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了一句名言：人类最大的悲哀就是从不吸取自己的教训。
1960年11月23日凌晨1点左右，时任河南省唐河县县委第一书记毕可旦携夫人刘桂香、二儿子毕剑增及3个女儿一起跳进唐河城郊大寺附近的一口深水井里，原打算一家6口人都自杀谢罪……
1957年7月初毕可旦来到河南省最南端的唐河县任县委书记。
1958年按上级要求大炼钢铁，唐河县建起炼钢炉4617个，将锄头、铁锨等农具也扔进炼铁炉，让80多岁的老太太拉风箱，毕可旦对上级检查的领导说：“看，我们的老太太都能炼出钢铁。”
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大炼钢铁的同时，唐河县一哄而上建立起了农民大食堂4389个，建立了机关、学校、幼儿园、妇产院、敬老院食堂995个，“一阵风”，全县人民全部过上了就餐下食堂，吃饭不要钱的“好日子”。
为了跃进全国卫生先进县，毕可旦又命令唐河县开始全县搬家，毁掉一家一户的厕所、粪坑，烧掉木制家具（据说易细菌感染），男女分别集中住宿。
为了大办民兵师，唐河县仅用一个月时间，民兵就由4万多人增至40多万。
为了“大兴水利”，全县一下子动工修建33座中小型水库。当然，由于缺乏勘测设计、选址不当，建材紧张，大部分工程中途而废，耗资巨大。
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口号刺激下，1958年6月7日《河南日报》在报眼位置报道了“唐河县湖阳镇民主农业社二亩四分小麦，均匀亩产1106斤”的消息。一颗“卫星”升空！
放出了史学界公认的全国第一颗大卫星后，6月20日《河南日报》又在报道唐河县先锋一社谷子生产情况时说：“估计亩产可达11625斤。”
唐河县“卫星”放得大，放得高，“浮夸风”不但吹出了唐河县荣获南阳地区红旗先进县，也吹出了乌纱帽。县委书记毕可旦成绩卓著，被提升为地委委员。
1958年勉强过去了，灾难的1959年到了。升了官，尝到了先进荣耀的毕可旦在“乌托邦”式空想共产主义的虚幻下，雷厉风行地更加脱离实际地抓起了各项工作来。
当时，唐河号称“跃进歌声飞满天，歌成海洋诗成山。太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需半杆烟”。其中有一首是这样说的：“奇唱歌来怪唱歌，红薯亩产三万多，南瓜大一个，抱都抱不合，要拿重得像秤砣，急得他喊爹喊妈莫奈何！”这还不算夸张，更夸张的是“种个南瓜像地球，架在五岳山上头。把它扔进太平洋，地球又多一个洲！”
面对唐河县放出的超产卫星，南阳地委领导看出了倪端，但多数人迫于形势需要，不敢直谏，少数有胆有识的领导仗义执言后，遭到批整殆尽，被打成“右派分子”。南阳地委副专员朱晓山，仅仅因为1958年底在推荐唐河县城郊公社植棉能手牛桂莲是否晋京展览问题上与地委第一书记林晓发生了分歧。朱晓山认为牛桂莲报称的亩产皮棉4000斤的棉花产量不可信，不能晋京搞展览。林晓认为真实可信，在郑州搞了一阵子展览后又强行推荐到京里进行展览。事后，朱晓山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南阳地委计委副主任刘文祥在毛集铁矿蹲点指挥“大办钢铁”时，下边给他汇报说：“今日放出了日产生铁一万吨的大卫星”。刘文祥奚落说：“甭说一天炼一万吨铁，就是搞一万吨铁矿石也不可能”。结果，刘文祥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在这种高压政策下，面对着1959年秋因干旱和大呼隆人民公社体制所造成的普遍减产一半的严酷现实，因进京展览亩产皮棉4000斤受到上级肯定的南阳地委地委第一书记林晓在全区秋粮任务已经超额10％的情况下，又主动提出“再增加1000万斤”，使秋粮入库硬是比“大丰收的1958年秋季还多出200万斤”(1959年10月28日地委常委会议记录)。在这次会议上，林晓书记还特意表彰了唐河、邓县的领导。
毕可旦的干劲更足了。1959年10月21日，毕可旦在县三级干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说：“今年夏季唐河小麦丰收是史无前例的。经过两三个月的抗旱保苗，秋粮也增产了，总产可达6亿多斤!”
事实上，1959年南阳地区出现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严重干旱，地里粮食严重减产，有的甚至颗粒无收。唐河县农村根本没有多余的粮食上缴。但已经被浮夸风吹昏头脑的毕可旦却认为下面瞒产不报。
为了打击基层干部瞒产不报，唐河县大河屯公社、城关公社、祁仪公社领导，把麦种和国库粮食拿出来充当“反瞒产反出来的粮食”示众，先后打出400万斤、64.3万斤和160万斤的“反瞒产成绩”。
搞了几个假经验、假现场会和逼粮会，唐河县的反右倾、反瞒产、保征购推向了高潮。
心疼老乡的唐河县委调查组一位本地干部报告说：“城关公社常桥大队减产50％。”毕可旦闻讯即大发雷霆：“这是否认大丰收，是立场问题!”
为了完成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征购任务，毕可旦提出：
“拼命干，死了算。”
“要发高烧到40度，就是烂掉一批干部，也要确保任务的完成。”
“在粮食问题上，阶级斗争尖锐极啦!”
1959年10月29日，毕可旦在全县粮棉油入库电话会议上说：“在唐河大寺(县大会场)搞了半个月，回去后还翻案，可见有些人资本主义思想是很严重的……粮食工作上不去，就是资本主义当道。对资本主义一定要打倒，打倒后还要再踹上几脚，同时还要狠狠打击富裕中农思想。”
唐河县福利办公室干部钮丹反映说：“上屯公社大郭庄大队因粮、棉、油入库死了人!”
毕可旦说：“真要是因为粮棉油入库死了人，也没啥!”指示属下给上屯公社党委书记打电话，要他“不要怕”。
11月27日，毕可旦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再一次强调了征购问题：“公社党委中有人动摇了，认为完不成任务。或者嘴硬心软，工作上不去。大队、包产队主要是个人主义，这反映了两条路线斗争。在征购问题上，就是要先下手为强……社党委下不了手拿东西，是不是怕对不起农民，干劲不足了?”
11月29日，毕可旦在桐寨铺征购现场会议上说：“粮食征购属于两大对抗阶级斗争的范畴，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斗争不彻底就是改良派的做法，不是马列主义，我们毕竟还是吃阶级斗争的饭嘛!”
这期间，毕可旦还几次开会布置，叫找出几个粮、棉、油任务完不成的“挡道人”，指示向“挡道人”开刀。
在县委书记毕可旦身先士卒影响下，唐河县、公社主要领导不择手段地狠抓粮棉油入库任务的完成。主抓农业的县委书记处书记李华亭在农业、财贸三级干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放言：“1959年仍然是个特大丰收年，有完成征购任务的物质基础。现在征购任务完成的迟缓，主要是因为现在公社干部中有人动摇，大队干部有严重的本位主义，这是阶级斗争在粮、棉、油问题上的反映。县委研究已定，任务少一点也不行!滑、推都拖不过去。不管哪个队，哪个人，哪个社谁完不成任务都不行。谁完不成任务谁就过不了这一关，非处理不行!跑了的抓回来也要斗争，要开除党籍!”
同月，在一次县委扩大会议上，县委书记处书记李华亭介绍了城关公社有人在棉被里装了24斤棉花，一个棉裤里装了8斤棉花破坏征购行为。各公社第一书记也介绍了各自发现的类似的破坏征购任务典型。
与会干部当即表态：装上也要扒出来!
随即，唐河全县上下开始扒掉群众的棉被、棉衣、棉裤里边的棉花，拿出来充当当年棉花任务的疯狂运动。
对于这些野蛮作为，毕可旦解释为：“马列主义必须加两分秦始皇才能治县……某些人对第一书记制度不满意也不中。”
毕可旦言出，下面立即有怕马屁的人迎合。
唐河县委委员、城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对书记的话更进一层发展为：“只有马列主义与秦始皇手段相结合，才能实行合理独裁；心不狠不能治国，手不狠不能治事，面软不能立事。”
郭滩公社第一书记说：“完不成任务我非喝你们的血，吃你们的肉，砸你们的骨头不中!”
大河屯公社党委书记更在会上恶狠狠地说：“完不成任务者，给我照死处整!”
1959年，在各级政府的高压之下，唐河县土地“大丰收”，出现了不少“高额丰产方和高额卫星田”。
1959年12月3日，毕可旦在“县委1959年工作总结报告”中，骄傲地宣布：“通过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促进了秋季的抗旱保苗运动……今年全县秋季粮食产量平均是376斤，比上年每亩净增产68.3斤，总产63,696万斤。”
事实上，1959年秋，唐河县粮食每亩单产仅为182斤，全县秋作物总产仅29,838万斤，硬是多报3.3亿斤！
粮食征缴完了，国库又不对先进县不放粮赈灾，唐河县共产主义的食堂被迫停火，农民开始大量外流。
1959年冬天来临了，那年，唐河县的冬天是特别的冷！
人们吃完了仅存的最后一粒食粮，就吃烂在地里的坏红薯。这一切都吃完之后，开始吃树皮，树皮剥光后就吃河里的水草，吃生麦苗，吃大雁屎。
当一切能食的东西都吃完后，饿极了的人们开始偷外县能吃的东西吃。重灾区的唐河县一时成了“公社社员都是贼，谁要不偷饿死谁”的反常局面。有位宁死不做贼的老教师，因不愿偷，一家人活活地饿死在家里。
1959年冬，唐河县出外逃荒要饭的达8万余人。1960年春，闹大饥荒唐河县饿死了9万多人(1990年唐河县志测算)。
看着大量的人们因饥饿而死，活着的父老乡亲面黄肌瘦地在死亡线上挣扎，农家出身的毕可旦发热的头脑开始清醒。他一面循规蹈矩地执行上级的指示，一边暗自谴责自己再走下去就是犯罪。他把荣誉和仕途抛到了脑后，一心想的是如何让百姓有饭吃，减少死亡人数。
1960年，毕可旦连续5次向上级要救济粮5000万斤，但每次都因唐河县是丰产大县而遭到拒绝。
唐河县开始落后了，在“反隐瞒”中，因工作不积极，唐河县被地区天天“点名”批评。
1960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要求“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
接着，中央、省、地派工作组进驻唐河，大批干部被关进特训班，宣布毕可旦停职反省，接受审查。同时，南阳地委决定先拔“钉子”，杀“鸡”吓“猴”，指示地区公安处首先将淅川县、邓县、新野县4名主要领导逮捕，报省里执行枪毙。省里又上报中央，虽然最后未获批准，但南阳各县的主要领导都受到了震惊。
恰在此时，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被抓，鄢陵县委第一书记已经开枪自杀……这些更使毕可旦如坐针毡。
毕可旦停职反省之后，各种谣传四起。有的说“毕可旦罪大恶极，唐河县饿死人都是他的责任。”有的说：“据可靠消息，马上就要解押到南阳，很可能枪毙。”
死，对于出生人死革命几十年的毕可旦倒并不可怕，但令这位山东大汉想不通的是，他曾忠实地执行上级的政策，怎会沦为“罪犯”呢？他向“三级”工作组及地委领导诉述，哪知根本没人听他的，反挨了训斥：“有什么好谈的？你好好反省吧！”
毕可旦绝望了，他泪流满面，仰天长叹。
1960年11月20日晚上，毕可旦握住妻子的手说：“唐河饿死那么多的人，咱还活着干啥?”
深知丈夫脾气的刘桂香见丈夫决心已定，抱住毕可旦放声大哭：“要死，咱们一块死。”
11月21日、22日，中共唐河县委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实行“面对面”、“背靠背”揭发。与会者在上级指示下，把毕可旦当做“坏人”和“敌人”，坚决要与其“划清界线”。
墙倒众人推的世态炎凉彻底击垮了毕可旦。
22日下午会议结束，毕可旦特意站在会议室门口同到会者一一握了手。当时同事们还以为毕书记是为了准备去坐牢而告别，哪知23日凌晨，毕可旦一家6口排着队一歩步挪上井台，挨个跳进了井里。
悼亡灵，历史教训不可重演
1960年11月22日晚上，毕可旦家里没有生火，一家人坐在屋里抱头痛哭。
毕可旦反复一句“唐河饿死那么多的人，咱还活着干啥?”把巨大的恐惧笼罩每个人心中。
这家人究竟历经了怎样撕心裂肺的生死离别最终决意共同赴死的过程，已经无法复原，事后，在毕可旦及妻子、大女儿的遗书中，可见其中的悲愤、屈辱、无奈和对党对政府的一片忠心。
毕可旦在遗书中留言：“简单地说，我嗅到了一个气味，暗示性的语调，即要把我的问题当成敌人性质的问题处理……与其等组织处理，不如自己了断自己。我爱人刘桂香家庭妇女，身体又太坏，觉得再活下去，抚养儿女也将成为大问题，决心跟他一起走；自己和爱人死后4个儿女无人抚养，将会成为社会上最受鄙视的人，今后的日子很不好过，生不如死……”
妻子刘桂香在遗书里申诉：“俺孩子他爹说，唐河饿死那么多的人，咱还活着干啥?原唐河县委宣传部长齐光禄被毕可旦提拔为县委副书记后，有违法乱纪问题，齐书记违法乱纪严重，不该提拔的提了，他有几条人命，咱可担待不起。前些时，俺在郑州上学的大儿子剑鸣回来说，爸爸跳到火炕里了，上海饿死了三个人，法办了十几个领导干部。我在青岛工作的一个弟弟来信说，姐夫这个工作危险哪，责任大。现在有人说唐河县饿死人没人上报，都说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人家怕，咱更怕!”
23日凌晨1点左右，毕可旦与妻子刘桂香、小子毕剑增及3个女儿手拉手走出一起坐出家门，悲悲戚戚来到县委后院一口架有水车链子的吃水井边，依次跳了进去。
落水后，冷水一激，刘桂香后悔了，举起小儿子说：“剑增，抓住水车链子往上爬，儿子，你不能死，要活着出去！”
毕剑增抓住井里汲水的水车链子爬出来后，跑到县委院里大喊“救人”。人们听到喊声，开始打捞救人，但只救出了刘桂香，44岁的毕可旦及3个女儿毕金荣、毕玉春、毕玉英永远闭上了眼睛。
从井下被救出后，刘桂香满怀悲愤地守着丈夫与三个女儿的遗体，办完了后事，又找有关领导反映了毕的冤屈。然后，在毕自杀后的第五天，她悬梁自尽，终于随夫亡命而去！在恐怖气氛下，当时县委那位同样正派的、胖胖的司务长，受惊吓过度，也于毕死后第三天，上吊自杀！
说来令人痛惜的是，毕的大儿子毕剑鸣，当年因在郑州上大学，幸免于难。毕剑鸣毕业后分配到在南阳酒精厂工作。他曾多次上访写信，为父亲之死申冤。其中给中央文革小组写的反映信，于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受到有关调查，毕剑鸣遂跳楼自杀！
至此，毕家十七年内先后六口人自杀身亡！
县委书记携3个女儿投井自杀身亡，立即成为轰动全国的“唐河事件”或“毕可旦事件”。
毕可旦这位山东大汉，本想以这种极端的自杀方式谢罪死去的唐河县父老乡亲，谁料，其死后却得不到安宁。
自杀当天，唐河县委向南阳地委呈报了“关于反动分子毕可旦的罪恶和对其开除党籍的报告”。文中不仅列举了毕可旦积极推行“左倾”路线的种种“罪行”，还新增了一条“惨无人道，杀害全家”的罪状。说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他残害了唐河人民，又残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女，完全丧失了人性，是地主阶级向人民实行绝望性摧残报复的代表人物……据此，县委决定，开除毕可旦党籍，特报请地委批准”。
两天后，南阳地委即批准了此报告。
这个几天前曾是主政唐河多年的县委书记，参加革命和入党20多年的革命干部，不仅被贬称为“没有改造好的富农分子”，“混入革命内部的异己分子”，还被戴上了一顶“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叛徒”的黑色大帽子。
多么荒唐的岁月荒唐的事啊！
历史的车轮在滚滚向前。
毕可旦的家庭悲剧，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社会悲剧。追述这段历史是让今人莫忘“浮夸风”给党和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高度警惕并认真克服时至今日在某些地方仍然存在的那种“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不良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