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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暁康:“西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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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李雪莉讲大陆几代导演,如数家珍,比我还熟悉,但是未知她看到一股“西北风”没有?解释中国电影,若忽略了这个要害,则说明尚缺火候,看到什么?意识形态与电影的关系,也就是延安对现代中国的意义。

除了政治层面那些极强烈含义,其中包括共产党躲在那里“等待摘桃”、“延安整风”缔造了毛神话和毛文化、中共俘虏西方也始之于这个山沟沟的“史前神话”等等,延安文化的意义更大,远未诠释清楚,绝非“南泥湾”、“延河水”那点所谓“共产党圣洁”,它还在八十年代掀起过一股“西北风”,从美术、音乐到电影,其中也有所谓“大师级人物”,从崔建到张艺谋,剧烈影响世俗社会,却很微妙的一直被极酷烈的中共意识形态所容忍,一个很有趣的迷,谜底就在延安。

拿张艺谋来说,他在“西北风”的大叙述与调笑小人物的两个张力之间来回蹦跶,毫发无伤地存活于中共文化专制主义底下,也不费力地博得好莱坞赞赏,其技巧比任何西方大师级导演玩弄票房和奥斯卡,毫不逊色。或许跟莫言比较一下更有意思,莫言打造“土匪”文学,其美学倾向绝对冲撞中共的“高大上”(因为原本是“土匪”才忌讳),但他摘取诺贝尔后却被中共接纳,最近忽被“清算”,大概要“冷藏”他了。接下来我们看张艺谋怎么跟习近平博弈了,两个陕西佬会唱出一曲政治与文艺的新戏。

我去过一趟延安,写了一点感觉,对这个“西北”现象的疑惑,却浅尝辄止,然而今天坐在中南海头把交椅上的是一个陕北娃子,不是一个偶然。】

受到一种克制不住的“源头”诱惑,我们一行五人的摄制小组,在夏骏带领下,八七年十一月从北京直飞延安。我们当然不再对青海河源地区感兴趣,因为在我们的期待中,“黄河”已然在人文之境,甚至更在短促、迫近的当代史中。

黄河上下五千年、东西一万里,说什么不行?我们偏要去说最忌讳的。从一开始我们就不想“绕过批判现实的险滩去安全地鞭打祖宗”(事后有人作如是批评),毋宁我们是故意多拉点“祖宗”来做挡箭牌。黄河流经山陕峡谷就变“黄”了,而中国经过“延安”就彻底“红”了。——事后证明,我们一开始的“延安冲动”就犯了大忌,捅了谁的心窝子,叫陈汉元最担心的“一老”暴跳如雷。

王鲁湘也叙述了飞往延安途中,从飞机上往下观察的景观:

‘飞机掠过晋陕大地,这是最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然而使我惊讶的是人类在地表上留下的痕迹。山西的地貌,很像军事地图,到处是等高线,说明坡地改造成了水平梯田——我强烈地感觉到山西人的勤奋,并想到大寨,尽管我在飞机上看不到大寨。一过黄河,地貌突变,等高线消失,大地突然变得容颜丑陋,到处是坡度很大的坡地,松散干燥的黄土像挂在坡上随时都可以流失,由于重力流失(也叫垂直流失)形成一根根土柱、土搭,像云南的石林,七零八落,矗立在沟豁和梁峁之间,像千年古宅塌圮后的朽柱,像大火过后的森林枯木。’

我们要来陕北寻找什么?延安已不再神圣、庄严,而是贫穷、破旧。延河在冬季是干凅的,一河床的碎石。宝塔,那个革命象征物,形单影只地站在光秃秃的土山上,俯视着破破烂烂的延安城。枣园人去楼空,山坡上落叶凄凉。涂了白灰的窑洞,伟人们的名字还都一个个挂在那里: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周恩来……,却每一个名字都向游人暗示著一个血腥的故事。

夏骏要拍一些陕北的外景,我们又在周围的子长、安塞跑了跑。那些曾经演出过革命壮剧的梁梁峁峁、沟沟豁豁里,如今仍然是破败的窑洞、守着几只羊的木讷老汉、生育过度而病怏怏的婆娘,只有杂粮喂饱肚子但很壮实的孩子们……。我们还走进一个庄户人家的院落,采访一位陕北老汉,我问他有几个孩子?他说三个儿子、五个女儿,生养了十四个孙辈;镜头里他的婆娘就坐在旁边,搂着一个孙子。夏骏拍下的这个简洁镜头,生动揭示了中国现代化的可怕瓶颈和生态危机:资源与人口的巨大紧张,一个无解的发展死结。在安塞,我们还遇到一群年轻娃们,《黄河》中日联合摄制组拍摄“千人腰鼓队”时,他们曾是临时演员,可他们说,摄制组给每个人一块钱酬劳,却被县政府贪污去了。腐败也不会漏掉最穷的地方,因为它是制度性的,水银泻地似的流向所有角落。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

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

就在《河殇》旋风刮过,还在“六四”屠杀后的恐怖中,中国大陆仿佛在血腥中飘荡起一股“西北风”。甚至我逃亡到一个边陲小镇,那商业街上的所有商店、饭馆、旅社中的各种喇叭,都在吼叫一曲〈黄土高坡〉;这旋律伴随着我离乡背井初期的感伤。

“西北风”就像上个世纪八、九○年代之交的一支过渡插曲,至今对它没有到位的诠释。一说它是以“草根”的阳刚,抗拒“邓丽君”的悱恻缠绵。又说大陆流行乐坛摆脱模仿港台的第一步,是回归西北的“黄土情结”;好像那里是一个充沛的源头活水。“西北风”也总拉上崔健的摇滚,然而崔健对采访他的查建英说,“西北风”不过是一种“商业的东西”,他自己的摇滚则是“模仿西方”;因为“他们那种追求自由的个性,正是我们东方人缺乏的。”——这小子不只有音乐细胞,观念上也绝对先锋前卫。

在我们下榻的延安宾馆,居然遇到大名鼎鼎的王军涛,带领一个团队前来协助“老区”开发经济。我从他那里听到一个新名词:“宗法情感”。他说,从延安去到北京的这个政权,一直以“宗法情感”,向“抚育”过他们的老区—如延安、赣南、大别山、沂蒙山、苏北等地“经济输血”,这却惯出了一种惰性,抑制了这些地区自身的发展内力;如今“宗法情感”开始淡化,这些“老区”就被抛弃了。这无疑是对中共内部机制的一种政治学解读。我们也就此议题采访了他。

王军涛是一个标准的民间政治家。早在文革晚期,他已是一个年龄最小的“老反革命”,并成为“四五英雄”,胡耀邦指示从他们中间挑选团中央委员。王军涛一路参与民主墙、民刊社团与高校竞选等体制外运动,却在邓小平发动“改革”以后选择了“体制内”路径,以“民间智库”形式,向当局献策。

八八年底我曾接到一个电话,说中直(中央直属机关)招待所有个会,值得去听听。我去了,是一群年轻的“民间政改派”在那里“侃大山”,其中我只认得王军涛。那个场合的言说,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他们直言不讳执政党正面临严重危机,搞不好会发生动乱,出现大家都不愿看到的“军管”后果;他们手中已为执政党备好几套应急方案,只要中南海肯采纳。我当时都听呆了,看来所谓“文化热”并非几个文人在那里耍嘴皮子,民间有心的“政治人”已经应运而生,且相当成熟。不到半年,果然“天安门运动”爆发,接着就是大屠杀,然后王军涛入狱。他的朋友谢小庆九〇年撰文说:

‘陈子明、王军涛认为民主进程包括传统专制、开明专制、精英政治、民主政治四个阶段。去年六四之前,中国的问题是防止向传统专制的倒退和促进向精英政治转化的问题,不是实现民主政治的问题。军涛认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实现民主政治只会导致“痞子上台”,精英由于受到个人道德的约束经常败于痞子。他提出的“精英要与痞子赛跑”的观点,在知识界中很有影响。’

——摘自《屠龙年代》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作者脸书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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