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中国大陆知名电影导演，代表作是《霸王别姬》。北岛等主编的《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一书中，收录了陈凯歌写的回忆文章《青春剑》，讲述了十几岁时他的人生变故。
陈凯歌眼中的四中
1965年，陈凯歌考入北京四中，成为初一学生。对于许多人而言，四中最为神秘之处就是在此就读的学生中有不少是中共党政军高官子女，如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源，薄一波之子薄熙来、薄熙成，原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和曾任周恩来秘书的许明之子孔丹，等等。
陈凯歌在回忆录中提到的同学F，其父亲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在陈凯歌的笔下，F是一个个子很高，衣着随便，有些骄纵的高干子弟，但他鲁莽起来还是很天真，也不会算计人，对朋友也很慷慨，且笑口常开。
当时，对毛的个人崇拜已然盛行，尤其在校园中。四中的学生纷纷效仿毛年轻时的模样。陈凯歌写道：他们大都剃着平头，腋下夹着书本，衣着非常朴素。衣服还新的时候就打了补丁，有人甚至冬天也不穿袜子，布鞋被脚趾顶开了一个洞也不去修补。一到黄昏，校园中就布满了三三两两的人群，或者围着体育场奔跑，或者在夕阳下大声辩论……
身受中共毒化教育
陈凯歌从小乃至在四中接受了中共怎样的毒化教育，他在文章中都有所描述并进行了反思：作为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从小就被告知，爱是有阶级性的，阶级，是区分爱与恨的最终界限。血族亲爱关系也不例外。爱领袖，爱党，爱自己人。但在阶级社会中，“自己人”是一个变量，所以，昨爱今仇的事时常发生，唯一不变的是对领袖的爱。既然爱是暂时的，局部的，特定的，非普遍的，那么恨就是长期的、全面的、普遍的。爱是毒药，爱情是堕落，人性是虚伪，仇恨代表正义、仇恨和安全感。在一个人口众多而格外拥挤的国度里，以仇恨作为火炬而加以传递，其结果就不难设想。
在四中，陈凯歌亲眼看见两个同学因发生争执就要动武的当口，其中一个大喊：你这是阶级报复！而另一个立刻泄了劲。这句咒语般灵验的话出自一个将军儿子之口，而另一位的父亲则是非党教授。
而这样的厄运很快也降临到陈凯歌身上。陈凯歌所要寻找的是“爱是否有阶级性”的答案。
因为家庭问题“不被信任”
1966年春天的一次作文课后，陈凯歌被叫到专职班主任张老师面前，她用两根手指拎起他的作文簿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你不要背家庭包袱。你学习努力，成绩也好，但是，不要骄傲。注意克服小资产阶级动摇性。领导上还是信任你的。
对于刚上初一的陈凯歌来说，张老师的话不亚于晴天霹雳，自认为成绩好、篮球打的不错而有些自命不凡的陈凯歌无疑在那一刻遭到了重大打击，而此前他一直以为父母是中共党员。
没有身在那个年代的人是无法理解张老师话中的意味的。陈凯歌解释道：“家庭包袱”在那个年代是父母有政治问题的委婉说法；说不要骄傲就是说你骄傲而她对你不满意；说还信任你就是你有理由不被信任。而陈凯歌在张老师意味深长的微笑之前甚至没有想到争辩，甚至没有想到问一问事实究竟是怎样，只是用力的点头。羞愧把他揉得粉碎，“我唯一想到的是怎样重新获得她的信任，甚至对她最后拍了拍我的肩膀感激莫名”。
因为这件事，张老师还去了陈凯歌的家。她走后，陈凯歌做编剧的妈妈告诉他，关于他爸爸的事情，并不是错误。过去没和他说，是因为他还小，长大了自然就明白了。
父亲陈怀皑的过往历史
陈凯歌的父亲叫陈怀皑，早年考入四川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与导演谢晋是同班同学。1944年毕业后留校当助教，负责导演、剧本选读、名著选读等课程，并担任学校的演出总干事及“校友剧团”的舞台监督。抗战胜利后，因在学校放映苏联电影，并参与学生运动，被国民政府解聘。
其后，陈怀皑经人推荐到香港某影业公司任副导演，在北平拍外景期间，被国民政府列为“匪谋”嫌疑通缉，限期“自首”。陈怀皑于是投奔中共，开始公开为中共在文艺上效力。
1949年中共建政后，陈怀皑先后在中央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任导演，拍摄了大量替中共涂脂抹粉的影片。
文革爆发后，陈怀皑因曾加入国民党，被批斗。
参与批斗揭发父亲
1966年5月，14岁的陈凯歌见到了很长时间没见面的父亲。他曾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一年，回来变了一个人，又黑又瘦。不久后，陈怀皑被勒令去学习，住在一个叫“社会主义学院”的地方。妈妈让陈凯歌给父亲送一些衣物食品。再次见到父亲，陈凯歌发现他又憔悴了许多。
当晚，妈妈和儿子陈凯歌进行了一次成人间的对话。她告诉儿子，陈怀皑是在1939年19岁时加入国民党的，原因完全是出于爱国热忱。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身在东南沿海的他的父亲甚至没有听说过共产党。“这件事组织上早有结论。这是历史，你没有经历过，不容易懂。今天告诉你，希望你能理解。”
彼时的陈凯歌虽然相信妈妈的话，但却不愿接受这个事实。接受中共毒化教育的他开始恨自己的父亲。
一天深夜，陈凯歌突然被惊醒：红卫兵们来抄家了。“父亲被押进院子的时候，我正站在门口的人群中。有戴着红袖章的人在场，今晚会发生，是不用猜对。不知是夜色苍白还是人更苍白，他看上去像个影子，和其他许多影子走在一起。”
批斗会是在住宅楼背后召开的。陈怀皑和一排人弯着腰，在会场上接受批斗。陈怀皑的“黑帽子”是“国民党分子、历史反革命、漏网右派”。当人群中响起“打倒”的口号时，陈凯歌也跟着喊了起来。
随后，红卫兵让让陈凯歌上台揭发自己的父亲。“14岁的孩子并没有真正明白需要揭发什么，他迎着众人的目光站在父亲面前，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后来，父亲抬头看陈凯歌的时候，陈凯歌伸手在父亲的肩上推了一下。父亲似乎想躲，但没有躲开，腰越发弯了下去。推过之后，不知为什么，陈凯歌忽然特别想哭，强忍着的泪水一直流到了喉咙里……”
中途陈凯歌回了一次家。“母亲躺在黑暗中的床上，嘴唇紧闭着，仿佛正有一把刀放在她的脖子上。她轻轻对我说：你去吧。”
那一晚，被批斗的父亲留在了家里。感觉背叛了父亲的陈凯歌内心应该是相当难过。“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也没有对我说什么，我怕见到他，他的目光闪烁着，也怕见到我。我听不清母亲在卧室里对他说了什么，灯随后熄灭了。”
被抄家时的恐惧
在父亲被批斗的第二天，陈凯歌的家被红卫兵抄了。陈凯歌在《青春剑》中很细致的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他和母亲、奶奶都被要求离开屋子，生病的母亲被命令面墙而立，而陈凯歌的心中是“一阵无所谓疼也无所谓不疼的痛楚”，妹妹“满脸是泪，不敢哭出声来”。
红卫兵们翻箱倒柜，衣服、相片、书信等被扔了一地，而找出的书籍除了毛和其他少数几个作家的以外，都被搬了出来，在槐树下被点火焚烧。“我只是呆呆地立在那儿，没有记忆，也没有想像，只有眼前的火堆，就像在看别人的梦。我甚至没有想到为久病的母亲要求一把椅子。——不是没有反抗的例子。不久前，因家中被抄而愤怒的一个青年，不顾一切地举起菜刀，反而被这把刀剁的粉碎。我是怕死吗？是。但更深的恐惧是我怕永远不被人群接纳，即使死后。”
结语
怀着在母亲和红卫兵面前的双重愧疚，1969年，陈凯歌响应毛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远赴云南。依旧被关押的父亲得到了特殊批准来送陈凯歌。据大陆2009年《名人传记》中的一篇文章：当车开动的时候，还在和同行者聊天的陈凯歌一回头，看到了憔悴的父亲流着眼泪，竟然正在跟着火车追自己。火车越来越快，父亲的身影越来越小，忽然陈凯歌的泪水，像下大雨一样，哗一下流出来了，他的心也随即空了。就在那一瞬间，陈凯歌忽然认识到自己错了！
到了云南后，陈凯歌马上给父亲写信请求原谅。父亲回信说“儿子并没有做错什么，让他不要太放在心上”。
而陈凯歌离开后陈怀皑的境遇更加糟糕。“当年陈凯歌从云南农村回到北京探亲时，已经不复认得衣服破旧、牙齿脱落、整日拄着扫帚打扫厕所的老人就是自己的父亲。父亲眼中早没了以前的骄傲，他对所有的人弯下腰，热情地频频点头，不时用因寒冷和劳作而裂了口子的手抹去鼻涕，眼睛里是一片茫然。”那一年，陈怀皑刚满50岁。
文革后，虽然陈怀皑被中共“平反”，但人生最好的岁月已经逝去。余生中他最为人称道的是在儿子拍摄的《霸王别姬》中担任艺术指导，付出了很多心血。1994年，陈怀皑病逝。
而究竟是谁让年少的自己罔顾亲情，做出悖逆人伦之事，陈凯歌应该早已知晓了。虽然得到了父亲的原谅，但应该已成为其内心永远的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