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是泪的文字，是血的凝结，仅把我几十年历经的痛苦生涯，倾吐在纸上，以唤起社会的良知，我们不能再恐惧下去了，要勇敢面对历史……
开篇
人的一生中要经历很多人和事，有些很快忘记，有些却留在脑海里，而留在脑海里最深的莫过于是自己的父母和儿女。
我是个较早失去父母的穷孩子，是在姐姐的照看下长大成人的。1949年底，正当我姐姐不能供养我这张嘴巴的时候，我和众多苦命的徒工一样，流着眼泪涌进了“革命”阵营。如果有人问到我：“小鬼，你为什么要参加革命？”我只能用当时视为最朴素的“阶级情感”语言回答：“消灭剥削，消灭压迫，保卫翻身果实。”其实“剥削”是什么？根本闹不清；说到压迫吧，似乎还有点门，那就是老板常常打我、骂我，对我吹胡子瞪眼。所以说，我对旧社会的愤慨倒不是来源于生活的困苦，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凌辱歧视。可谁能想到历史会在我身上重演呢？
1957年“整风反右”我被定成“极右”，列入中共四川省委红头文件“四川省文艺界二十四人反革命集团”中成员，还是“钦定”的“七君子”中“一君子”。“在劫难逃”，接着开除公职送专政机关改造。时间也流逝得快，一晃就十五年了。临近解系的时候，我思想复杂起来，考虑的问题越来越多，是悲是喜很难说清楚。不过想得最多的还是长别的妻子和女儿。说也怪，只要思想一触到这个事儿，心里就酸楚楚的痛，好像肝胆都碎了。早几年姐姐的来信中就说到“新华已离你多年，就不要去想她了。现在是保重自己身体，加速思想改造，争取早日回到故乡来...”这隐隐不明的话语中似乎暗示我：“她已结婚了。”我有点半信半疑，心想不会吧？！那就是想到我们昔日相爱的感情。
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不去面对现实，遇到不好的事情总存在这样和那样的幻想，希望有个好的结果在等待自己。当时的我就是这样。为什么？本来感情这东西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不是铁铸不变的物质，它受掣于客观环境。
逝不去的往事
那是1953年夏天，时年才18岁的我，被组织上任命为成都市郊站东乡普选工作组的组长。组长虽不是拿着委任状的“官”，可权力并不小。我们工作组有25个男女同志，他们都得听从我的指挥安排。按老人们说“嘴上没毛，说话不牢”，可我说话是很牢的。全乡几千人的农民大会上，不打稿子我可以讲半天，而且会说得农民不打瞌睡。所以区委书记很喜欢我，说我是一个“天才的鼓动家”。实际上我有什么“天才”，由于书记偏爱，同事们都很尊敬我，老是“黄组长”前，“黄组长”后地喊过不停。
当时工作组二三十人中只有一个人不喊我“组长”，这就是她，一个皮鞋商的女儿，省女职的高材生。人生得漂亮，很白净，一双水灵灵的眼睛嵌在白里透红的鹅蛋脸儿上，小小的嘴唇红润红润像颗熟透的樱桃，恨不得一口吞下。唯一缺点是身材矮一点，不过矮得适中，和那红喷喷嫩绒绒的鹅蛋脸配得起。她的鼻子、嘴巴不怎样具备特色，和一般姑娘差不多。她是工作组秘书，负责起草工作简报，帮我修改讲稿上的别字错字。那是什么讲稿啊，天晓得！我的文化超过了水平，尽管参加工作后在夜以继日地不停学习，可基础太差了。她对我帮助耐心，每一个字都要讲半天。比如我看报看到“颇”这个字卡壳了，她便抿嘴一笑，柔声细语地说：“这个字读颇，有“很”和“拼”的意思，是状语，修饰副词的。像颇得意、颇着干。”说也怪，经她这一讲解，像烙铁一样地烙在了我的心上，再也忘不掉。一天夜里我们一同下村归来，默默走了好一段路，我打破沉默道：“x同志，你对我帮助太大了，不知该怎样感谢你？”
“感谢？”她的身子微微一怔，随即轻盈地娇憨一笑：“随你便。你认为哪种方式最好，就用那种方式……”
我低头细心品味着她的话，脚步更慢了，月光下拖出的两个人影。在染着露水的秧苗上忽闪忽闪的。“今后你可不要再叫我同志了，听来多别扭。”她略微放高声音，把一条辫子拉过来放在手里玩。
她把辫子往背后一抛，扯片秧叶轻轻地放在嘴里咬着，用那水灵灵的黑眼睛燃烧着我的眼。我心里感到一阵紧张的热，听她继续说：“...——嚯，你看，流星。”
一颗流星划过夜天，坠落在远处。这时蛙鼓奏得更欢了，把溪流的潺潺声都掩盖去。一阵凉风吹来，她身上的香脂味钻进了我的鼻孔。我虽是18岁的少年，也算情窦初开了，...
是故意还是调皮，我道：“那喊什么？”
她似乎有点慌乱，但很快安定下来，把声音压得很低说：“小肖小华高都行，任你高兴。”说也巧，她在说话时忘了看路，一脚踩下了秧田的过水渠，“哦唷”地叫了声，身子几乎跌下去。我即一把扶着她轻盈的腰肢，感到一股强烈的电流从心上涌过。她不挣扎，久久倚偎着我，呼吸变得很急迫。我们就这样悄悄地爱上了。
在我们爱情发展到了白热化的时候，一晚在公园的花丛中，她如痴如醉地躺在我怀里，接受我轻柔的抚弄。
她柔情地悄声问：“你得到我，满足了吗？”
我点点头，看着她那双水灵灵的眼睛（这双眼睛此时已被爱火烧得发红发亮）道：“满足了，完全满足了。”
“你对我的爱不会变心吧？”她张开两臂抱着我的脖子，...
我甜蜜蜜地说：“傻姑娘，说些什么，我倒怕你把我扔了。”
她灿然一笑，把我的手捉住放在她柔软的胸脯上。“做人得讲良心，我又不是‘杯水主义’者。爱情的可贵在于同甘共苦，共患难……我最恨那种朝三暮四，水性杨花的女人，把爱情当成市场上的商品交易。”
我们很顺利地结了婚，建立了小家庭。接着，我因工作需要，调入市委机关报做了记者，也是第一代工农记者。
丈夫的荣誉总会给妻子带来光荣。这时她除了更注重穿戴打扮外，对我的爱简直达到至高无尚的狂热程度。每天早晨挽手送我到机关门口，夜里（我常常值班）倚门织毛线等到凌晨两点过，一日三餐我不回来不动筷子。热天亲自为我做冷饮，冬下又为我用酒精灯煎梨糕冰糖水，上床入睡时非得把头枕在我的手臂上。爱使她变得更美丽漂亮了！
她为有我这样一个“聪明多才”的丈夫而骄傲，我为有她这样一个多情温柔的妻子而满足。可是当我划成“右派”送到专政机关后，突然提出了离婚。我当时简直惊呆了，这可能吗？
那次见面是在公安局的一间办公室，她跑来找着我，哭得像泪人儿一般，手绢都不知揩湿了多少张。她细声细语地说：“你应该原谅我，原谅我，我不愿意呀！可有什么办法，别人都骂我，说我划不清界线，是‘右派分子’的臭老婆，为了我的前途也是我们孩子的前途，我们暂时离吧！但我一定等着你，死死地等着你！你去多久，我等多久；你走时家里什么样，回来家里也是什么样……”
也许文人都重感情，重感情的人都容易轻信。我经不住她如水似的眼泪，“诚心”的保证，随即同意她的离婚请求。相信她会死死地等着我，所以在法官问到我财产时，我表示不要，全归女方。于是，她不仅轻易地拿到了《离婚判决书》，也拿去了我的全部财产。在进入专政机关改造后，我一直没有向她写信，怕影响她和孩子的前途。后来就没有条件了，相互各一边，音讯杳杳。现在解系省亲，我想纵然结了婚，一般朋友的友谊还存在吧？何况我还丢下了历年劳动所积蓄的财产和裔亲骨肉女儿，所以我在离开劳改农场前向她写了封简短的信，请姐姐转交。信是这样的寥寥数语：
“亲爱的，请原谅我仍这样称呼你，也许是最后一次称呼。我不是想挽回飞去的桃花，或拾起那打碎的珍珠，更不愿打乱你家庭的宁静。现在我解系了，很快回来。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望一下你和孩子。这仅仅是对旧有感情的回恋——人哟总是有感情的啊！何况孩子是我们爱情的果实。这些年，我做梦都在想着她，想着她！多么希望她叫我一声爸爸呵！……”
我就带着这样千缕情丝，万缕希望，背着简单的挎包，一个频经浩劫侥留存的孤魂，迈着踽踽步伐向故乡一步一步走去。迎接我的是凛冽寒风，咽咽锦水，一地花瓣，一路陌生。十五年多么漫长的岁月，五千多天的年华，请问：一个人的一生有几个十五年？春花秋月，冬雪夏日...？
他回来了，回来了，带着满身的伤残，遍体疤痕，和那一颗被劳累、屈辱损磨得过早憔悴的心——回来了……他为着什么？一篇干预生活的小说，说了一下别人想说而没不敢说的话而已，难道就应该受到不公平的监禁么？
法律呀法律，你为什么变成了权力的姘妇？
真理呀真理，你为什么成了谎言的代名词？
真善美的标准是什么？假恶丑的内涵又是什么？！
“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五千年的历史古语，竟成了今天活生生的现实。
唉，生活，是你欺骗了我，还是我欺骗了你？社会的明灯熄灭了，个人的独断专横成了时代的杠杵。如果说过去指鹿为马是课堂的教材，到今天却是血淋淋的事实！
游荡在故乡的孤魂
火车在崇山峻岭中奔驰，火车在原野上疾如流星速跑。我看见了什么，什么投入了我的眼帘？！我看见的是杂草与稼禾并生的庄稼，破烂歪歪倒倒的草房，不冒烟囱的工厂，以及那逃荒的人群，饥饿的眼神，杂沓不安的社会秩序……五十年代人寿年丰的兴旺景象到哪里去了？这是人民的懒惰，还是领导者的失策？啊，个人命运总是和社会命运联系在一起，难道能分开吗？
我长久伫立在车门，想着过去、现在、今后；想着历史、现实、社会；想着国家、民族、个人……不禁吟诵自己写过的一首诗：
少年追党搏苍龙，一腔热血贯长空。
情真性直焉有二，岂知风狂道不通。
负屈含冤鬼掉泪，壮志沉没神悲恸。
借问青云龙门路，笑指肋肩逆势从。
这列开往故乡去的车是慢车，每到小站都要停五分钟。正值春荒，上下车的人很多，主要是外出购粮和逃难的农民，背夹箩筐摆满了车厢过道，来去极不方便，所以从起点站发车起就晚点。天气虽然不热，因人多拥挤，车上空气很不好，汗臭酸味冲着人的鼻子。车上没有什么卖的，也无开水供应，很少看见列车员，只到停车时才从那间列车员小屋子里走出来，车一开又钻了进去。好在我是经过“锻炼”的人，不仅渴得、饿得，也热得、闷得。十三个小时的长途行车几乎都是倚窗伫观，十五年的囚禁啊，一当自由怎不更加爱恋人间！
车到终点站锦市，也是深夜十二点半，我扛着挎包步出车站。眼前一片漆黑，没有灯，只有敲竹杠的三轮车向旅客蜂拥而来。我走出车站铁栅门，穿过站台花园，沿着宽敞的人民北路向城里走去。城市在沉睡中，静静的没有一点声音。稀落间断的水银日光灯投射在沥青柏油路面上，反映出一种清冷的光。我的身影在街道上拉得长长的，显得孤独可怜。由不得我有点凄然，心里涌起一阵悸痛。谁能相信这就是生我养我二十二年的城市？这座城市有我祖先的足迹，父辈的辛劳，当我作为婴儿“伊哇”一声降临的时候，正是军阀混战的年月。炮声催我成长，炮声又把我推向童年的苦难深渊。尽管如此，仍有许多美好的回忆。是啊，我爱故乡人和物，我爱故乡每栋房，条条街道有脚印，棵棵柳树伴我长。少年时的竹马侣伴，童工时的弟兄，你们在哪里？在哪里？踏上北大桥，我凭栏眺望，滔滔咆哮的江水勾起我多少情感。
记得二十五年前的黎明，我赤着脚，身着长衫，举着三角红纸旗，在鞭炮声中欢迎毛的解放军进入这座古城。我笑呵跳呵，手掌都拍红肿了。当时我并不懂得什么"革命道理"，只本能地感到，这个世界变了，穷人变得扬眉吐气，富人变得低头夹尾。在那庆翻身的日子里，每当喊“万岁！”时，我就热泪盈眶，一股巨大的电流从心上通过，似乎浑身每个细胞都膨胀了、欢笑了啊！也就在这一年，我告别了抚养我的姐姐，去到农村征粮剿匪。临别前姐姐给了我一条花布毯，抹着眼泪说：“你去吧，弟弟，我不留你，...”
姐姐啊多么好的姐姐，通晓道理，...在我追南逐北的征战日子里，她来信总是鼓励我的斗志：“弟弟，狠狠地打，狠狠地追，把封建剥削彻底埋葬！我做好了大红花迎接你凯旋归来。”
现在归来了，归来了，可是归来的不是英雄，是服刑15年仍戴着“反革命”帽子的“有色人种”。我给革命的是赤诚，而革命给我的又是什么呢？不公平啊不公平，革命，我并不向你要奖赏、报酬、享受，我要向你要的是人民生活的幸福，国家的富强！请问：二十五年来你给了国家、人民什么？
回答我，回答我！哦，哦，哦，街灯灭了，月亮钻进了乌黑的云层，冷风刮得梧桐叶在哭泣。这是谁在唱啊谁在唱，我仿佛听到一阵凄凉的琵琶之声：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喜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落在街头……”
这不是歌，这是真实惨淡的画面啊！诗人，诗人写得多么好：“我从黑暗走向光明，又从光明回到黑暗。这是生活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再现？”
偶然再现，再现偶然！
舵手啊，共和国的舵手，你是昏聩了，骄傲了，居功了，还是听信了奸佞的谗言，把这艘八亿的巨轮搁浅在荒滩上？缺乏粮食，缺乏阳光，缺乏淡水，缺乏空气。看，多少人离乡背井，多少人流落街头，多少人啼饥号寒？...
跨下北大桥进入了市区。市区也是在沉睡中。街上没有人影，窗户没有亮光，甚至没有婴儿的啼哭声。惨白的灯光映衬着大字报的陈迹，夜雾里依稀可嗅出武斗的硝烟。看，那断垣残壁不正是历史的见证么？我终于摸到了家，我哪里有家啊，这是我姐姐的家。我举手敲了敲门，门开了，姐姐出现在灯光下。她看着我，迟疑会儿，终于叫出：“弟弟，你回头了，回来了！”
我一头扑在姐姐的怀里，咽喉梗梗说不出话来。姐姐抚摸着我，扑漱漱的热泪掉在我的颈脖上。
“姐姐，你怎么了？”我仰起头望着姐姐花白的头发，满是皱纹的眼睛，心里涌现起无限的酸楚。十五年她为我担惊受险，十五年她为我忍辱负屈，十五年啊，她又节衣缩食源源不断向狱中寄赠血膏。外甥们因母舅是“右派”的这个关系，初中毕业后不能升入高中，不能入党入团。尽管他（她）们聪明有天赋，仍不能得到一个理想的职业。谁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株连九族？不，在那个时候，一根“红线”横行的岁月，它远远超过封建帝王对人的作贱。
封建帝王作贱人，你还可以诉屈呻吟，可在这个恐怖的国度里，流泪也是犯法。记得姐姐的来信多次这样写道：“在政治关系上你是我的敌人，在血肉关系上你是我的弟弟。我寄钱粮给你是希望你好好改造，放弃反动立场……”
难道这话是真心吗？她只能这样写啊！不然会落个“同情反革命”的罪名。我们生活已形成了一个套子，各种政治术语和世俗的偏见混在一起，变成一条能致人于死地的钢鞭。友谊、信赖，正直早已不复存在，多数人都是咬人的狗。他们用卖友而求荣，以告密而保安，长于整人害人。这一套为什么能行得通？因为社会是这样要求每一个公民。所以评判一个人的美丑、真伪、善恶、好坏，再不是通过知识、才华、道德、忠厚，而是你能不能吹牛拍马，阿谀奉迎，能不能为书记们提马桶、端尿盆。生活啊，你竟变得这样的丑恶？……
“弟弟，我没有哭，我在笑。我多么高兴看到了你，不会是梦吧？”更多的热泪洒在了我的脖子上，我理解这是姐姐欢喜过度的原因。她自幼把我抚养成人，十余年同住在一间潮湿的黑房里。因为穷，又睡在同一间破床上，直到出嫁我们姐弟才分开。这样特殊的血肉感情，便有难以诉说的离痛之苦。
“不是梦，不是梦，姐姐，我真的回来了。”我笑，抹着眼泪，终于吐出了一句安慰姐姐的话。
“真的不是梦吗？！”姐姐放开手，不相信地拨亮灯，走上前再次细细地把我看了一遍，说：“弟弟，你老了，要是在街上碰着我简直认不出是你。”
是的，我老了。老，这是自然界新陈代谢不可抗拒的规律，不值得哀叹和惆怅。在现实生活中怕老的人，多便是那些锦衣美食的养尊处优者，头戴乌纱拥据权力的老爷们，或那般攀龙附凤、趋炎附势的吸血鬼，以及“金枝玉叶”的太太小姐们。老，便是死亡的信息，他们多么舍不得已占有的东西啊！为了不老不死亡，竭力服用各种贵重药品，恨不得连呼吸的空气都能消毒以求延年益寿，可我一个时代的“贱民”、“囚徒”是不怕老、不怕死的，在受压受凌到了极度之时，曾希望来个大地震，让世界重造。现在当姐姐提到我老了时，我喟然叹息了一声。
“怎么，你有病吧？”姐姐惊愕了惊。
“我很健康。”我坐下来，环顾了姐姐住的房子。这是一间极为普通约有十五个平方米的住房；既是两代人的住室，又是书房、客堂、饭厅。屋里一间大床，一间小床，一个平柜，一张方桌。墙上贴着毛的画像，平柜上还摆着毛的石膏像。书橱上是几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这种家庭的布置摆设，是七十年代中国居民不能缺少的政治内容。当然，这不是官方文件的强行规定，而是人们的“自觉”。不过这种自觉并不是出于人们内心的自愿，而是不断的政治运动所造成强行的社会政治空气。你要生存吗？就必须这样做，否则便不会安宁，...
“我很健康，十五年福大命大，连小病也没有生过一次。”我静默片刻，笑笑，取出本毛语录翻了翻，缓缓地说：“我方才叹气是十五年的人生白白浪费了。十五年要给人民、给国家做好多事情啊！如果没有这场灾难，我不知写出了多少文章。”
“你还这样想？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姐姐知我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曾经很支持我。现在也许是生活的磨练，或者为我未来担忧，却这样说了：“不行啊，弟弟，本事才华没有用，你现在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纵然造得起原子弹也没有人用你。你没见文化大革命中那些专家、教授、学者，一个个都弄来斗。男的挂牌子，女的剃阴阳头。听我话，快把户口迁回来，干劳动算了。”
我一怔，两颗眼泪夺眶而出。未解系前一度冷却的心又燃烧起来，我相信报上说的话，“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所以仍然想回到故乡后重操旧业——从事写作，为"党"而唱，为人民而歌，把人生的聪明才智献给社会。现在我才知道社会不要我啊！它要什么？——它要点头哈腰的奴才，交白卷的张铁生。我无言以对，只能凄然颔首。
接着姐姐叫我洗脸吃饭。饭后她给我沏了杯热茶，我们面对面谈起别后的事情来。直谈到鸡鸣二道，姐姐才催我到一间小房去睡觉。临别前我提到看孩子的事，她才道：“你的信我交给了她，她看后又退给我说，‘回来不准他来找我，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我说想看一下女儿，十五年了，谁个做父亲的不想女儿。她鼻子哼了声，冷冷一笑：‘还有脸看女儿，离婚判决书早断了，谁是他的女儿？！’她早变心了，去看有啥意思。”
我听后痴呆呆地站着，半天没有言语。姐姐怕我难受，安慰道：“她和她妈一样富贵眼，她当年爱你，不过爱的是名誉地位，你一犯错误她就翻脸不认人，所以那么早就提出离婚。人家早嫁人了。男的是省财政局一个小头头，又生了一个女儿。你想，怎么让你去看她？弟弟，忘掉她吧，‘有志男儿娶九妻’，你还年轻，怕找不到么？”
我凄然苦笑了下：“我不会再结婚了，未必还去拖累人。”
“说些什么呵。”姐姐把我叫到小房子，用钥匙打开门。这间房子是二侄女住的，她今晚到医院上夜班，没有在家。她铺好被盖后又小声叮咛：“睡吧，起动轻点，隔壁张老娘是个怪人，听到她要骂人。”
小房里有盏五支光的灯泡，黄澄澄地照着我憔悴的人影。我倚着床难以入眠，望着那盏烛样的小灯出神——
渐渐那灯跳动起来，戴着一朵一朵的喜花，高新华穿着花哔矶的中式夹衣，涂着口红，淡擦脂粉，拖着两条长辫，走过来紧紧地依偎着我。
“林，想什么？”她闪着水灵灵的眼睛，把头枕在我的肩上，秀丽的白净脸蛋因羞涩而发红：“十二点啦，我们睡吧。”
我轻轻地把她抱在怀里，狂热地吻了吻：“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妻子了，高兴吗？”
“高兴极了。”她抿嘴一笑，深深地沉醉在幸福里：“林哥，你不会欺负我吧！”
“傻姑娘，”我把她平整地放在床上，爱怜地抚弄着，低低道：“我原先打算三十岁以后才结婚，至少有一个长篇问世，想不到竟这样快成家。”
“那为什么？”
“因为你太漂亮了。”
“是吗？——”她张开双臂猛地抱着我脖子，喜滋滋地道：“林，我太爱你了，有时觉得自己太主动，可是没有一点办法来控制。我盼呀盼呀，不知多久才能睡到你身边，今晚终于实现了。让我把姑娘的漂亮给你，把少女的骄傲给你，我一切都是你的……”
...
一惊，是手把床头开关带动了，“叭”的一声小屋一片黑暗。暗中我听到一板之隔的街道工业车篷厂的缝纫机在嚓嚓地响个不停。听去好似一个被遗弃者的哭声。它哭得那样伤心悲切。我烦躁地重新扯亮灯，找出一张纸，若有所思地写道：“鸳鸯钟情犬重义，天下多变女人心。朝发百头终身誓，晚随心欢早忘君。“我写完念了一遍，又觉得自己无聊，天下女人变心者还是少。就说高新华吧，要不是划成“右派”，送去劳教劳改，她又何至离婚？她的变是社会迫使，印证了中国一句俗话：“昧良心出乎无奈”。
我要去看女儿
明知不可能的事儿仍不相信，只有当他经历了，也许才能改变初衷。
第二天早饭后我向姐姐重申了这个意思，姐姐不好过于阻挡，但也不支持，沉思一下说：“你还是这个脾气，决定了的事就不变……她要是不理睬你呢？”
“我看华华。做爸爸的看女儿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很理直气壮地说：“记得1961年我在旺苍快活镇劳改修铁路，你带着华华来看我，分手时她不走，哭着要爸爸，晚上非要挨着我睡。”
提起这悲切的往事来，姐姐的眼睛红了。那时正值所谓的“灾害”时期，我们的定量从48斤锐减到36斤，有限的热能不能支付繁重的体力劳动。我手脚肿了，体重由136斤下降生命极限的95斤。为了活命，成天除劳动外四处找野菜吃。她闻讯从故乡赶来看我，带了二十个高价点心，每个1.5元，在工地上看着我把“它们”一个一个地吃完。她哭了说：“林弟啊，你怎么成了罗汉肚皮。”强烈的食欲也和精神因素分不开。说来也怪，当林林来到我身边后，我一下吃不下东西了。每晚我们定量是四两苞谷羹——两小铁瓢。我却将这仅有的活命粮食，用勺子一勺一勺地舀来喂林林。我不仅不感到饿了，心里还十分满足。这是什么填补了空虚的肚皮呢？——亲情。亲情，巨大的感情！她不仅深深地抓住你，还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千百年来支持人们生活工作劳动的，不正是这种宝贵的亲情吗？可是一个时候，我们的"党"却不惜动员一切宣传机器和行政手段，强迫人民去割断她，搞什么“大义灭亲”，“划清界线”，结果把人的理智、尊严毁灭，彻底毁灭，教训呵教训！
姐姐听完我话，轻轻地叹口气：“那是过去，现在高新华把华林管得紧，再说又是这些年了……”
“世界上没有孩子不认父母的。”我断言道，“姐姐，我求求你，你去她家把林华叫出来吧，我要看她，我要看她，整整的十五年了啊！”
姐姐最疼我，拗不过只好道：“我去给你叫，我去给你叫。”
吃完饭，姐姐领着我向高新华住的太平街——省财政局机关宿舍走去。我们一路走姐姐一路说着文化大革命的新闻逸事。我没有听，思想飞到了遥远的年代。
十六年前春末的一个星期天，我和高新华各骑着一辆自行车去郊外玩耍，路经现在穿行的总府街，她下车到水果店去买了几斤李子，又买了一串青葡萄。我看着纳闷，不禁问：“这样酸的东西能吃么？”她红脸一笑，娇娜地道：“又不是买来叫你吃的，管这样多。”我道：“这是关心你啊，怕它酸坏了你的牙。”她看看左右，瞪我一眼，轻声道：“你呀就是不关心人。”我莫名其妙想辩白，她把葡萄装在提包里，翻身飞也似地走了。那晚回家洗完澡，她穿着水红汗衫睡在旁边，望着我哧哧地笑。我轻轻地在她鼻上划一下道：“调皮，又笑我不懂生活吧。”她把头揍过来道：“我亲爱的记者先生你就是不懂生活，成天只晓得写文章，连别人身上有什么变化都不知道。”我打量她一眼，认认真真地说：“你近来常爱呕嘛，我问你，你不是说不是病呗。”她停了会儿，欲言又止，最后捉住我的手：“你摸，这是什么？”我的手在她光滑细腻的右下腹滑动，老实正经地摇摇头：“摸不到什么。”“你呀，”她咯咯地笑起来，把灼热的嘴唇放我耳朵边道：“我们有孩子了。”“真的？”我猛地一下把她抱起来，热烈地吻着，她羞涩地耷拉下睫毛，合上水灵灵的眼睛，接受着我的爱。在销魂落魄的幸福中，我搂着她问：“不会压着小家伙吧？”她抱着我的腰肢，摇摇道：“才三个月----。”爱啊，你留下的不是幸福，而是无边的痛苦……
“当心汽车。”过街口的时候，一辆公共汽车驶来，姐姐拉住了埋头前走的我。我思绪从回忆中拉回现实，看着当顶的太阳。到了太平街省财政局宿舍的门前，姐姐指着临街三楼一孔窗眼说：“那就是高明华的房子，你到前面等等，我进去叫林华。”
姐姐进去了，我在街檐上徘徊，长时间地看着那眼窗孔，心里说不出是股什么滋味。不一会儿姐姐走出来向我说：“来啦，林华来啦。”
我站在一株梧桐树下，看着一个小姑娘从宿舍里走出来。她穿着花布衣服，蓝色下装，拖着两条短羊角叉，个儿纤细，高高的身架，眼睛大而圆。她就是林华啊！一别十五年了！孩子，孩子，你是爱的结晶，情的凝结，生命的火花，未来的希望！普天下哪个父母不热爱自己的孩子？孩子又难道不热爱自己的父母吗？是谁强行把我们拆散？是谁强行不让我们生活在一起？你说呀，苍天！我笑着张开双臂向她迎上去，多么希望她能扑到我的怀里。可是突然响起了历声的尖叫：
“林华！”
随着声音高新华冲了出来。她变矮了，瘦了，难看极了，一张脸青白，眉毛像刀样的立在眼睛上。她冲到我面前，双手叉着腰，气咻咻地道：“你跑来干什么？”
林华吓往了，站在妈妈后面，不时地偷看我。
“看着林华。”我平静地道。
“好意思，还有脸来看。”
姐姐觉得她太气势汹汹，不过意地道：“他是林华爸爸。爸爸为什么不能来看女儿？”
“哼，”她瞪了姐姐一眼，大言不惭地道：“林华的爸爸姓吴，根本没有这样一个‘大右派’的‘反革命’爸爸。”
我眼前一黑，感到心里在被刀戳，定定神道：“高新华，我是她的亲生爸爸啊！”
她冷笑一下道：“呸，你养过她，供过她，还自称亲生爸爸。”
姐姐气得脸色熬白，手不住抖，我反而平静，轻蔑地一笑道：“高明华，我虽然没有养她，供她，却留下了几年的工资和稿费。”
“你找法院去。”她转身，脸也不回的拉着女儿走了。姐姐看着她的背影，气愤地说：“好狠心的女人，连血缘关系都不承认。”
我没有吭声，站在那里冷冷地不说话。姐姐仍在气头上说：“要是我，不扇她两耳光才怪。”
“这样做没有一点好处，太有失身份。”回家路上，我这样平静地说，其实心里恨极了，恨又有什么办法？难道我能用刀把她砍成两块。女人心像云彩一样，随着风的摆布。如果我现在的身份不是解系囚徒，是个衣锦荣归的达官，她无疑会跪在面前，吻我每一个足趾。权力的社会，市俗的眼光，是构成我们时代的轴心。人们在这个轴心中择其利而行之，但他们却披上一件袈裟，以掩盖丑恶的秽行。
回到家里我二侄女惠芬得知后，大为我打抱不平：“舅舅，高娘娘太不对了，你过去对她多好，可她现在比禽兽还不如。我陪你找她去。”
她幼稚的诚实的气话，使我笑了起来：“感情的东西不能借助于暴力，这样反会把事情闹僵，我想最好的办法是让良心去谴责她。”
“良心，良心，现在哪个人有良心。”惠芬都嘟嘟着嘴，不满我的懦弱。一个人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是随着年龄增长而不同的。她二十三岁了，正在恋爱中，还不能真正理解感情的微妙，于是我给她讲了朱买成的故事。她听后笑起来：
“未必你想搞个马前泼水？”
“我不相信才华和勤奋是罪恶，总有一天她会哭。”
第二天下午惠芬上街碰着了林华，不由分说强行拉到了家里。见着时她不喊，怕羞似地把头低下，我问她什么也不回答，惠芬道：“林华，喊呀，这才是你的爸爸。”
她望我一眼，仍把头低着，以手玩着钮扣，面对自己亲生骨肉竟是这样陌生，我们父女间像有堵墙隔着，使感情不能融合起来。我记得1957年1月4日下午三点钟，我坐在编辑室里，看着排字房送来的小样。这篇稿件是我写的，标题叫《青春的火花》：
“青春，不只是秀美的发辫和五色的衣裙，在青春的世界里，沙粒会变成珍珠，石头会化着黄金。为什么青春有这样大的力量？是人民把她栽培，……”
一阵电话铃声使我放下了手中红笔，拿起听筒问：“喂，哪里？我就是。……”话筒里传来一个清晰的姑娘声音：“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你爱人为你生了一个千金，九磅重，胖极了……哈哈……”
我向总编室告了假，登上自行车，喜滋滋地向市产院奔去。寒风扑打着我的面额不感觉得冷，飞雪灌着衣领不感觉得冰。我只感到车速太慢，可双腿的运动已到了最高的极限。对二十一岁的年轻人来说，似乎做爸爸还为时过早了一点，感到自己还没有脱孩子气哩！一月前我曾问到妻子：“华，她落了地是不是就会叫我爸爸？”妻粲然一笑，捅我一拳道：“哪儿那样快，至少一岁后才会叫爸爸妈妈。”我想了想，望着她临产前圆滚的腰肢道：“我怎好答应嘞？”妻瞪我一眼，憨嗔地道：“傻瓜，说些什么，别人的吗！”我大笑起来，捧着她的头热烈地吻。妻爱怜地推我一掌：“还是那样轻狂，孩子会笑话你。”她嘴上虽这样说，却柔顺地倒在我怀里...
进了产院，见妻安稳地睡在洁白的床褥上，脸色潮红，微闭双眼，疲倦极了。我不愿惊动她，进门后悄悄地坐在床前木椅上。她一下敏感地睁开眼，见是我，笑了，兴奋的泪水落了出来，从被窝里伸出无力的手。我把她的手举起放到嘴边吻着，安慰地道：“好好休息，每天都来看你。”她点头，“孩子在婴儿室，36号。”
按照产院规定：初生婴儿在七天内不能接触院外人员，以免引起感染。所以每到喂奶时间，便响起电铃，催离探看家属。我连续三天也没有看到孩子，心里痒滋滋的。妻子她看出我的思想，给出了主意，叫我听到电铃响时暂时离开，待一刻钟后再来到产房，如果护士问就说忘了钥匙。这个办法终于使我看到了孩子。那是什么孩子啊！既不会叫爸爸，也不会叫妈妈，裹在围裙中，两眼紧闭，头和脸红得像个血球。
“叫呀，这是你的爸爸。”惠芬的催促声，把我带回现实，林华呆呆地站在我面前，怯生生的不知所措。
十五年父女远别，她怎相信站在面前的这个黑大汉是她的爸爸。我爱抚地把手放在她的肩子上，感情深重地道：“林华，我是你的爸爸，亲亲的爸爸。你是我的女儿，亲亲的女儿。”
她身子后退一步，摆脱我粗大的手，又注目打量我一眼，突然问：“爸爸，你是不是‘反革命’？”
“反革命？！”天呀，你叫我怎么回答？说不是吧，组织和领导却说我是；说是吧，我情感实难接受。我“反”什么革命啊？十五岁就跟随"党"和毛出生入死，在枪林弹雨中闯进闯出。1950年4月，我们武工队小班六个人被千多土匪困在圆山寺，打了两天两夜，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时候，其中一人面临死亡哭了起来。我炸了：“哭什么，革命还怕死么？同志们跟我来，没有子弹的用石头，拿不动石头的用木棒，战斗到底，决不投降！”我反革命么，1951年全国大逮捕中，我只身冲进当时还为国民党“地下”残余势力盘据的兵工厂，抓获了十几名“特务”。接着我又最早的参加土改队奔赴农村。“三反”“五反”“合作化运动”，我哪次落了后面？为了响应号召：“向科学文化进军”，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学习，使我很快从一个文盲变成知识分子，成了第一代工农记者……难道这就是“反革命”么？！我的手和心一样地颤抖啊，语不成声地道：
“林华，我们……不要谈……不要谈……政……政治问题。”
惠芬看出了我的难过，不快不慢的从旁补一句：“舅舅好学，从文盲变成记者，写了篇讲真话的文章就打成‘右派’，要我说，连‘反革命’的边都沾不上。”孩子终算明白了一点事理，凄然说：“听妈妈说，你和她讲恋爱的时候连她名字都写不起。”
这是实话啊！1954年当我们爱情发展到热恋阶段的时候，她机关里的好朋友闹着要看“女婿”，她也想把我介绍给她的同事，以明正言顺地公开关系。可是我面浅不愿意去，她迫着我非得去，还说什么“丑媳妇终要见婆婆”。躲是躲不了，一天我穿着一身农村干部常穿的灰布制服去了。她们是大机关，设有门卫制度，会客需得登记。那守门值班的是个女的，叫什么“春芽”。我被“会客登记簿”难住了，拿着笔老半天写不下去。那“春芽”是个调皮的胖姑娘，一个劲地催我：“填呀，同志，你会谁嘛？”我硬着头写下去，心里想写好一点，糟糕，发起急来竟将高新华写成“高亲华”了。胖姑娘看着歪歪裂裂的字体，故意为难我：“我们这是没有高亲华这个人。”我望着“春芽”那狡黠忽闪的黑眼睛，悻悻地不知说什么好。正在危难时，她来了。她一看知道胖姑娘在作弄我，便扑上来笑着扭打：“春芽，你太坏了，欺负老实人。”胖姑娘才抱着肚子笑起来，并光着嗓子吼：“大家快来啊，快来看女婿哟！”
无知并不是羞耻。只有无知又不学习的人才是羞耻。“以粗为荣”是可悲的。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不能进步的。我们的时代需要知识统治，知识统治的时代才是光明的时代。当我用惊人的毅力获知而开始笔耕生涯后，她一次以骄傲的口吻向我说：“春芽夸我，说我找了一个好女婿。聪明、勇敢、有才华。”我笑了笑道：“你认为呢？”她垂下长长的睫毛，羞涩地说：“不好我还把心给你。”在这个问题上，她毕竟吐了真言，没有欺骗孩子。于是孩子矛盾起来：爸爸是“反革命”，可又是个好学的“反革命”。
“反革命”——是共和国最凶恶残忍的敌人，烧杀抢夺，破坏建设，无良心没人性为老百姓切齿痛恨。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这危险不亚于十八世纪的天花，十九世纪的霍乱，二十世纪的鼠疫，接触了就有死亡的危险。这个风气的形成，全是理论家们的“伟绩”，也是各报刊杂志的“丰功”。它真正撕下了人们温情脉脉的面纱，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社会再没有亲情、友情、人情，只有怀疑与憎恨。
这次和女儿的会面是短暂的，没有深谈什么，留在我心灵的是悲怆与凄凉。
拭不去的黑暗
十二天的探亲假很快就结束了，别前姐姐做了几样菜为我饯行。我怎么吃得下去啊！在席间写了一着诗：
三杯苦酒别情重，千言万语锁心中。
姐弟相离八千日，又去天涯忆重逢。
平原菜花春袅袅，茶山风雨雾濛濛,
不知今宵何处宿，旧梦可否在芙蓉。
姐姐看后哭了，惠芬也哭了，说我太伤感，看不见人生光明。光明呵你在哪里？十五年我们含辛茹苦，栉雨沐风，朝南暮北，身转天涯，饮尽天地风霜，大自然雨露，冻馁、劳繁、饥饿、皮鞭、凌辱、歧视，人间的哪一个灾难不落在我们的头上？十五年我们开垦了座座荒山，筑通了条条铁路，挖煤、掘矿、播种、采茶，付出了多少血和汗？十五年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批判斗争，九十度的“柔软体操”，“喷气式”的双臂后举，挂黑牌的游街示众……我们既愁肚皮又忧死亡，既担风雪又恐打击。
奴隶，奴隶还能繁殖后代；贱民，贱民还有一个窝棚，我们什么也没有啊！什么也不应该有，能留下的是自己的脚印，能带走的是自己的影子。我们热爱祖国，不能为祖国服务；我们热爱人民，不能为人民工作。才华、聪明白白地从身边流走。无怪乎我们中好些朋友，有的郁郁致死，有的久抑成疯，活下来的也万念俱灰，失去生活的信念。折磨太漫长了，打击太可怕了，请问这无边的痛苦何时才能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