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国时期的徽派建筑
1959年父亲在安徽省委财口工作时被打成右倾，我们家从合肥发配到皖南泾县，母亲安排在泾县粮食局工作，我们家就住进了泾县粮食局里。
泾县粮食局是一个白墙黑瓦有几进深的徽派老建筑，从当时木板的陈旧程度看至少是民国时的建筑。职工住家办公室食堂等所有的办公生活都在这个徽派大宅里，临街的大门一关里面就是一个小世界。
粮食局临街的大门是双开的，规模要比上图大，网上只能搜到这张记忆中最相似的老房子图片。
看门的是一个姓孙的五十多岁精瘦老头，不知何故我小时候最怕见到这个老头，他一看到我就狞笑或拧我的脸蛋，我吓得直想哭每次进出粮食局大门都战战兢兢的，尽量不想引起孙老头的注意。
下图就是当年我家在县粮食局徽派大宅里的位置。右厢房全家只有一间屋子大概十来个平方，整个房间只有一个对着门的小窗户，房间里面光线暗得很，木板也不隔音。进门右边靠墙处是一张小床父母睡的，对面靠窗子的位置是个大架子床，我们5个孩子都挤在一张床上。
很快就是饥饿的来临，我记得我们小孩子经常饿得头昏眼花，嘴里淌清水，恨不得啃泥巴，每天吃大麦糊的碗根本不用洗舔得干干净净，现在想想真是造孽啊！
曾经写过一篇三年困难的回忆，摘录一段：1959年父亲在省委工作时被打成右倾，发配到泾县劳教，我们全家跟随迁往泾县。这正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我们赶上了三年困难。从此从天堂掉到地狱，挣扎在死亡线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饿饭记忆。
当时母亲是受父亲问题牵连从省委调到泾县的，自己并没有犯错误。所以组织上“大发善心”，把她安排在泾县粮食局工作，这也是后来我们全家没有被饿死得以幸存的主要原因。
泾县粮食局当时坐落在城关的一个徽派民居里。推开两扇大门一共有三进。两边是木板厢房，中间是天井。作为职工宿舍，我家在右厢房中占一间。往后走是一个大院子，院子右侧是粮食局食堂，院子最后面是一排灰色砖瓦平房是粮食局办公室。现在想来，整个粮食局也就相当于一个大户人家。
每当夜晚来临，粮食局大门一关，饥肠骨碌的我们就笼罩在期盼的氛围中。
为了自救粮食局让家属养猪，分的猪饲料米糠母亲带回家，用筛子筛米糠中的碎米，我们五个子女眼巴巴地围着妈妈，等着那糙喉咙的糠米粥充饥。最后粮食局家家养的小猪都死了，人都没得吃拿什么喂猪？估计分猪仔发米糠都是粮食局为自救而搞的把戏，幸亏有人想到这一出。记的有一天粮食局职工家家都在杀小猪，母亲整天都在清理那个小狗般大的死猪，整个粮食局大院里都笼罩着喜悦的气氛，小孩子们高兴得跑来跑去。
我们不但吃过死猪肉还吃过死马肉，离粮食局不远的地方有个养马场，粮食局是怎么弄到死马肉的就不得而知了，估计是用饲料换的。
我们家还养过鹅。每天清晨我们几个幼小的孩子（最大的哥哥才7岁），在凌冽的寒风中踉跄着赶鹅到野外吃草，饿极了就扳高粱杆当甘蔗嚼，还吃高粱上一种黑菌苞，我们叫它“黑面包”，放鹅时每发现一个“黑面包”我们就欢呼起来。
脏东西吃多了小孩脸上都有蛔虫斑，有次大人给我们吃打蛔虫的“宝塔糖”，我们孩子一字排开在野外拉屎，白花花的全是蛔虫吓得互相不敢看，屙了半截的蛔虫不肯出来只好用手拽，有时拽出一尺多长来。
在泾县粮食局的有段时间里，每到夜深人静之时，母亲就轻轻地把我们叫醒，在半睡半醒中我们歪歪倒倒地走到食堂，从人缝中伸出小手在盆里拍两个山芋粑粑，等着那按人头煮熟的二个烂山芋做成的粑粑。有时粑粑还没到嘴，就听见粮食局的大门被拍打的震天响，有人在外喊：“烟囱冒烟了快来人啊，粮食局里的人又在偷吃哦！”炊事员一个眼神，我们立刻灭灯（煤油灯）走人，悄没声息地溜回屋。
几乎每个夜晚，粮食局都要闹出大动静。主要是后院外的粮食仓库被偷。仓库周围彻夜点着100瓦的大灯泡且有人看守，每天夜里1点到凌晨4点总是有人来掘仓库打墙洞，简直到了明火执仗的地步。
记得上学的路上有所孤儿院，我经常好奇地扒在铁门外朝里张望：里面挤满了2—5、6岁大的孩子（稍大一点的孤儿分配到机关单位，粮食局也摊派了一个8、9岁的孤儿），有百人之多，一个个眼屎糊住双眼，睁都睁不开，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所有的孩子手中都拿着一个破碗，争先恐后地往装稀饭的木桶边挤，一个中年妇女一边大声呵斥一边用勺子舀木桶里的稀粥，分给蜂拥而上的小孤儿们。那样的场景比《雾都孤儿》里不知道还要凄惨多少倍！孤儿院的惨状一直留在记忆中，挥之不去。
还有一次在城关镇街上，看见一个十二、三岁的半大孩子走得好好的，突然大喊一声“我饿啊！”接着向前狂奔了几步就倒下了，到处都能看到饿殍。
1960年的三十晚上，我们5个孩子围着母亲，要求年夜饭能吃上一顿不掺山芋干和杂粮的白米饭。母亲竟然答应了。炒青菜的时候，母亲假装失手在锅里倒了油，平时烧菜不放油，在熟菜上滴上几滴意思意思而已，我们一起拍手欢呼，叫到：“不许舀回去！不许舀回去！”那是我终身难忘的一顿年夜饭。
从1959年到1962年短短四年时间，泾县粮食局这所房子，承载了我一生都无法释怀的、刻骨铭心的饥饿记忆。
二、芜湖地委的“县长楼”
六十年代初张家山是芜湖地委所在地。1964年地委在偌大的原坟山、荒地上分期盖了一些房子，最早盖的就是二座3层建筑的小红楼，这是一个自带厨房卫生间成套的房子如同现在的商品房，号称“县长楼”，主要分配给地区县级干部住，一些小套分配给科级或一般干部居住。
我家是1965年小红楼一建成就搬进去的，住在西边二楼。55年过去了，如今我哥仍然住在这七十几平方带卫生间厨房的红楼里，现在大部分住户已经搬走，剩下的住户在等拆迁。
小红楼是我们家住得时间最长的一套房子，文革十年我在此见证了从抄家游街到造反派武斗到红卫兵抢枪等所有事件。
1967年7月13日，以“七一三事件”为标志，芜湖两派对立的造反组织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一串串信号弹刺破夜幕，密集的枪炮声响彻芜湖上空。就在人心惶惶之际，1967年下半年传来了“五湖四海”到居民家武装抢劫的消息。
文革时期全民都组织战斗队，清洁工组织的叫“铁扫帚战斗队”，医疗卫生部门组织的叫“白求恩战斗队”等等不一而举，最为荒诞和讽刺的是小偷盲流们组织的“五湖四海”战斗队（名字起得何等贴切），趁乱持枪武装抢劫居民。无奈之下居民只有自发组织起来自保。
一天傍晚“五湖四海”一溜十多人到地委所在地张家山打劫来了。
那时芜湖地委总共只有2个三层楼建筑，号称“县长楼”，因此成了打劫的主要对象。我家在楼的最西边大套无遮无挡，一楼和三楼的人都不敢在家里呆，好多人都跑到二楼的我家，父亲是打过游击战的老军人，被视为整栋楼的主心骨，他安排各家各户备好锅盆到时听他指挥。
我家成了与打劫匪徒正面交锋的主战场。
那天弯腰在阳台望风的我们，看见对面几十米开外有十余人弯腰匍匐朝我们楼逼近，手上拿着枪不时地朝我们这边放上一枪。
那“八勾、八勾”的清脆枪声令我胆寒，我浑身不由自主地发抖上下牙齿打颤，三个兄弟却兴奋的在家里直窜，在父亲的命令下大家猛敲手上拿着面盆大声呐喊，双方对峙了约半个钟头，看到我们这边早有准备，五湖四海的毛贼们只好撤退了。
事后我因为没有敲盆呐喊和双腿颤抖，语不成声，被父兄们嘲笑了很久，他们不知道我那种恐惧是意志所不能控制的，就像看到血腥的死人场面，内心里有个声音“赶快走开”，但是双腿有千斤重，怎么也跑不起来，只能机械地移动双腿如机器人，这种现象恐怕医学才能够解释。
住在家里面临枪林弹雨是在1968年6月底。
1968年6月26日晚，芜湖“联总”和“三筹处”两派先后行动抢部队的枪，准备武装自己消灭对方。我家住在地委，也是驻芜部队十二军的领导机关，成了造反派两派袭击的首要目标。
那个夜晚，机枪“哒哒哒”，步枪“叭勾叭勾”声此起彼伏，绿色的曳光弹在我家周围闪来闪去，我家南面西面北面全部暴露在流弹范围内，我不敢站在家中南北西任何一个窗子前，弯着腰在家里走动，恨不得趴在床底下才觉得安全。
只有父亲谈笑自若，还分析枪声和来源处，断定我家西面相距只有十来米的驻军机关是目标，我家实际上也成了目标范围。一时间父亲忘记了文革以来不断被批斗的烦恼，兴奋地说起战争年代打枪的事，说起勃朗宁、左轮，说起三八大盖，告诉我们连发的“哒哒哒”是机枪声，窗前不断闪过的绿光是曳光弹……
一夜枪声不断，一夜未眠。
三、芜湖大清监狱
1979年结婚生女以后，我就离开娘家搬进了自己的新家——芜湖公安处6科的一个大宅院，它是一个晚清的老建筑，曾经是芜湖大清监狱。
芜湖大清监狱：晚清墙基，民国砖瓦，当代门窗。
墙外这条路原先是磨得光滑的青石板，监狱的围墙有七八十公分厚，后来家家户户都在监狱的围墙上开了门窗。
我曾经在“大清监狱”里住了12年。
1979年女儿出生后，芜湖地委调剂分配给我家一套约50几平方的监狱房子。那时年轻的小夫妻能分到这么大的房子，很高兴哦，还管它是不是监狱是不是牢房，搬过去的时候才知道是原监狱的2间办公室，它的对面才是真正的牢房。
我家分了2大间隔成4小间的房子，像一个长方形的“田”字。房子后面一米处是高大坚实的监狱围墙，自然形成一个走道，利用这个走道，我家在房子后面的围墙上挖了灶台开了窗户。比起对面的牢房，我家这排灰色砖房显得正规些，住户基本上是干部。
对面牢房的住户，家家都是七八平方的楼上楼下，要通过监狱中间的瞭望塔才能绕到自家楼上，或改建加上披厦或在七八平方里加上梯子，家家搞得都像迷宫似的。
老房子屋顶上民国时期的小瓦年久失修经常漏雨，每次下大雨房顶都要检漏，每到梅雨季节家里地下都冒水；又因为一排五六家房子的天花顶上是贯通的，晚上老鼠在天花板上弄得动静很大，有时像千军万马在奔跑一样，总是担心它们会掉下来。
在这个房子里我家置办了第一台电风扇、第一台水仙牌单缸洗衣机、第一台缝纫机、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第一顶尼龙蚊帐，年纪稍长的同事来我家玩，都羡慕得很。整个八十年代生活节节向上，人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岁月蹉跎，恢复高考那年我因为结婚怀孕，失去了参加高考的历史机遇。那时国家刚从文革中走出来，拨乱反正。回忆起八十年代初，那真是一个朝气蓬勃积极向上，令人回味的美好年代。整个社会充满着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谁都想把文革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尤其是我们姐俩，做梦也没想到此生还有与别人平起平坐考大学的机会，不甘心啊！
那几年我最怕见到母校的老师和同学，没能上大学和名牌大学是见面的主要话题，受不了她们的叹息，也受不了自己命运的阴差阳错，当可以考大学时却不能考，多么悲哀！所以从恢复高考后我一直在做重返校园的读书梦，并为之努力。
记得当时电视开始进入家庭，港台电影风靡大陆。八十年代初的夏天，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住家大院子里周围传来的都是播放《上海滩》的声音，我克制着自己坚决不去看，我没时间看电视，我要学习。那是怎样的一幅场景：我坐在书桌前双脚插在水桶里（降温和防止蚊虫叮咬，那时还不知道空调为何物，电风扇算是奢侈品，刚刚流行）看书学习，身旁是女儿的摇篮，不时地还要摇摇.....
大清监狱里面的住户是大杂烩，从政法系统干部、原监狱劳教看管人员到教师工人甚至劳改犯，加上牢房前面的一个四分之一院子是汽车发动机厂的职工宿舍，总共住了二三千人。原因是文革后期废除监狱功能后，原无房的司法监管干部就住进牢房。牢房的间数比较多，于是与之有点关系的亲戚朋友也来借住，之后成分越来越复杂，到1979年我家搬出时，整个大清监狱牢房里已经住得满满的。
那时芜湖人管“大清监狱”叫6科（公安），女儿从出生一直住到她小学毕业。女儿从小就像男孩子，自然就成了小伙伴们的头，每天与前后院子里的小孩子们疯得没影，吃饭时叫人好找，也因为经常找女儿，才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住户和谜一般的监狱结构。
大清监狱的牢房中间有个瞭望塔像碉堡，向外延伸有四条呈十字形状的2层牢房。楼上下都是号房规模很大，估计每层都有三四十间。每间号房约七八平方，地板很好还有个窗子。住在大清监狱牢房里的所有住户都把一楼开了门，这样住家看起来就像普通平房一样。但要上楼就太恐怖了，不但要从碉堡处的楼梯上去，上面号子只有窄窄的走廊和一溜顺的牢房，整个楼中间是空的像个“回”字，中间的空间里挂满了蜘蛛网和摇摇欲坠的木板，几乎没有光线非常黑暗。大部分住户都在自家安装梯子上下，避免从中间碉堡处上楼穿越长廊的恐怖。
最恐怖的地方还数中间那个碉堡，大白天里面漆黑一团，阴森森的。一条窄窄的几乎垂直的木梯盘旋而上，住着女儿的一个小伙伴小吉吉家。小吉吉家好独特，每层只有一个小房间，每次登上那个摇摇欲坠的楼梯，我就想到电影《秘密图纸》，真是拍恐怖片的好地方。
一个被释放的劳改犯，住在碉堡的最下一层。他的农村老婆和女儿，一起住在那个暗无天日、潮湿的地下室里。
一次，女儿没有上学，我满院子到处找她找不着，只好鼓着勇气从监狱中间的那个碉堡爬上“鬼楼”，这是女儿起的名，朝着碉堡的4个方向楼梯我一处处上去寻找，上到第3个楼梯，霍然看见女儿蜷缩在布满灰尘的木走廊上（想必一整天都没有人上去过），我的心都要碎了，女儿的脸上沾着泪却没有恐怖，因为那是她经常躲猫猫的地方。
我家对面的一间2楼号子里住了一个老头，白天睡觉晚上唱京戏，嗓子还大，弄的四邻不安都拿他没辙。有一天大白天他在上面狂喊，说是被人反锁在家里面，还说他从钥匙孔里看见是我女儿干的。当时我怎么也不相信，因为到他那间号子只有楼上没有楼下的房间，到他家要上鬼楼的中间碉堡，还要走到长廊的尽头，我都没有那个胆量。不过也很难说，邻居中经常有人来告状，说女儿把他们自行车的气给放了！
监狱牢房里那些奇怪的角落，垮塌的地板，奔跑的老鼠、壁虎甚至还有蛇，都是女儿和小伙伴们寻秘的乐园。女儿童年的美好记忆，她的愉快时光，都是在大清监狱里度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