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璐先生一生著述甚丰，1952年他在香港出版了一部《斗争十八年》，写了自己从投奔共产党到醒悟，到选择自由的曲折历程，轰动一时。五十年后，余英时教授在写给司马璐的诗里还提到“曾读斗争十八年，香江反共万人传。”
司马璐曾揭露江泽民的养父江上青是“叛徒”并非“烈士”。司马璐在1992年接受访谈时指出，江泽民的“烈士养父”江上青是“叛徒”，并非是“烈士”；司马璐称江上青三次被抓、三次被放，但是没有向中共交代被抓后发生的事情。司马璐说：“现在中共说江上青是烈士，当时我记得组织上告诉我他是叛徒，在替国民党搞情报，叫我不要跟他接触。”
司马璐先生于今年3月28日（周日）在纽约市法拉盛的安老院辞世，享年103岁。
《斗争十八年》
司马璐
初版自序
从一九三五年我参加中共的工作开始、到现在为止，我整整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斗争了十八年!我们这一代的青年，在斗争中成长；也在斗争中继续摸索中国革命的道路。
中国是不幸的，我们这一代的中国青年尤其不幸，我们都还在应该受基本教育的年龄，都还刚踏进这个社会，我们就被卷入了政治的暴风雨中。我们热情奔放，动机纯良，以一颗悲天悯人的心，寻求改革中国的图案。但是，在一个病得十分沉重的中国社会中，青年在思想上没有正常的出路。于是，一阵风暴，就把我带进了中国共产党。
这书中所写的，是我个人所遭遇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一整个时代的悲剧，我们这一代多数青年的悲剧。
这是一篇有血有泪的报告，我控诉，在全世界有良知的人们前面。历史的殷鉴不远，悲剧是不容再演的。
在共产党人的逻辑上说，整个历史是一篇大谎话。仅仅为了某一个时期的政治目的，他们才搬出一套钦定的伪造的历史。他们把窜改历史，看作是儿戏，毫不引为羞耻。
一部党的钦定的历史，也要常常经过一变再变——适合一定时期的情况和领袖的需要。奉命写党史的人，都要随时准备以身殉党。何况我这种对党的罪行赤裸裸的暴露，他们自然可以推得一干二净，一句都不认账。他们以为如此就可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但是，比较老一辈的中共党员，或者当日和我共过患难的一批同志，假如他们还侥幸活着，天良并未完全泯灭的话，他们是应该为我这本书中所控诉的一切挺身作证的。
在本书中，我反复的说，我绝不为这个不合理的旧社会辩护。但是，我要公道的说一句，一个人当在一个比较自由的社会，往往并不觉得自由的可贵，等到连这一点自由也丧失以后，才发现到自由的价值。
大陆变色以前，许多读书人整天争争吵吵，我看不起你，你看不起我，互争高下。等到共产党人把他们一个个收拾，排成老大、老二、老三……，居然大家也只好服服贴贴。我不能说这是“自由”的错误，而是说，我们任意糟塌自由，不善于运用自由，就无意间做了共产党人的帮凶了。
没有自由，就不会有社会的进步，自由和进步是分不开的，我深深地如此相信。
共产党人要绑我们的手足，就要毁灭我们的自由生活，我们要卫护我们的自由，不要糟塌我们的自由，我们要争取扩大和提高我们的自由。
一九五二年七月七日司马璐序于香港
第一章我是贫苦人家的孩子
我出生在一九一九年，这一年，正是五四运动。中国掀起了伟大的爱国运动，文化运动与青年运动，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提出“科学”与“民主”，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辛亥革命推倒了满清帝制，可是代之而起的是军阀的统治；这些军阀为了剪灭异己，巩固自己的势力，不惜卖国媚外，换取帝国主义的借款；巴黎和会中，中国虽以战胜国的地位，段祺瑞的媚外政府却同意以山东的全部利益转让给日本帝国主义，全国民气义愤填膺，在北平知识份子的指导下，如火如荼的运动，就像火山一样的爆发。
当时在广州的护法政府是一个革命性的政府，全国人民也对他们怀着热烈的希望。可惜他们并没有很好的领导这个运动，和这股巨大的革命洪流结合起来，而不久之后，许多留日参加五四运动的国民党人大都热心“从仕”去了。可是这时候，正当俄国革命的初期，列宁正密切注视中国革命的发展，对于中国内部的动乱一点一滴都在加以利用。在打倒了“孔家店”以后，中国旧文化的基础动摇了，“德先生”和“赛先生”都没有能够及时接应得上，而共产主义的毒菌，却在这时侵入了这个悸弱的病体，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他们以革命的外衣，盗取了五四运动的光辉，我们这一代青年的悲剧就这样开始了。
我出生的地点是江苏苏北泰州的一个大镇——海安。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门前的一条河流和屋后的一座小丘。丘名凤山。穷苦人家的孩子，没有庭院好玩，也进不起学校，爬山和嬉水就成为我们日常的功课了。
这条河，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运盐河，两岸是苏北鱼米之乡，出产丰富。但是农民却终年过着悲惨的生活，灾难频仍。每当收获的季节过后，农民们首先要把他们的谷物偿付高利贷，壮年男女就丢下家，到上海去帮工打杂。我们眼看着粮食和牲畜一船一船的从这条河流运出我们的家乡，而换来的却是哀鸿遍野、饿殍载道。这些，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最深刻的烙印。
相传运盐河的两岸，从前都是盐场，我们的家虽然距离海边只有六十华里，但是我们却一直也没有机会到那一带的海边去观光过，有些农民是靠海岸生活的，他们用手车把海鱼和“私盐”运出来，换点布和日用品回去，碰到税警，就被抓去吊打。在我们的家乡，驻扎的税警之多，足以和他的富庶成正比例。而这些税警，他们平日任性纵欲，为非作歹，横行霸道，简直形同匪盗，孩子们都远远的避开他们。
我们小时候最爱听的是张士诚的故事，元朝末年，他本来是我们家乡的一个“私盐贩子”，愤于虐政，率众起义，他起义的地点就是我们屋后的那座小丘，丘上有忠义堂，为当年张士诚所建。多数的史家都把张士诚写成流寇或“盐匪”，然而在我们这些孩子中间，他的英雄事迹极受我们景仰。每听到生动之处，我们一个个都眉飞色舞，欢欣雀跃。
我们的家，虽然倚山傍水，可是说不上什么景色，倒是流传在民间的传奇故事和我们整天耳濡日染的一切，直接启发了我们“替天行道”的侠义意识。
我们三五个一堆，结盟为兄弟，时而在小丘上演习追逐，时而密议入山探访异人得道，至少每个人都不甘株守，想出去创造。在我们小小年纪，我们的家乡已开始动荡了。
我的父亲是一个诚实的农民，母亲，姐姐一共四个人，我们租来十二亩田地，每年要交二十担租，遇到东主有事，还要再去义务帮工；过年过节，我们总要送点鹅鸭去孝敬。父亲母亲都很勤劳，一有空闲，总去兼做点小买卖补贴家用。我们住的茅屋，几乎是由父亲一手修建的。父亲在我们家乡中，是一个最安份守己的中年人，他从未想到上海“淘金”去，遇事总是让人三分，自己吃亏，回到家里，逢饭吃饭，逢粥吃粥，绝不埋怨自己的命运，我们几乎常笑他连叹口气的勇气都没有。
一九二七年，那时我九岁了，孙传芳兵败北退，饱掠苏北，接着齐燮元、白宝山部均一路打劫而来，整个苏北被蹂躏不堪，人民呼号无门。
一天，妈妈一路号哭着回来，我和姐姐急着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始终不肯告诉我们，这一天晚上，父亲没有回家，我们才知道他给兵拉差去了。幸好过了两个多月，他又溜回来，腿上有一块伤，并不是伤于枪弹，而是吃的枪柄。
父亲回家以后，比从前更沉默了，更不爱说话了，甚至对孩子们的笑容也没有了，起初妈妈总以为他在军队里受了委屈和刺激，也不去过问他。谁知在后来中共黄桥暴动失败以后，苏北到处成立保卫团，厉行清乡，父亲以一次“通匪”的罪名被逮捕，未经审判就执行枪决了。这项消息立刻震惊四乡，所有认识我父亲的人，无不称赞他是一个老实人，一个无用的好人。都说：“冤枉了，冤枉了!”
以后我们一家三口，就全靠母亲为人织补衣服糊口，母亲个性倔强，富有生命力，父亲遭难后她极悲伤，但并不气绥，虽然这时我已可能帮母亲做些事，但她坚要我读书去，她以最严厉的态度管束我，她一早即起身操作，同时叫醒我，她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女人，感于父亲苦了一辈，最后又死得不明不白，对我的希望非常殷切。她常常偷偷的流泪，但一见到我丢开功课，又声色俱厉起来。
我就这样算是受了三年的学校教育。
但是，最大的不幸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我十三岁那年，母亲逝世了!
她死得很突然，连交代我和姐姐几句话都没有来得及，在死前半小时她还谈笑自若，勤劳的操作，一倒下就不省人事死去了。
丧事由叔叔草草料理了事，我和姐姐也住到叔叔家里，叔叔的家境本来也和我们差不多，增加了我们，负担顿感吃力，我的学业当然停止了。我仅住了两个多月，也感到住不下去，决定自己独自出外谋生。
从此，我开始了流浪生涯。
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没有了爸妈，离开了叔叔，走向哪里去呢?
起先，我走到一个比较富有的舅舅家里去，舅母把我看作小叫化子，拿了一点剩饭剩菜给我，我一气走出门来，临走她还叮嘱我：“以后别来了。看你这倒霉的样子，不要把晦气带到我们家里。”
我于是又找到一位过去的老师，在那里住了三天，他为我洒了一把同情之泪，写了一封信介绍我到一家如皋的杂货店去当学徒，每月的月薪只有一吊钱，约合当时的银洋二毛半，而每天的工作此一个杂役还要苦，扫地、抹桌子，烧饭、洗碗之外，甚至还要我洗老板娘孩子的尿布。店里夜间打牌，我要侍候在侧，倒茶拿烟，等到他们倦了，天已黎明，他们一个个睡觉去，而我又得提着沉重的身子继续第二天的呆板工作。如果稍有一点倦态，鸡毛帚立刻迎头打将过来。有一次我洗碗不慎打破一只饭碗，老板娘把我鞭打得皮开肉裂，最后还罚我在烈炎下跪了两个钟点。
到了第十八天，我提着我的小包裹，那是我仅有的全部行李，又去见了我的老师，他惊讶的望着我：
“怎么，你——”
“我不干了。”我把背包往他身边一摔，似乎在对他生气。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还没有忘记在大人面前“撒娇”呢，好像在当时我敢于“撒娇”的对象只有他。
“这没有办法呀，吃人家的饭，就得受些乌气……。”我呆呆的站着，老师苦口婆心的对我说。
他又介绍我转入另一家布店，还照样是学徒。
我一进门，见到那个肥胖的老板娘，就想起鹅毛帚、鞭子、棍子……。虽然当老师送我进来的时候，她满脸堆着狞笑。布店里多的是木条尺，我怀疑简直好像都是为我而设的。
老师常有信来，教导我“立身之道”，不外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有时他抄些“孟子”上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之类寄给我，要我常常背诵。至少他的热情，相当感动了我，虽然这家布店的日子并不比那杂货店好挨，但是我终于忍耐过了三个多月。这期间令我最气愤的一件事是：我离开那家杂货店以后，他们问我的老师讨了了八天的饭钱，他们竟说这是“规矩”!
我不愿再连累我那位好心肠的老师，决定怎样受苦也在这布店做下去。
但是，不幸的遭遇又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