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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谁抢走了我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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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是泪的文字,是血的凝结,仅把我几十年历经的痛苦生涯,倾吐在纸上,以唤起社会的良知,我们不能再恐惧下去了,要勇敢面对历史……

开篇

人的一生中要经历很多人和事,有些很快忘记,有些却留在脑海里,而留在脑海里最深的莫过于是自己的父母和儿女。

我是个较早失去父母的穷孩子,是在姐姐的照看下长大成人的。1949年底,正当我姐姐不能供养我这张嘴巴的时候,我和众多苦命的徒工一样,流着眼泪涌进了“革命”阵营。如果有人问到我:“小鬼,你为什么要参加革命?”我只能用当时视为最朴素的“阶级情感”语言回答:“消灭剥削,消灭压迫,保卫翻身果实。”其实“剥削”是什么?根本闹不清;说到压迫吧,似乎还有点门,那就是老板常常打我、骂我,对我吹胡子瞪眼。所以说,我对旧社会的愤慨倒不是来源于生活的困苦,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凌辱歧视。可谁能想到历史会在我身上重演呢?

1957年“整风反右”我被定成“极右”,列入中共四川省委红头文件“四川省文艺界二十四人反革命集团”中成员,还是“钦定”的“七君子”中“一君子”。“在劫难逃”,接着开除公职送专政机关改造。时间也流逝得快,一晃就十五年了。临近解系的时候,我思想复杂起来,考虑的问题越来越多,是悲是喜很难说清楚。不过想得最多的还是长别的妻子和女儿。说也怪,只要思想一触到这个事儿,心里就酸楚楚的痛,好像肝胆都碎了。早几年姐姐的来信中就说到“新华已离你多年,就不要去想她了。现在是保重自己身体,加速思想改造,争取早日回到故乡来...”这隐隐不明的话语中似乎暗示我:“她已结婚了。”我有点半信半疑,心想不会吧?!那就是想到我们昔日相爱的感情。

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不去面对现实,遇到不好的事情总存在这样和那样的幻想,希望有个好的结果在等待自己。当时的我就是这样。为什么?本来感情这东西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不是铁铸不变的物质,它受掣于客观环境。

逝不去的往事

那是1953年夏天,时年才18岁的我,被组织上任命为成都市郊站东乡普选工作组的组长。组长虽不是拿着委任状的“官”,可权力并不小。我们工作组有25个男女同志,他们都得听从我的指挥安排。按老人们说“嘴上没毛,说话不牢”,可我说话是很牢的。全乡几千人的农民大会上,不打稿子我可以讲半天,而且会说得农民不打瞌睡。所以区委书记很喜欢我,说我是一个“天才的鼓动家”。实际上我有什么“天才”,由于书记偏爱,同事们都很尊敬我,老是“黄组长”前,“黄组长”后地喊过不停。

当时工作组二三十人中只有一个人不喊我“组长”,这就是她,一个皮鞋商的女儿,省女职的高材生。人生得漂亮,很白净,一双水灵灵的眼睛嵌在白里透红的鹅蛋脸儿上,小小的嘴唇红润红润像颗熟透的樱桃,恨不得一口吞下。唯一缺点是身材矮一点,不过矮得适中,和那红喷喷嫩绒绒的鹅蛋脸配得起。她的鼻子、嘴巴不怎样具备特色,和一般姑娘差不多。她是工作组秘书,负责起草工作简报,帮我修改讲稿上的别字错字。那是什么讲稿啊,天晓得!我的文化超过了水平,尽管参加工作后在夜以继日地不停学习,可基础太差了。她对我帮助耐心,每一个字都要讲半天。比如我看报看到“颇”这个字卡壳了,她便抿嘴一笑,柔声细语地说:“这个字读颇,有“很”和“拼”的意思,是状语,修饰副词的。像颇得意、颇着干。”说也怪,经她这一讲解,像烙铁一样地烙在了我的心上,再也忘不掉。一天夜里我们一同下村归来,默默走了好一段路,我打破沉默道:“x同志,你对我帮助太大了,不知该怎样感谢你?”

“感谢?”她的身子微微一怔,随即轻盈地娇憨一笑:“随你便。你认为哪种方式最好,就用那种方式……”

我低头细心品味着她的话,脚步更慢了,月光下拖出的两个人影。在染着露水的秧苗上忽闪忽闪的。“今后你可不要再叫我同志了,听来多别扭。”她略微放高声音,把一条辫子拉过来放在手里玩。

她把辫子往背后一抛,扯片秧叶轻轻地放在嘴里咬着,用那水灵灵的黑眼睛燃烧着我的眼。我心里感到一阵紧张的热,听她继续说:“...——嚯,你看,流星。”

一颗流星划过夜天,坠落在远处。这时蛙鼓奏得更欢了,把溪流的潺潺声都掩盖去。一阵凉风吹来,她身上的香脂味钻进了我的鼻孔。我虽是18岁的少年,也算情窦初开了,...

是故意还是调皮,我道:“那喊什么?”

她似乎有点慌乱,但很快安定下来,把声音压得很低说:“小肖小华高都行,任你高兴。”说也巧,她在说话时忘了看路,一脚踩下了秧田的过水渠,“哦唷”地叫了声,身子几乎跌下去。我即一把扶着她轻盈的腰肢,感到一股强烈的电流从心上涌过。她不挣扎,久久倚偎着我,呼吸变得很急迫。我们就这样悄悄地爱上了。

在我们爱情发展到了白热化的时候,一晚在公园的花丛中,她如痴如醉地躺在我怀里,接受我轻柔的抚弄。

她柔情地悄声问:“你得到我,满足了吗?”

我点点头,看着她那双水灵灵的眼睛(这双眼睛此时已被爱火烧得发红发亮)道:“满足了,完全满足了。”

“你对我的爱不会变心吧?”她张开两臂抱着我的脖子,...

我甜蜜蜜地说:“傻姑娘,说些什么,我倒怕你把我扔了。”

她灿然一笑,把我的手捉住放在她柔软的胸脯上。“做人得讲良心,我又不是‘杯水主义’者。爱情的可贵在于同甘共苦,共患难……我最恨那种朝三暮四,水性杨花的女人,把爱情当成市场上的商品交易。”

我们很顺利地结了婚,建立了小家庭。接着,我因工作需要,调入市委机关报做了记者,也是第一代工农记者。

丈夫的荣誉总会给妻子带来光荣。这时她除了更注重穿戴打扮外,对我的爱简直达到至高无尚的狂热程度。每天早晨挽手送我到机关门口,夜里(我常常值班)倚门织毛线等到凌晨两点过,一日三餐我不回来不动筷子。热天亲自为我做冷饮,冬下又为我用酒精灯煎梨糕冰糖水,上床入睡时非得把头枕在我的手臂上。爱使她变得更美丽漂亮了!

她为有我这样一个“聪明多才”的丈夫而骄傲,我为有她这样一个多情温柔的妻子而满足。可是当我划成“右派”送到专政机关后,突然提出了离婚。我当时简直惊呆了,这可能吗?

那次见面是在公安局的一间办公室,她跑来找着我,哭得像泪人儿一般,手绢都不知揩湿了多少张。她细声细语地说:“你应该原谅我,原谅我,我不愿意呀!可有什么办法,别人都骂我,说我划不清界线,是‘右派分子’的臭老婆,为了我的前途也是我们孩子的前途,我们暂时离吧!但我一定等着你,死死地等着你!你去多久,我等多久;你走时家里什么样,回来家里也是什么样……”

也许文人都重感情,重感情的人都容易轻信。我经不住她如水似的眼泪,“诚心”的保证,随即同意她的离婚请求。相信她会死死地等着我,所以在法官问到我财产时,我表示不要,全归女方。于是,她不仅轻易地拿到了《离婚判决书》,也拿去了我的全部财产。在进入专政机关改造后,我一直没有向她写信,怕影响她和孩子的前途。后来就没有条件了,相互各一边,音讯杳杳。现在解系省亲,我想纵然结了婚,一般朋友的友谊还存在吧?何况我还丢下了历年劳动所积蓄的财产和裔亲骨肉女儿,所以我在离开劳改农场前向她写了封简短的信,请姐姐转交。信是这样的寥寥数语:

“亲爱的,请原谅我仍这样称呼你,也许是最后一次称呼。我不是想挽回飞去的桃花,或拾起那打碎的珍珠,更不愿打乱你家庭的宁静。现在我解系了,很快回来。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望一下你和孩子。这仅仅是对旧有感情的回恋——人哟总是有感情的啊!何况孩子是我们爱情的果实。这些年,我做梦都在想着她,想着她!多么希望她叫我一声爸爸呵!……”

我就带着这样千缕情丝,万缕希望,背着简单的挎包,一个频经浩劫侥留存的孤魂,迈着踽踽步伐向故乡一步一步走去。迎接我的是凛冽寒风,咽咽锦水,一地花瓣,一路陌生。十五年多么漫长的岁月,五千多天的年华,请问:一个人的一生有几个十五年?春花秋月,冬雪夏日...?

他回来了,回来了,带着满身的伤残,遍体疤痕,和那一颗被劳累、屈辱损磨得过早憔悴的心——回来了……他为着什么?一篇干预生活的小说,说了一下别人想说而没不敢说的话而已,难道就应该受到不公平的监禁么?

法律呀法律,你为什么变成了权力的姘妇?

真理呀真理,你为什么成了谎言的代名词?

真善美的标准是什么?假恶丑的内涵又是什么?!

“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五千年的历史古语,竟成了今天活生生的现实。

唉,生活,是你欺骗了我,还是我欺骗了你?社会的明灯熄灭了,个人的独断专横成了时代的杠杵。如果说过去指鹿为马是课堂的教材,到今天却是血淋淋的事实!

游荡在故乡的孤魂

火车在崇山峻岭中奔驰,火车在原野上疾如流星速跑。我看见了什么,什么投入了我的眼帘?!我看见的是杂草与稼禾并生的庄稼,破烂歪歪倒倒的草房,不冒烟囱的工厂,以及那逃荒的人群,饥饿的眼神,杂沓不安的社会秩序……五十年代人寿年丰的兴旺景象到哪里去了?这是人民的懒惰,还是领导者的失策?啊,个人命运总是和社会命运联系在一起,难道能分开吗?

我长久伫立在车门,想着过去、现在、今后;想着历史、现实、社会;想着国家、民族、个人……不禁吟诵自己写过的一首诗:

少年追党搏苍龙,一腔热血贯长空。

情真性直焉有二,岂知风狂道不通。

负屈含冤鬼掉泪,壮志沉没神悲恸。

借问青云龙门路,笑指肋肩逆势从。

这列开往故乡去的车是慢车,每到小站都要停五分钟。正值春荒,上下车的人很多,主要是外出购粮和逃难的农民,背夹箩筐摆满了车厢过道,来去极不方便,所以从起点站发车起就晚点。天气虽然不热,因人多拥挤,车上空气很不好,汗臭酸味冲着人的鼻子。车上没有什么卖的,也无开水供应,很少看见列车员,只到停车时才从那间列车员小屋子里走出来,车一开又钻了进去。好在我是经过“锻炼”的人,不仅渴得、饿得,也热得、闷得。十三个小时的长途行车几乎都是倚窗伫观,十五年的囚禁啊,一当自由怎不更加爱恋人间!

车到终点站锦市,也是深夜十二点半,我扛着挎包步出车站。眼前一片漆黑,没有灯,只有敲竹杠的三轮车向旅客蜂拥而来。我走出车站铁栅门,穿过站台花园,沿着宽敞的人民北路向城里走去。城市在沉睡中,静静的没有一点声音。稀落间断的水银日光灯投射在沥青柏油路面上,反映出一种清冷的光。我的身影在街道上拉得长长的,显得孤独可怜。由不得我有点凄然,心里涌起一阵悸痛。谁能相信这就是生我养我二十二年的城市?这座城市有我祖先的足迹,父辈的辛劳,当我作为婴儿“伊哇”一声降临的时候,正是军阀混战的年月。炮声催我成长,炮声又把我推向童年的苦难深渊。尽管如此,仍有许多美好的回忆。是啊,我爱故乡人和物,我爱故乡每栋房,条条街道有脚印,棵棵柳树伴我长。少年时的竹马侣伴,童工时的弟兄,你们在哪里?在哪里?踏上北大桥,我凭栏眺望,滔滔咆哮的江水勾起我多少情感。

记得二十五年前的黎明,我赤着脚,身着长衫,举着三角红纸旗,在鞭炮声中欢迎毛的解放军进入这座古城。我笑呵跳呵,手掌都拍红肿了。当时我并不懂得什么"革命道理",只本能地感到,这个世界变了,穷人变得扬眉吐气,富人变得低头夹尾。在那庆翻身的日子里,每当喊“万岁!”时,我就热泪盈眶,一股巨大的电流从心上通过,似乎浑身每个细胞都膨胀了、欢笑了啊!也就在这一年,我告别了抚养我的姐姐,去到农村征粮剿匪。临别前姐姐给了我一条花布毯,抹着眼泪说:“你去吧,弟弟,我不留你,...”

姐姐啊多么好的姐姐,通晓道理,...在我追南逐北的征战日子里,她来信总是鼓励我的斗志:“弟弟,狠狠地打,狠狠地追,把封建剥削彻底埋葬!我做好了大红花迎接你凯旋归来。”

现在归来了,归来了,可是归来的不是英雄,是服刑15年仍戴着“反革命”帽子的“有色人种”。我给革命的是赤诚,而革命给我的又是什么呢?不公平啊不公平,革命,我并不向你要奖赏、报酬、享受,我要向你要的是人民生活的幸福,国家的富强!请问:二十五年来你给了国家、人民什么?

回答我,回答我!哦,哦,哦,街灯灭了,月亮钻进了乌黑的云层,冷风刮得梧桐叶在哭泣。这是谁在唱啊谁在唱,我仿佛听到一阵凄凉的琵琶之声: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喜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落在街头……”

这不是歌,这是真实惨淡的画面啊!诗人,诗人写得多么好:“我从黑暗走向光明,又从光明回到黑暗。这是生活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再现?”

偶然再现,再现偶然!

舵手啊,共和国的舵手,你是昏聩了,骄傲了,居功了,还是听信了奸佞的谗言,把这艘八亿的巨轮搁浅在荒滩上?缺乏粮食,缺乏阳光,缺乏淡水,缺乏空气。看,多少人离乡背井,多少人流落街头,多少人啼饥号寒?...

跨下北大桥进入了市区。市区也是在沉睡中。街上没有人影,窗户没有亮光,甚至没有婴儿的啼哭声。惨白的灯光映衬着大字报的陈迹,夜雾里依稀可嗅出武斗的硝烟。看,那断垣残壁不正是历史的见证么?我终于摸到了家,我哪里有家啊,这是我姐姐的家。我举手敲了敲门,门开了,姐姐出现在灯光下。她看着我,迟疑会儿,终于叫出:“弟弟,你回头了,回来了!”

我一头扑在姐姐的怀里,咽喉梗梗说不出话来。姐姐抚摸着我,扑漱漱的热泪掉在我的颈脖上。

“姐姐,你怎么了?”我仰起头望着姐姐花白的头发,满是皱纹的眼睛,心里涌现起无限的酸楚。十五年她为我担惊受险,十五年她为我忍辱负屈,十五年啊,她又节衣缩食源源不断向狱中寄赠血膏。外甥们因母舅是“右派”的这个关系,初中毕业后不能升入高中,不能入党入团。尽管他(她)们聪明有天赋,仍不能得到一个理想的职业。谁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株连九族?不,在那个时候,一根“红线”横行的岁月,它远远超过封建帝王对人的作贱。

封建帝王作贱人,你还可以诉屈呻吟,可在这个恐怖的国度里,流泪也是犯法。记得姐姐的来信多次这样写道:“在政治关系上你是我的敌人,在血肉关系上你是我的弟弟。我寄钱粮给你是希望你好好改造,放弃反动立场……”

难道这话是真心吗?她只能这样写啊!不然会落个“同情反革命”的罪名。我们生活已形成了一个套子,各种政治术语和世俗的偏见混在一起,变成一条能致人于死地的钢鞭。友谊、信赖,正直早已不复存在,多数人都是咬人的狗。他们用卖友而求荣,以告密而保安,长于整人害人。这一套为什么能行得通?因为社会是这样要求每一个公民。所以评判一个人的美丑、真伪、善恶、好坏,再不是通过知识、才华、道德、忠厚,而是你能不能吹牛拍马,阿谀奉迎,能不能为书记们提马桶、端尿盆。生活啊,你竟变得这样的丑恶?……

“弟弟,我没有哭,我在笑。我多么高兴看到了你,不会是梦吧?”更多的热泪洒在了我的脖子上,我理解这是姐姐欢喜过度的原因。她自幼把我抚养成人,十余年同住在一间潮湿的黑房里。因为穷,又睡在同一间破床上,直到出嫁我们姐弟才分开。这样特殊的血肉感情,便有难以诉说的离痛之苦。

“不是梦,不是梦,姐姐,我真的回来了。”我笑,抹着眼泪,终于吐出了一句安慰姐姐的话。

“真的不是梦吗?!”姐姐放开手,不相信地拨亮灯,走上前再次细细地把我看了一遍,说:“弟弟,你老了,要是在街上碰着我简直认不出是你。”

是的,我老了。老,这是自然界新陈代谢不可抗拒的规律,不值得哀叹和惆怅。在现实生活中怕老的人,多便是那些锦衣美食的养尊处优者,头戴乌纱拥据权力的老爷们,或那般攀龙附凤、趋炎附势的吸血鬼,以及“金枝玉叶”的太太小姐们。老,便是死亡的信息,他们多么舍不得已占有的东西啊!为了不老不死亡,竭力服用各种贵重药品,恨不得连呼吸的空气都能消毒以求延年益寿,可我一个时代的“贱民”、“囚徒”是不怕老、不怕死的,在受压受凌到了极度之时,曾希望来个大地震,让世界重造。现在当姐姐提到我老了时,我喟然叹息了一声。

“怎么,你有病吧?”姐姐惊愕了惊。

“我很健康。”我坐下来,环顾了姐姐住的房子。这是一间极为普通约有十五个平方米的住房;既是两代人的住室,又是书房、客堂、饭厅。屋里一间大床,一间小床,一个平柜,一张方桌。墙上贴着毛的画像,平柜上还摆着毛的石膏像。书橱上是几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这种家庭的布置摆设,是七十年代中国居民不能缺少的政治内容。当然,这不是官方文件的强行规定,而是人们的“自觉”。不过这种自觉并不是出于人们内心的自愿,而是不断的政治运动所造成强行的社会政治空气。你要生存吗?就必须这样做,否则便不会安宁,...

“我很健康,十五年福大命大,连小病也没有生过一次。”我静默片刻,笑笑,取出本毛语录翻了翻,缓缓地说:“我方才叹气是十五年的人生白白浪费了。十五年要给人民、给国家做好多事情啊!如果没有这场灾难,我不知写出了多少文章。”

“你还这样想?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姐姐知我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曾经很支持我。现在也许是生活的磨练,或者为我未来担忧,却这样说了:“不行啊,弟弟,本事才华没有用,你现在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纵然造得起原子弹也没有人用你。你没见文化大革命中那些专家、教授、学者,一个个都弄来斗。男的挂牌子,女的剃阴阳头。听我话,快把户口迁回来,干劳动算了。”

我一怔,两颗眼泪夺眶而出。未解系前一度冷却的心又燃烧起来,我相信报上说的话,“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所以仍然想回到故乡后重操旧业——从事写作,为"党"而唱,为人民而歌,把人生的聪明才智献给社会。现在我才知道社会不要我啊!它要什么?——它要点头哈腰的奴才,交白卷的张铁生。我无言以对,只能凄然颔首。

接着姐姐叫我洗脸吃饭。饭后她给我沏了杯热茶,我们面对面谈起别后的事情来。直谈到鸡鸣二道,姐姐才催我到一间小房去睡觉。临别前我提到看孩子的事,她才道:“你的信我交给了她,她看后又退给我说,‘回来不准他来找我,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我说想看一下女儿,十五年了,谁个做父亲的不想女儿。她鼻子哼了声,冷冷一笑:‘还有脸看女儿,离婚判决书早断了,谁是他的女儿?!’她早变心了,去看有啥意思。”

我听后痴呆呆地站着,半天没有言语。姐姐怕我难受,安慰道:“她和她妈一样富贵眼,她当年爱你,不过爱的是名誉地位,你一犯错误她就翻脸不认人,所以那么早就提出离婚。人家早嫁人了。男的是省财政局一个小头头,又生了一个女儿。你想,怎么让你去看她?弟弟,忘掉她吧,‘有志男儿娶九妻’,你还年轻,怕找不到么?”

我凄然苦笑了下:“我不会再结婚了,未必还去拖累人。”

“说些什么呵。”姐姐把我叫到小房子,用钥匙打开门。这间房子是二侄女住的,她今晚到医院上夜班,没有在家。她铺好被盖后又小声叮咛:“睡吧,起动轻点,隔壁张老娘是个怪人,听到她要骂人。”

小房里有盏五支光的灯泡,黄澄澄地照着我憔悴的人影。我倚着床难以入眠,望着那盏烛样的小灯出神——

渐渐那灯跳动起来,戴着一朵一朵的喜花,高新华穿着花哔矶的中式夹衣,涂着口红,淡擦脂粉,拖着两条长辫,走过来紧紧地依偎着我。

“林,想什么?”她闪着水灵灵的眼睛,把头枕在我的肩上,秀丽的白净脸蛋因羞涩而发红:“十二点啦,我们睡吧。”

我轻轻地把她抱在怀里,狂热地吻了吻:“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妻子了,高兴吗?”

“高兴极了。”她抿嘴一笑,深深地沉醉在幸福里:“林哥,你不会欺负我吧!”

“傻姑娘,”我把她平整地放在床上,爱怜地抚弄着,低低道:“我原先打算三十岁以后才结婚,至少有一个长篇问世,想不到竟这样快成家。”

“那为什么?”

“因为你太漂亮了。”

“是吗?——”她张开双臂猛地抱着我脖子,喜滋滋地道:“林,我太爱你了,有时觉得自己太主动,可是没有一点办法来控制。我盼呀盼呀,不知多久才能睡到你身边,今晚终于实现了。让我把姑娘的漂亮给你,把少女的骄傲给你,我一切都是你的……”

...

一惊,是手把床头开关带动了,“叭”的一声小屋一片黑暗。暗中我听到一板之隔的街道工业车篷厂的缝纫机在嚓嚓地响个不停。听去好似一个被遗弃者的哭声。它哭得那样伤心悲切。我烦躁地重新扯亮灯,找出一张纸,若有所思地写道:“鸳鸯钟情犬重义,天下多变女人心。朝发百头终身誓,晚随心欢早忘君。“我写完念了一遍,又觉得自己无聊,天下女人变心者还是少。就说高新华吧,要不是划成“右派”,送去劳教劳改,她又何至离婚?她的变是社会迫使,印证了中国一句俗话:“昧良心出乎无奈”。

我要去看女儿

明知不可能的事儿仍不相信,只有当他经历了,也许才能改变初衷。

第二天早饭后我向姐姐重申了这个意思,姐姐不好过于阻挡,但也不支持,沉思一下说:“你还是这个脾气,决定了的事就不变……她要是不理睬你呢?”

“我看华华。做爸爸的看女儿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很理直气壮地说:“记得1961年我在旺苍快活镇劳改修铁路,你带着华华来看我,分手时她不走,哭着要爸爸,晚上非要挨着我睡。”

提起这悲切的往事来,姐姐的眼睛红了。那时正值所谓的“灾害”时期,我们的定量从48斤锐减到36斤,有限的热能不能支付繁重的体力劳动。我手脚肿了,体重由136斤下降生命极限的95斤。为了活命,成天除劳动外四处找野菜吃。她闻讯从故乡赶来看我,带了二十个高价点心,每个1.5元,在工地上看着我把“它们”一个一个地吃完。她哭了说:“林弟啊,你怎么成了罗汉肚皮。”强烈的食欲也和精神因素分不开。说来也怪,当林林来到我身边后,我一下吃不下东西了。每晚我们定量是四两苞谷羹——两小铁瓢。我却将这仅有的活命粮食,用勺子一勺一勺地舀来喂林林。我不仅不感到饿了,心里还十分满足。这是什么填补了空虚的肚皮呢?——亲情。亲情,巨大的感情!她不仅深深地抓住你,还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千百年来支持人们生活工作劳动的,不正是这种宝贵的亲情吗?可是一个时候,我们的"党"却不惜动员一切宣传机器和行政手段,强迫人民去割断她,搞什么“大义灭亲”,“划清界线”,结果把人的理智、尊严毁灭,彻底毁灭,教训呵教训!

姐姐听完我话,轻轻地叹口气:“那是过去,现在高新华把华林管得紧,再说又是这些年了……”

“世界上没有孩子不认父母的。”我断言道,“姐姐,我求求你,你去她家把林华叫出来吧,我要看她,我要看她,整整的十五年了啊!”

姐姐最疼我,拗不过只好道:“我去给你叫,我去给你叫。”

吃完饭,姐姐领着我向高新华住的太平街——省财政局机关宿舍走去。我们一路走姐姐一路说着文化大革命的新闻逸事。我没有听,思想飞到了遥远的年代。

十六年前春末的一个星期天,我和高新华各骑着一辆自行车去郊外玩耍,路经现在穿行的总府街,她下车到水果店去买了几斤李子,又买了一串青葡萄。我看着纳闷,不禁问:“这样酸的东西能吃么?”她红脸一笑,娇娜地道:“又不是买来叫你吃的,管这样多。”我道:“这是关心你啊,怕它酸坏了你的牙。”她看看左右,瞪我一眼,轻声道:“你呀就是不关心人。”我莫名其妙想辩白,她把葡萄装在提包里,翻身飞也似地走了。那晚回家洗完澡,她穿着水红汗衫睡在旁边,望着我哧哧地笑。我轻轻地在她鼻上划一下道:“调皮,又笑我不懂生活吧。”她把头揍过来道:“我亲爱的记者先生你就是不懂生活,成天只晓得写文章,连别人身上有什么变化都不知道。”我打量她一眼,认认真真地说:“你近来常爱呕嘛,我问你,你不是说不是病呗。”她停了会儿,欲言又止,最后捉住我的手:“你摸,这是什么?”我的手在她光滑细腻的右下腹滑动,老实正经地摇摇头:“摸不到什么。”“你呀,”她咯咯地笑起来,把灼热的嘴唇放我耳朵边道:“我们有孩子了。”“真的?”我猛地一下把她抱起来,热烈地吻着,她羞涩地耷拉下睫毛,合上水灵灵的眼睛,接受着我的爱。在销魂落魄的幸福中,我搂着她问:“不会压着小家伙吧?”她抱着我的腰肢,摇摇道:“才三个月----。”爱啊,你留下的不是幸福,而是无边的痛苦……

“当心汽车。”过街口的时候,一辆公共汽车驶来,姐姐拉住了埋头前走的我。我思绪从回忆中拉回现实,看着当顶的太阳。到了太平街省财政局宿舍的门前,姐姐指着临街三楼一孔窗眼说:“那就是高明华的房子,你到前面等等,我进去叫林华。”

姐姐进去了,我在街檐上徘徊,长时间地看着那眼窗孔,心里说不出是股什么滋味。不一会儿姐姐走出来向我说:“来啦,林华来啦。”

我站在一株梧桐树下,看着一个小姑娘从宿舍里走出来。她穿着花布衣服,蓝色下装,拖着两条短羊角叉,个儿纤细,高高的身架,眼睛大而圆。她就是林华啊!一别十五年了!孩子,孩子,你是爱的结晶,情的凝结,生命的火花,未来的希望!普天下哪个父母不热爱自己的孩子?孩子又难道不热爱自己的父母吗?是谁强行把我们拆散?是谁强行不让我们生活在一起?你说呀,苍天!我笑着张开双臂向她迎上去,多么希望她能扑到我的怀里。可是突然响起了历声的尖叫:

“林华!”

随着声音高新华冲了出来。她变矮了,瘦了,难看极了,一张脸青白,眉毛像刀样的立在眼睛上。她冲到我面前,双手叉着腰,气咻咻地道:“你跑来干什么?”

林华吓往了,站在妈妈后面,不时地偷看我。

“看着林华。”我平静地道。

“好意思,还有脸来看。”

姐姐觉得她太气势汹汹,不过意地道:“他是林华爸爸。爸爸为什么不能来看女儿?”

“哼,”她瞪了姐姐一眼,大言不惭地道:“林华的爸爸姓吴,根本没有这样一个‘大右派’的‘反革命’爸爸。”

我眼前一黑,感到心里在被刀戳,定定神道:“高新华,我是她的亲生爸爸啊!”

她冷笑一下道:“呸,你养过她,供过她,还自称亲生爸爸。”

姐姐气得脸色熬白,手不住抖,我反而平静,轻蔑地一笑道:“高明华,我虽然没有养她,供她,却留下了几年的工资和稿费。”

“你找法院去。”她转身,脸也不回的拉着女儿走了。姐姐看着她的背影,气愤地说:“好狠心的女人,连血缘关系都不承认。”

我没有吭声,站在那里冷冷地不说话。姐姐仍在气头上说:“要是我,不扇她两耳光才怪。”

“这样做没有一点好处,太有失身份。”回家路上,我这样平静地说,其实心里恨极了,恨又有什么办法?难道我能用刀把她砍成两块。女人心像云彩一样,随着风的摆布。如果我现在的身份不是解系囚徒,是个衣锦荣归的达官,她无疑会跪在面前,吻我每一个足趾。权力的社会,市俗的眼光,是构成我们时代的轴心。人们在这个轴心中择其利而行之,但他们却披上一件袈裟,以掩盖丑恶的秽行。

回到家里我二侄女惠芬得知后,大为我打抱不平:“舅舅,高娘娘太不对了,你过去对她多好,可她现在比禽兽还不如。我陪你找她去。”

她幼稚的诚实的气话,使我笑了起来:“感情的东西不能借助于暴力,这样反会把事情闹僵,我想最好的办法是让良心去谴责她。”

“良心,良心,现在哪个人有良心。”惠芬都嘟嘟着嘴,不满我的懦弱。一个人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是随着年龄增长而不同的。她二十三岁了,正在恋爱中,还不能真正理解感情的微妙,于是我给她讲了朱买成的故事。她听后笑起来:

“未必你想搞个马前泼水?”

“我不相信才华和勤奋是罪恶,总有一天她会哭。”

第二天下午惠芬上街碰着了林华,不由分说强行拉到了家里。见着时她不喊,怕羞似地把头低下,我问她什么也不回答,惠芬道:“林华,喊呀,这才是你的爸爸。”

她望我一眼,仍把头低着,以手玩着钮扣,面对自己亲生骨肉竟是这样陌生,我们父女间像有堵墙隔着,使感情不能融合起来。我记得1957年1月4日下午三点钟,我坐在编辑室里,看着排字房送来的小样。这篇稿件是我写的,标题叫《青春的火花》:

“青春,不只是秀美的发辫和五色的衣裙,在青春的世界里,沙粒会变成珍珠,石头会化着黄金。为什么青春有这样大的力量?是人民把她栽培,……”

一阵电话铃声使我放下了手中红笔,拿起听筒问:“喂,哪里?我就是。……”话筒里传来一个清晰的姑娘声音:“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你爱人为你生了一个千金,九磅重,胖极了……哈哈……”

我向总编室告了假,登上自行车,喜滋滋地向市产院奔去。寒风扑打着我的面额不感觉得冷,飞雪灌着衣领不感觉得冰。我只感到车速太慢,可双腿的运动已到了最高的极限。对二十一岁的年轻人来说,似乎做爸爸还为时过早了一点,感到自己还没有脱孩子气哩!一月前我曾问到妻子:“华,她落了地是不是就会叫我爸爸?”妻粲然一笑,捅我一拳道:“哪儿那样快,至少一岁后才会叫爸爸妈妈。”我想了想,望着她临产前圆滚的腰肢道:“我怎好答应嘞?”妻瞪我一眼,憨嗔地道:“傻瓜,说些什么,别人的吗!”我大笑起来,捧着她的头热烈地吻。妻爱怜地推我一掌:“还是那样轻狂,孩子会笑话你。”她嘴上虽这样说,却柔顺地倒在我怀里...

进了产院,见妻安稳地睡在洁白的床褥上,脸色潮红,微闭双眼,疲倦极了。我不愿惊动她,进门后悄悄地坐在床前木椅上。她一下敏感地睁开眼,见是我,笑了,兴奋的泪水落了出来,从被窝里伸出无力的手。我把她的手举起放到嘴边吻着,安慰地道:“好好休息,每天都来看你。”她点头,“孩子在婴儿室,36号。”

按照产院规定:初生婴儿在七天内不能接触院外人员,以免引起感染。所以每到喂奶时间,便响起电铃,催离探看家属。我连续三天也没有看到孩子,心里痒滋滋的。妻子她看出我的思想,给出了主意,叫我听到电铃响时暂时离开,待一刻钟后再来到产房,如果护士问就说忘了钥匙。这个办法终于使我看到了孩子。那是什么孩子啊!既不会叫爸爸,也不会叫妈妈,裹在围裙中,两眼紧闭,头和脸红得像个血球。

“叫呀,这是你的爸爸。”惠芬的催促声,把我带回现实,林华呆呆地站在我面前,怯生生的不知所措。

十五年父女远别,她怎相信站在面前的这个黑大汉是她的爸爸。我爱抚地把手放在她的肩子上,感情深重地道:“林华,我是你的爸爸,亲亲的爸爸。你是我的女儿,亲亲的女儿。”

她身子后退一步,摆脱我粗大的手,又注目打量我一眼,突然问:“爸爸,你是不是‘反革命’?”

“反革命?!”天呀,你叫我怎么回答?说不是吧,组织和领导却说我是;说是吧,我情感实难接受。我“反”什么革命啊?十五岁就跟随"党"和毛出生入死,在枪林弹雨中闯进闯出。1950年4月,我们武工队小班六个人被千多土匪困在圆山寺,打了两天两夜,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时候,其中一人面临死亡哭了起来。我炸了:“哭什么,革命还怕死么?同志们跟我来,没有子弹的用石头,拿不动石头的用木棒,战斗到底,决不投降!”我反革命么,1951年全国大逮捕中,我只身冲进当时还为国民党“地下”残余势力盘据的兵工厂,抓获了十几名“特务”。接着我又最早的参加土改队奔赴农村。“三反”“五反”“合作化运动”,我哪次落了后面?为了响应号召:“向科学文化进军”,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学习,使我很快从一个文盲变成知识分子,成了第一代工农记者……难道这就是“反革命”么?!我的手和心一样地颤抖啊,语不成声地道:

“林华,我们……不要谈……不要谈……政……政治问题。”

惠芬看出了我的难过,不快不慢的从旁补一句:“舅舅好学,从文盲变成记者,写了篇讲真话的文章就打成‘右派’,要我说,连‘反革命’的边都沾不上。”孩子终算明白了一点事理,凄然说:“听妈妈说,你和她讲恋爱的时候连她名字都写不起。”

这是实话啊!1954年当我们爱情发展到热恋阶段的时候,她机关里的好朋友闹着要看“女婿”,她也想把我介绍给她的同事,以明正言顺地公开关系。可是我面浅不愿意去,她迫着我非得去,还说什么“丑媳妇终要见婆婆”。躲是躲不了,一天我穿着一身农村干部常穿的灰布制服去了。她们是大机关,设有门卫制度,会客需得登记。那守门值班的是个女的,叫什么“春芽”。我被“会客登记簿”难住了,拿着笔老半天写不下去。那“春芽”是个调皮的胖姑娘,一个劲地催我:“填呀,同志,你会谁嘛?”我硬着头写下去,心里想写好一点,糟糕,发起急来竟将高新华写成“高亲华”了。胖姑娘看着歪歪裂裂的字体,故意为难我:“我们这是没有高亲华这个人。”我望着“春芽”那狡黠忽闪的黑眼睛,悻悻地不知说什么好。正在危难时,她来了。她一看知道胖姑娘在作弄我,便扑上来笑着扭打:“春芽,你太坏了,欺负老实人。”胖姑娘才抱着肚子笑起来,并光着嗓子吼:“大家快来啊,快来看女婿哟!”

无知并不是羞耻。只有无知又不学习的人才是羞耻。“以粗为荣”是可悲的。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不能进步的。我们的时代需要知识统治,知识统治的时代才是光明的时代。当我用惊人的毅力获知而开始笔耕生涯后,她一次以骄傲的口吻向我说:“春芽夸我,说我找了一个好女婿。聪明、勇敢、有才华。”我笑了笑道:“你认为呢?”她垂下长长的睫毛,羞涩地说:“不好我还把心给你。”在这个问题上,她毕竟吐了真言,没有欺骗孩子。于是孩子矛盾起来:爸爸是“反革命”,可又是个好学的“反革命”。

“反革命”——是共和国最凶恶残忍的敌人,烧杀抢夺,破坏建设,无良心没人性为老百姓切齿痛恨。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这危险不亚于十八世纪的天花,十九世纪的霍乱,二十世纪的鼠疫,接触了就有死亡的危险。这个风气的形成,全是理论家们的“伟绩”,也是各报刊杂志的“丰功”。它真正撕下了人们温情脉脉的面纱,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社会再没有亲情、友情、人情,只有怀疑与憎恨。

这次和女儿的会面是短暂的,没有深谈什么,留在我心灵的是悲怆与凄凉。

拭不去的黑暗

十二天的探亲假很快就结束了,别前姐姐做了几样菜为我饯行。我怎么吃得下去啊!在席间写了一着诗:

三杯苦酒别情重,千言万语锁心中。

姐弟相离八千日,又去天涯忆重逢。

平原菜花春袅袅,茶山风雨雾濛濛,

不知今宵何处宿,旧梦可否在芙蓉。

姐姐看后哭了,惠芬也哭了,说我太伤感,看不见人生光明。光明呵你在哪里?十五年我们含辛茹苦,栉雨沐风,朝南暮北,身转天涯,饮尽天地风霜,大自然雨露,冻馁、劳繁、饥饿、皮鞭、凌辱、歧视,人间的哪一个灾难不落在我们的头上?十五年我们开垦了座座荒山,筑通了条条铁路,挖煤、掘矿、播种、采茶,付出了多少血和汗?十五年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批判斗争,九十度的“柔软体操”,“喷气式”的双臂后举,挂黑牌的游街示众……我们既愁肚皮又忧死亡,既担风雪又恐打击。

奴隶,奴隶还能繁殖后代;贱民,贱民还有一个窝棚,我们什么也没有啊!什么也不应该有,能留下的是自己的脚印,能带走的是自己的影子。我们热爱祖国,不能为祖国服务;我们热爱人民,不能为人民工作。才华、聪明白白地从身边流走。无怪乎我们中好些朋友,有的郁郁致死,有的久抑成疯,活下来的也万念俱灰,失去生活的信念。折磨太漫长了,打击太可怕了,请问这无边的痛苦何时才能结束?……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往亊微痕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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