你一定也要坐黄包车或汽车继续盯梢。但要注意的:黄包车不能盯汽车的梢。如果汽车盯黄包车的梢要在黄包车的前面走,到了相当地点再下来,另雇黄包车去盯梢。万一没有汽车和黄包车可雇,只好记着他那车的号码、颜色、乘车的时间、地点、方向等,留待后来到车行里去查。上海汽车号码,租界的是黑底白字,华界的是白底蓝字。营业汽车与自备汽车的号码也有相异的地方,这些都要弄清楚。汽车盯梢到十字路口时,相距不能太远,恐为红绿灯交换而使其衔接。黑夜时相距更不能太远,恐被盯梢者的汽车熄灭了号码灯或放出烟雾,使后面的车子不能辨识真相。又汽车盯梢时要注意他在危险时开枪,须预有准备。电车上盯梢要注意的,在未上车前先要注意被盯梢者的态度、动作、所立的地方、或换钱等等,预料他是否要上电车,盯梢的人亦随之准备。上了电车以后,依身份的不同,分坐不同的车厢。比如我穿的普通衣服,就可以坐在三等车上;他穿的是西装,就可以坐在头等车上。各人自己心里有数,用不着互相打招呼的。上电车后要注意被盯梢者所买的车票,不必看他的车票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下车,只要看他数钱的多少就可以知道差不多了。自己买票,要买长途票,时时刻刻要留心被盯梢者的行动、态度,但不要死板地望着他。否则,不独对方要注意你,怀疑你,就是别人也要注意你,怀疑你,疑惑你是扒手。上下车动作要快,不能迟疑。否则铁栅一关,就不能上下了。上车要迎头跳,右脚先左脚后;下车要顺着跳,左脚先右脚后。”

编纂教材的同时,顾顺章还举办了调查科第一期特务训练班。时间三个月。人员仅有史济美、李熙元、王剑虹、陈忠悌四人。虽然时间短、人数少,但质量很高,顾顺章的传授使国民党特工受益匪浅。史济美(马绍武)受训后,于1932年6月被派到上海主持调查科上海行动队,在短短一年时间内,竟然两次破坏中共江苏省委、捕获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卢福坦和原特科负责人陈赓以及廖承志、罗登贤、丁玲、潘梓年等人。这样一个对共产党破坏极大的特务,被红队刺杀时年仅2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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