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一句话，武帝“亡德泽于民，不宜立庙乐”。（见《汉书•夏侯胜传》）中国人对于历史人物的尊重向来只注重一个标准，就是看这个人对人民有没有“功德”、是不是“遗爱在民”。让我们再举秦始皇为例。《三国志•王朗传》注引“朗家传”云：“会稽旧祀秦始皇，刻木为像，与夏禹同庙。朗到官，以为无德之君，不应见祀，于是除之。”
经过两汉三四百年之久，何以会稽独祀秦始皇？这当然是因为始皇曾于三十六年（公元前二一一）上会稽、祭大禹，又在会稽山上留下了著名的石刻文字。始皇和会稽有此一段香火之缘，因此后世民间对他还有所纪念。不过对整个中国而言，始皇毕竟是“无德之君”。王朗为会稽太守而禁民祭祀，其实也还反映了多数中国人的想法。秦皇、汉武诚然“略输文采”，但这两个人在毛泽东的心中仍然占有了重要的位置。
从对人民有“功德”的观点看，毛泽东显然并不能胜过这两人。尤其是汉武帝，晚年曾下轮台诏，自悔其好大喜功、残民以逞的种种作为，这更是我们在毛泽东身上找不到的质量了。
最后我也想略说几句关于毛泽东的“错误”与“罪恶”的问题。这一方面，许多人都已说过了，以后也还会有人继续深入地发掘。我只想把他和另一个历史人物作一对比，这就是他生前曾欣赏过的曹操。从我们今天的观点看，曹操绝不是一个反面人物。毛泽东一度表现过向曹操认同的意味，这大概是因为曹操不但有武功，而且还有文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缘故。
毛泽东的文学修养自然不能与曹操相提并论，但是他确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以性格和才力而言，这两人都有不同。曹操毕竟生在汉末，虽然不信“天命之事”，尚非肆无忌惮之人。他至少还相信历史上尚有周公这种伟大的人格存在（见他的《述志令》）。毛泽东在极端过激思潮的激荡之下，则早已流入虚无主义一路。
据服侍他的人所写的一篇文字，他熟读历史，但是完全不相信历史上有什么光明磊落的一面。他留心的大概都是权谋机诈一类的东西。他以自己的心度古人之腹，因此认为历史记载都是假的，都不足信。史书中当然有虚饰，这是古今中外皆然的。可是如果一个人过分地发展虚无史观，满眼看去只见到“脏唐臭汉”，那么他便不可能对人性有任何信心，也不可能对人类未来抱什么理想。而毛泽东便恰好是这样一个人。
再以才力言，两人也迥不侔。许子将说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大约可算得确评。但毛泽东则只是乱世奸雄而非治世能臣。以奸雄言，曹操远不是毛泽东的敌手；以能臣言，毛泽东却是连影子也没有。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根本不曾为能臣，他终其一生只欣赏“人与人斗，其乐融融”的奸雄境界。
但是毛泽东和曹操在中国历史上所造下的最主要的罪恶则属于同一性质的。顾炎武评曹操说：“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弛之士。观其下令在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道萌生。……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日知录•两汉风俗》条）毛泽东由于无知所犯下的种种错误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全民炼钢”都还是有形的、也是比较容易补救的。唯有他为了遂一己夺权之私，不惜玩弄纯洁的孩子们，搞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这一绝大的骗局，使大多数中国人今天都对中共政权基本上失去了信心，更使青年们对一切理想主义都不再发生兴趣，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无可救治的精神崩溃症。
一九四九年的时候，中国人因为望治心切，曾对毛泽东和共产党寄过深望，尤以知识分子为然。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都不惜牺牲个人的利害、抛弃个人的尊严，以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之前，中国社会上的一般风气确是比较淳厚质朴的。但是毛泽东却一再地欺骗他们、整治他们，并以搞“阳谋”而沾沾自喜，终于把这样一笔最宝贵的精神资源完全糟蹋掉了。
根据我个人这几年来的体察，现在中国老一代的人大多是以平静的心情等待生命的终结，中年一代是有的彷徨苦闷，有的随世浮沉，年轻的一代则或者腐化颓废、或者愤世嫉俗、或者各谋一己的前程。总之，大陆上的中国人显然已失去了中共建国初期的那种共同的热情和理想。不但一般人民如此，中共的干部也不例外。三十年前“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者今天已多堕落成保权保位、有家无国的官僚了。追源溯始，造成这一弥漫在全中国的精神崩溃症，毛泽东是不能辞其咎的。
借用顾炎武的话说，“毁方败常之俗，毛泽东一人变之而有余”。这当然并不是我故意夸大毛泽东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事实上，我们可以这样来看问题：单从权力的性格来说，毛泽东生前所拥有的威势主要是建立在两个历史凭借上面，一是明、清以来恶化了的皇权传统，一是近代西方传来的极权的政党组织。前者构成其权力的实质，后者提供了权力的结构。毛泽东既是中共领导阶层中传统观念最浓厚的一个人，又恰好占据了这一权力结构的枢纽位置，他之所以能把中国弄得天翻地覆是丝毫不足为奇的。
以上我从中国史的观点对毛泽东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略作说明。我所引的秦始皇、汉武帝和曹操三位都是毛泽东生前曾在不同阶段与不同情况中发展了自我认同的历史人物。他与这三人都各有异同，未可一概而论。但大体言之，所同者在过失方面，所异者则在功德方面。从文化精神言，前三人是肯定与否定兼而有之，毛泽东却代表了一种纯否定的精神。
这大部分是时代的悲剧造成的，却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个人了。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还要补充一笔，中国史上和毛泽东的形象最相近者则是明太祖。我在七年多以前已一再指出毛泽东曾有意模仿朱元璋。就性格言，两人尤为肖似，都是阴狠、猜忌、残暴兼而有之。除了语录、红卫兵、整肃干部，以及因自卑感而迫害知识分子等仿制品之外，毛泽东仿效朱元璋有时甚至到了亦步亦趋的境地。例如他所提出而在大陆上一度广为宣传的口号：“挖深洞、广积粮、不称霸”便完全是抄袭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按：这是朱元璋克徽州后，由儒生朱升向他提出的。见高岱《鸿猷录》卷二“延揽群英”条）这样明显的模仿颇足说明毛泽东向朱元璋认同的深度远在前三人之上。这为心理史家（Psycho-historian）分析毛泽东的历史人格提供了极有意义的线索。
我很盼望将来有专治心理史学的人在这一方面作深入的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