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夜深，老板气冲冲的走来，他一见我遮着布正躲在桌下读书，大骂不休，把我的书抢去撕得粉碎，我辩说，我虽然夜间读书，白天还照常做事。我用布遮在桌下，也没有打扰别人的睡眠。再，我点的腊烛，也是我自己花钱买来的呀!
他一听之下，更加恼怒，骂我：“小杂种，贱骨头，你也配读书?给我滚出去。’
说滚就滚，我毫不犹豫，提了背包就走。
从此，我再没有勇气去看我的老师了。
路边，屋檐下都暂时成了我的住所，被这里赶出，就换到别处去。夜间冷了，就紧紧的缩做一团。有时霍地惊醒，原来是一只野狗从我身上跃过，我拾起一块石子打过去，骂声：“他妈的，你奉谁家主子的指使，也来欺负我。”霜露掠过我的脸上，我抹一抹就算洗过脸了。太阳从地面上升，我就捧起书本子，路人都望着我哂笑而过。当我实在饿得有些发昏，宁懒洋洋挺起身子去讨些钱买点食物。但是，奇怪的是，我这个小叫化子不仅向人家讨钱，而且要讨旧书旧报纸。有一天，我正走近一家门前，屋内传出声音：“哈哈，这个小疯子又来了。”
时光易逝，我已经十五岁了。
一九三一年至三三年之间，政府一面安内，一面攘外，正当国民党对中共进行第三次围剿，苏区的袋形阵线步步紧缩之际，不料天外飞来一颗救星，这就是日本侵入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国军为应付东北危局，主力撤退，共军乘机推进，又恢复原来的形势。不久“一二八事变”发生，又给中共一个绝好的发展机会。中共公开号召“推翻国民政府”。“九一八”后的第四十二天（十一月一日），中共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二八”淞沪之战期间，中共又乘机占领了赣州、南雄、漳州等地。在日本人和中共的行动如此密切的配合下，举国为之震动。然而同时也因为外敌入侵，全国人民的民族意识高涨，帮助了国民政府巩固了他的政权。青年们都放下了书本不肯安心读书，纷纷请缨杀敌，或者下乡宣传，“抵制日货”之声响彻全国。
就在这个时期，我也大胆去找到一个“泰州县立中学”宣传队的负责人，我说：“我愿意给你们当勤务兵，一路上前线打日本鬼子去。”
“你弄错了，我们这里是学生宣传队，不是军队；不要勤务兵，也不打算到前线去。”
“但是，只要你们肯收留我，我帮你们做一切杂务，随你们到任何地方去都可以。”
“好吧。”他迟疑片刻，终于答应我了。
但是，一个多月过后，这个宣传队一回到泰州就宣布解散了。我便由他们介绍到当地的一个“泰报”馆去做练习生。
“练习生”的名义此“学徒”好听些，工作却还是做些打杂的事，报馆的老板是地方上的一个劣绅和讼棍，态度也十分粗野，不过其它的上司总算“文明”得多了。
编辑中有一位丁丰川，还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据说刚从学校出来不久，是报馆老板姨太太的表弟，平日和同事相处得不好，因为他有点藉势凌人的作风。他常常几天不修边幅，有时又爱打扮得十分漂亮。他上班总是迟到早退，对于职业似乎很不耐烦，一有可以出风头的事，他总是最起劲。但是一经风浪，他又没有兴趣了。他常常口出狂言，但实际上连起码的常识都不够，遇到别人反诘，他就面现怒容，大骂山门。或者鄙视的看他们一眼，他自认是这报馆中唯一的“前进份子”。
在我偷偷读书的时候，常常发现有个神秘的影子在我身背后出现，抬头一看，啊，正是他，丁丰川。有一次，他把我的书全部翻了一阵，面现不悦之色，一面念着那些书的名字：“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这些鬼书，读来屁用。”
我一听这话，似乎也以为有点道理，第二天换来两本“写信必读”和“秋水轩尺牍”，他见了又摇摇头，我自己翻一翻，也觉得没有多少趣味。
过了几天，他拿来几本邹韬奋（以后成为著名左倾人物，现已死去。）主编的“生活周刊”，放下没有多说什么就去了。
当时的“生活周刊”内容，谈政治的部分并不多，其中最能吸引我的是那些讨论青年的切身问题的文章，我咀嚼之下，倒觉得津津有味，他有时为职业青年说几句话，也正是我内心的苦闷，读来颇够刺激。“邹韬奋”这名字，渐渐戍了我崇拜的对象，他在我心目中，已逐渐代替了过去“张士诚”的影子。
我写了一段小文章寄给“生活周刊”，他们也给我刊登，我高兴得跳起来，赶快飞奔到丁丰川的家里，告诉他这个喜讯，他拍拍我的肩膊，得意的对我说：“你进步了。”
从此，我们开始做了明友，他每天总要找我谈谈，我也开始仗起他的势来，对于工作，爱做就做，随我高兴。我的新名词也渐渐学多了，有时也对丁丰川批评这个，议论那个，他听了格外高兴，觉得我的“觉悟”提高了，“反抗的意识”增加了。
这天，丁丰川的神秘影子又突然在我背后出现。
现在他已经公然干涉我的读书自由了。他一看我新买来的书中有“曾国藩家书”和“梁启超全集”，不由分说，大骂了我一顿，说：“这些书都是有毒的。”
以后，他常常检查我的书籍，我每买一本书，也战战兢兢，先征求他的意见，可不可以读，有毒没有毒，他如果把这本书说得一文不值，我就呆若木鸡，好像自己犯了什么大错似的，期待他的饶恕。我在精神上已完全成为他的俘虏，他说这说那，我不仅随声附和，并且一本正经的模仿他的调调儿，也用来对付别的“落后份子”，我自命懂得要比他们多。丁丰川对我趾高气昂，我就找别人摆摆威风。
然而，我的“威风”摆出不久，报馆中的同事，他们对丁丰川没有办法，却向我开刀了。他们向老板告我一状，说我既不好好做事，又要存心造反，老板在盛怒之下，将我开革，那个丁丰川并没有为我说半句话，他对老板又是一套，在老板面前，他一步一趋，完全是一个忠心于统治者的走狗。
这是一九三五年的事了，那时我十七岁。
离开报馆以后，丁丰川告诉我，他有一个“有钱的朋友”愿意帮助我读书，他介绍我去见见他。
他的这个“朋友”名字叫徐志安，当时以美孚洋行的买办身份在苏北一带活动，实际上是中共组织在苏北的负责人之一，“解放”以后，出任为中国石油公司的经理。
我一听说有人帮我读书，有些兴奋过度，通宵未眠。次日到了徐志安的住处，他早已很熟悉我了，他简单的问了我几句生活上不相干的话以后，就递给我一件预备好的介绍信，要我立刻就动身到上海去。
信是没有封口的，一出门我就打开看了，内容很简单，好像是：
“风沙兄：兹有青年朋友XXX君拟来沪谋事，请荐与丁经理一谈，至感。”
下面的签名我也看得不十分清楚，这信中对于读书一事，只字未提。我很失望，我以为又要荐我去当学徒，很犹豫，但后来一想，既然人家答应帮助我读书，当然总不会错的，别的就不必管得太多了，反正徐先生已送我五块钱作旅费，去上海玩玩也无妨。
上海的地址是静安寺路一六六四弄，门牌号码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找的是一位章先生，他的名字我没有问过，大概也许就是“章风沙”吧。
章把我的介组信接阅后，随口就说了一声：“你就是XXX，我知道了。”他着女佣搬下我的行李，要我暂时安身在他的家里。他住的是一层房子，一夫一妻和两个孩子，用了两个女佣，他整天不大外出，太太早出晚归，后来一个女佣告诉我：“太太在杨树浦一个工厂做事。”
章家里每个来往的客人都要把我打量一番，然后他们避在一边叽叽咕咕又不知说些什么了。
章也始终没有和我提及读书的事，问起他，他只支支吾吾，没有给我一个确切的答复。
直到第四天，我接到一个电话。
“你是×××吗?”
“是的。”
“我是徐志安先生的朋友，他要我约你谈谈关于你读书的事情，请你立刻到海格路一七五弄四号二楼来，我姓陈，你找陈先生就行了。”
这个怪电话使我又是一阵迷惑，我赶去问章，他说并不知情。我说：“我需要不需要去看他?”他毫不迟疑的回答我：“你当然应该去。”
陈先生是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他一见到我，很热情的和我握过手后，就把我带到一个小亭子间里，这好像是他的卧室又兼书房。
他逐点问起我的家世、出身、经历，然后对我说：“你的读书问题我负责替你解决，你回去写篇自传明天上午送来。”
我又征得章的同意，把“自传”写好如期送去，陈先生又和我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以后，我们每隔四五天见一次面，前后总有七八次。他在谈话中，渐渐称起我“X同志”来，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很荣耀的称呼，同时，他的身份我也逐渐明白。我又喜又惧，以后我们的约会，我也再不和章提及，他也并不问我。
我在陈先生那里第一次读到中共正式的油印的党的文件——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在“长征”途中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和其它几种极端秘密的小册子，我看过后，他立刻就收回去了。同时他向我说：“我们党的长征，完全是为了‘北上抗日’。”这句话倒是深深的打动了我的心。
经过这些反复的谈话和阅读这些小册子后，他终于给我看了一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章”，要我正式入团，他并为我说明：“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团是党的学校和后备军。你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子弟，应该成为一个优秀的布尔雪维克。”
我的神情极度紧张，已经把来上海读书的事完全忘记得一干二净，我起初说：“我对于革命理论还懂得太少呢。”他说：“这没有关系，我们只要你服从革命的领导和纪律。”于是我再没有经过多少考虑，就把一份表格填好递给他。
回到章的家里，我有几天心神不定，思潮起伏，混杂撩乱。一方面骄傲的觉得，我从此是个“革命者”了；另一方面又下意识的想到，如果万一……，我不是要被抓去杀头吗?陈先生曾叮嘱过，要提高警惕，戒备我周围的敌探、特务、叛徒、一切反动份子……，啊，章是不是?不，他不会，他一定是我们的“同志。”……
“X先生，这几天你怎么的，饭也吃不下，整天尽是坐立不安。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章太太终于忍不住对我说。
我急了，连忙说：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上海这个地方太坏，你这个乡下孩子，少去些不正经的地方。”章太太听我说“没有什么”，她似乎又另有解释了。
我满面通红，把头低垂下去。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