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女苏青
她这一生，经历多种身份：大户人家出生的小姐，念过大学的女子，有钱人家的少奶奶，政府机关的公务员，为女性呼喊的独立写手，著书出版的职业女性。
本名冯和议，笔名苏青，出身书香门第。父亲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归国后在银行任职。母亲师范学校毕业，做过小学教员。苏青小时住外婆家，直到7岁，这段光阴，令她像放牧于山间的小羊，自由自在。后去祖父母家，由祖父开蒙，8岁就读于上海小学，一进学校就连跳两级，直接上了三年级。小学快毕业时，父亲先有外室，继而投资失败，忧患病故。再要在上海读书开销太大，于是母亲带她回到宁波，进县立女子师范就读。校长是她祖父的好友，舍监是她的五姑母。但学校风气偏于守旧，苏青因擅自剪短头发触犯校规，只能退学去了宁波省立第四中学。毕业时，因英文甚好，考上了中央大学外文系。
原本，父亲去世时家中尚有几十亩田产，但母亲不敢变卖，令她无钱读书，只能早早订婚，以聘金支撑读书。本来说好大学毕业才结婚的，但夫家要求提前进门，她应母命被迫同意。进入大二，发现意外怀孕，只得退学。夫家本非贫寒之家，但她连生四个女儿，令婆家不喜，婆媳关系紧张，于是随丈夫到上海独立谋生。丈夫薪资有限，家庭开支不足，吃穿用度不免捉襟见肘，时常发生困难。为贴补家用，苏青开始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撰文投稿，居然屡投屡中。后来，丈夫出轨、失业，不尽责任，她毅然接过担子，挺身而出，卖文为生，在笔墨书写中成为职业作家。
她的稿子，最初投给林语堂主编的《论语》，后来经人介绍，也为《宇宙风》写了不少文章。日本侵华，上海沦陷，《宇宙风》停刊，苏青改投风格相近的《古今》，此时，她已小有名气。上海市长陈公博在《古今》上读了她的《论离婚》，大为赞赏，两人就此有了交往。
1943年夏天，陈公博邀请苏青做上海市政府专员，三个月后，苏青因不适应官场体制提请辞职，获得批准，但工资照发。这一年苏青拿着陈公博给她的一笔钱，创办了天地出版社，集社长、主编、发行人于一身，经营自己的杂志。《天地》10月创刊，第2期便刊发了张爱玲的文章，两人因此交上朋友。
1944年春，苏青与张爱玲同时接受了上海《新中国报社》的采访。主持人问苏青最喜欢哪一位女作家，苏青回答说：“女作家的书我不看的，我只看张爱玲。”主持人转而以同样的问题问张爱玲，张爱玲的答复是：“古代女作家我只爱李清照，近代最喜欢苏青。”
两人可谓一唱一和，惺惺相惜。
此前，苏青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结婚十年》在《风雨谈》连载发表，44年散文集《浣锦集》出版，内收8年来创作的散文，数年间共重印了19次。《结婚十年》自单行本出版后，更是畅销，至1949年，已经重版了36次，盗版不可计数。如此盛况，创造了当时出版行业的奇迹，比张爱玲的《传奇》、《流言》还要畅销。
但张爱玲毕竟是独树一帜的作家，并不惧怕苏青超过自己。她甚至说：“即使从纯粹自私的观点看来，我也愿意有苏青这么一个人存在，愿意她多写，愿意有许多人知道她的好处，因为，低估了苏青的文章的价值，就是低估了现在的文化水准。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
在文学创作上，两人都很坦荡，并无妒忌之心。有一次，胡兰成在苏青寄给他的杂志中，读到了一篇叫《封锁》的小说，感觉非同一般，于是致信苏青打听作者，苏青安排二人见面，这才有了胡、张二人的倾世之恋。张爱玲出生贵族，自视甚高，性情孤傲，但见了胡兰成立刻俯首，爱得不可救药。苏青与胡兰成是有过地下恋的，待发现张爱玲爱得奋不顾身，苏青即刻主动退出了三人圈。
1949后，天翻地覆。张爱玲出席文艺会议，被左派作家丁玲斥责穿衣不当，吓得出走香港，再后来去了美国。与张爱玲的嗅觉不同，苏青要迟钝许多，无论何种政局，怎样战乱，她都从未起过逃难念头，在她看来，只要握笔在手，能写能发，一样可以生活下去。
她开始尝试适应，加入妇女团体，却找不到工作，无法维持生计。此时有香港熟人告诉她，香港《上海日报》在向过去的老作家约稿，苏青便写了《市妇运会请建厕所》、《夏明盈的自杀》等32篇稿件寄去。结果稿费一分钱没有收到，还因涉嫌“讽刺新社会”受到上海市公安局的警告。
熬到1951年，上海市文化局戏剧编导学习班招生，苏青前往报名，但没被录取。直到夏衍出面才被批准。学习班结业后，苏青被分配到芳华越剧团，配合三反、五反运动写了几部剧本，都未获成功。转而改编郭沫若的《屈原》，取得进展。在华东区戏曲会演时，好评如潮，该剧演职员获奖甚多，唯独苏青作为编剧，却因“历史问题”被忽略不提。此后由她编剧的《宝玉与黛玉》在京沪两地连演三百多场，创下该剧团演出的最高纪录。
受到鼓舞的苏青，决定改编历史剧《司马迁》，为此特写信向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讨教。1955年发生胡风事件，贾植芳因和胡风关系被打成胡风分子，公安局搜查贾家时，发现了苏青的信件，连带将苏青也划为胡风分子，逮送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关押。
两年后，苏青被“宽大释放”，剧团安排她去看守剧场大门。1959年，芳华剧团迁往福建，苏青不愿离开上海，于是安排她在黄浦区文化局下属的红旗锡剧团当编剧，兼做配角唱戏，同时负责演出字幕，工作非常忙碌。为配合形势她写过《雷锋》、《王杰》等剧目，但毫无影响。
数年后文革爆发，苏青被抄家批斗，锡剧团也将她辞退。后来总算被黄浦区文化馆收留，干些打杂工作。1975年退休，每月领退休工资43.19元。
苏青晚景极为凄凉。她原住在市区瑞金路，与邻居共用厨房、卫生间，环境简陋不说，还经常受邻居欺负。为摆脱这种处境，苏青与郊区一户人家调换了住房，以换取安宁。
晚年的苏青身患多种疾病，与外界几乎断绝交往，唯与从前的《女声》杂志主编王伊蔚有书信往还。她在致老友的最后一封信中说：“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
1982年12月，苏青去世，终年69岁。卧病在床时，她很想再看看令自己红极一时的《结婚十年》，这本重印了36次之多的小说，家中居然没有一本。询及亲朋，也都没有保存。
文革后恢复高考，我入读中文系，现代文学史从不提及苏青，连张爱玲也无只言片语。倒是市面流行的书籍，开始出现张爱玲的散文、小说。这要得力于改革开放后的文化交流，
早在1960年代，海外著名学者夏志清，在耶鲁大学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就对被忽略和屏蔽的作家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给予了高度评价。
钱钟书是学者型作家，他的小说《围城》出版于1947年，解放后一直受到冷落。赖夏志清慧眼识珠，认为《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写得最有趣、最细腻的小说，或许是最伟大的小说。”经他这么一评，众人埋头再读，果然精彩绝伦。小说随后改编成电视剧连续播放，更是家喻户晓。
在夏志清笔下，张爱玲同样获得高度认可，被评价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甚至认为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足足用了42页的篇幅，介绍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其关注和推崇的力度无人比肩。由此掀起了一股张爱玲热。
直到此时，苏青才开始被人注意。因为张爱玲说过这样一句话：“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
如今，苏青早已不在。如果地下有知，会不会幽幽地抱怨一句：我在旧日的上海，与张爱玲一样，也是不分伯仲，享誉文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