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徐恩曾(1896—1985)，字可均，吴兴(今湖州)双林镇人。早年毕业于南洋大学，后去美国留学，习电机工程。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参加陈果夫、陈立夫组织的中央俱乐部(即CC)。1931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扩充机构，训练特务。1935年，升任处长。1938年8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成立，任副局长、局长。
初次胜利——红色特务队首领的投诚
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封闭的很严密，在我担任这个工作最初一年之间，从各方面摸索，始终找不到门径。直到年度终了，忽然来了一个机会，使我能从此敲开了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大门。
那是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的岁末，蒋委员长正由南京到汉口去亲自布置江西的剿共军事。这时，汉口市上突然出现一个从上海来的魔术团。主持人黎明，约二十八、九岁，上海人，中等身材，是一个外形很结实的中型胖子，他具有高超的表演天才，所演的魔术，手法巧妙，极博得观众的喝彩。黎明的另一杰作，是那唯妙唯肖的化装术，他每次登台，总是扮成一个高鼻子、小胡子的西洋绅士模样，从未曾以庐山真面目示人（这一点，大家初未注意，殊不知其故意如此，以防有人识破。）黎明除了表演魔术之外，更擅长交际，说话很有风趣，处世经验丰富到和他的年龄不相称的程度，人情味很浓厚，善于揣摩人的心理，对人的态度永远是那么和蔼、诚恳，而使人乐于和他亲近。黎明自己不常出门，但来访的人很多，身份很杂，九流三教，无所不有。这样一个突出人物，忽然出现于汉口，立刻引起我们在汉口方面的同事的注意，经过他们的秘密侦查，发现可疑之点甚多，尤其来往之人，大都是在武汉容共时期接近过共产党的嫌疑人物，因此，断定他是一个与共产党有关系的分子，只是不知其过去经历，而他又与武汉的上层官方人士保持接触，故而不便采取行动，恰巧有一天，他在路上步行，被我的一个同事看见，此人从前原是他的部下，经他的报告证实，这个魔术师的黎明，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共产党红色特务的创始人兼首领顾顺章，于是便把他秘密逮捕。
我在南京得悉找到顾顺章的消息，兴奋的跳起来，立刻密电汉口，要他们迅速解到南京，三天以后，我在一个秘密的办公室里和他单独谈话。在见他以前，我已确定计划要争取这个人，期望以他为桥梁，让我们能从此踏进神秘严密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之门，但是，那时和这样一个有地位的共产党人物谈话，尚无经验，我将怎样争取他过来呢？我想，先对他作一番心理观察和分析是必要的。我先要了解他参加共产党的动机，和他对政治的实际了解程度，然后才好设计进行劝说。于是，我开始先和他作不着边际的泛谈，仔细观察他的性情，然后以关切的态度询问他过去经历，并交换一些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意见，这样谈话下来，我对他产生的初步印象是这样：他对共产党的“主义”并无深切的了解，因而也并不怎样热烈的爱好；他在特务技术方面虽有惊人的造诣，但对政治认识却极简单幼稚，他只是基于共产党对他所灌输的歪曲宣传所造成的所谓“阶级仇恨”，才盲目的做了共产党的刽子手。像这样一个人，我肯定他能够争取过来的，于是我直截了当地向他分析中国政治社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告诉他国民党的革命目的，最后指出共产党卖国殃民的种种事实，并着重指出如继续为共产党做工具，结果只有死路一条。因此，我建议他下决心脱离共产党的罪恶集团，回归到国家的怀抱里来，我保证将毫无成见地热诚欢迎他。
这是友谊式的谈话，我完全当他是个普通朋友看待，并不当他是犯人，他在进我办公室的时候，也看出来这是一幢普通办公和会客之用的房子，并无用来拘留犯人的特别设备，这当然也能表示我招待他的“诚意”。这一切，完全出于顾顺章的意料之外。在他见我之前，脑海中存着被共产党长期麻醉所形成的恐怖印象，以为一到了我们这里，必然遭遇到残暴无比的酷刑，结局只有一死，不想我竟这样有礼貌的对待他，证明过去共产党对他所说的一切，至少目前就有一部分不合于事实，连带地对共产党的信仰，发生动摇，使我能当时觉察到的，就是他的脸部的“敌意”的表情逐渐淡消下去，这是表示他的第一道心理防线，甫经接触便告崩溃了。经过这样的恳切谈话之后，顾顺章先要求给他一个考虑的时间，我答应了，约定在二小时之后，听他的答复。结果，他答应“转变”。
顾顺章表示愿意转变之后，立刻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他说出追随我左右，掌管机要文书的一个得力助手钱壮飞，原来是共产党派来的奸细，这使我大为惊讶。此人系我在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负责筹备中国无线电商报时招考进来的职员，以我三年来的观察，相信他是一个不怕辛劳，忠于职守的干练青年，平日埋头作事，不问外务，沉默寡言，事情做得又快又好，这样一个循规蹈矩的模范职员，竟是共产党派来的间谍，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报告顾顺章被捕的电报，就是他亲手译出，当面交给我的。当时我尚存万一之想，希望这个消息不是事实。但等到我派人去找，果然，就在前一天的早晨，他已悄悄溜走了。
此人一走，立刻意识到事情有点不妙，最着急的还是顾顺章，因为他的全部家眷尚留在上海，他推测共产党一知道他的被捕消息，必然要对他的家眷打主意的，因此，顾顺章要求我赶快把他的家眷接到南京，这要求，在我是义不容辞的，当即由他开了两个地址，一封给他妻子的亲笔信，并取出一件日常佩用的东西作为信物，我立刻派一个干练的属员去承办此事，从他提出要求，到我派的人到达上海他的公寓，距离的时间不过七小时，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不能再迅速了。然而仍嫌迟了一步，我派到上海的人，按址前往，两处都扑空，都在不久以前全部搬走了，顾顺章知道这个消息很感失望和痛苦，似乎预感到他的一家八口，包括妻、子、岳父母、妻弟夫妇等的生存希望，已经渺茫，果然，三个月之后，证实了他的疑虑，但他当时对我迅速而认真地处理此事的态度，是深受感动的，并且对共产党的残忍毒辣有了深切的反省，因而更坚定了和我合作的心理基础。
事后我知道共产党把顾顺章的家眷藏起来，最初并不想加以杀害，目的在以此为要挟，使顾有所顾虑，不敢叛离他们，因为顾顺章知道他们的秘密大多了，若效忠于我，对他们的地下工作的损害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必须设法使顾被捕后，能坚守他们的立场，“不致转变”，如果有可能的话，或是利用顾的被捕“转变”，乘机向我们进行渗透，把顾顺章家眷扣留起来，是实行他们的预谋计划的第一步。这一点我们当时曾研究到的，故在很短时间内完成顾顺章的“转变”手续，以防发生变化，并使共产党知道此事的结果，共产党用计不成，才对顾的家眷全部杀害以泄愤了。
顾顺章是上海机器工人出身，曾在莫斯科受过严格的特务训练，加上他在这一方面的天才，聪明、机警和技巧都是高人一等，因此造成了他的特务工作的卓越才能，他精于射击，能设计在房内开枪而使声音不达于户外。他可以用两手轻巧地捻死一个人而不显露丝毫痕迹。他对各种机器的性能都很熟悉，对爆破技术有独到的研究。这一切，使顾顺章成为赤色特务中的空前绝后的人物，共产国际派鲍罗廷出任广州国民政府顾问的时候，他担任鲍氏的秘密侍卫，很被赏识，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回到上海，担任工人纠察队队长。国民党清共以后，共产党转入地下活动，他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之下，组织“红队”，负责保卫共产党的地下总部，以制裁反叛党徒。为人阴狠毒辣，死在他手下的同志不知凡几，同党的人将他比作饿了要吃人，饱了要打架的豺狼，人人都畏惧他。当我和他相处较久之后，发现他有强烈的领导欲、享受欲和杀人狂也是他的特性之一，对安分守己的正常生活，逐步显露不满，我们曾企图用精神的、环境的，一切的力量来影响他、改变他，但功效很微，只好耐心地等待他的自然变化。我们决定对他的态度，一面鼓励同事尽量向他学习特务技术，一面尽量设法满足他在生活方面的高等享受，包括帮助他物色爱人，重新帮他设立一个家庭。
顾顺章转变之后，我们在全国各地与共产党作地下战斗的战绩，突然辉煌起来，案件进行也不像从前那样棘手，尤其在破获南京、上海、杭州、苏州、天津、北平、汉口等大城市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案件和他取得联系的结果，由于他在共产党内部的历史和地位，使他对共产党的上中级人事具有极广泛的了解，各地共产党的指挥机构中，更不少是他的旧部，他好像一部活动的字典，我们每逢发生疑难之处，只要请助于他，无不迎刃而解，本来是无法判罪或情节轻微的案件，经过他的指证之后，立刻可以定谳或重要性突然增加了。同时，从这些破案中，又获得了向上追溯的机会，于是又扩大再破获。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连续破获，使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的地下组织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受创严重的地区，竟至无法恢复组织。
我所引为遗憾的这位在初期反共战斗中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在民国二十四年的春天，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由于他的不安分的本性，我虽尽量优容他、款待他，使他在生活方面不感到欠缺，不料日子一久，他对于这样的生活仍感到不耐，他的个性需要有刺激，他要找政治上的出路，他不愿像我们这样做不求人知的工作。最初，他在我们这边找出路，找不到，于是又偷偷摸摸去和共产党勾结。事发的前几个月，我们在上海破获了中共的地下总部，搜获一部分文件，其中有关于我的内部人事和业务情况的调查报告，这些材料无疑是我的内部工作人员中透露出去的，有人曾怀疑到他，但没有其他佐证，故未采取任何行动。不久，经过一个新近被捕转变的共产党分子的证实，上述材料确是他报告的。我才开始对他注意，但只是警戒而已。
又隔了不久，我派在他手下做事的一位工作人员（也是共产党转变过来的）向我报告，他有实行暗杀计划后，逃亡江西赤区的准备，于是我们对他的最后一点希望也只好放弃了，我前后经办和他同等重要地位的共产党分子的自新转变案件，不下五、六十起，顾顺章是唯一的转变后又想回到敌人怀里的一个，我爱惜他的才具，至今仍以不能挽救他而感到惋惜。虽然，他在这一时期中对我们的贡献，是永不该抹煞的。
至于我的内部潜伏共产党奸细的惊人发现，虽对此案的进行大受影响，但正合上中国俗谚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这不啻给我一个警告。从此我便有了戒心，使我知道对于一个人的观察，不能徒看表面，有时“变起肘腋”的，正是那些外貌忠诚，做事勤劳，极得人缘的“亲信”人员哩！同时，公开招考的方式，在我以后的延用工作人员时也永未再用过，因为那是共产党实施渗透的最好机会，他可以派遣高级的伪装分子，来应次一级的考试，结果，伪装分子当然可以出人头地而获得特别信任，所以从此以后，在我内部再无同类事件发生。这是本案所收获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