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万分惭愧，我听到夹边沟这个名字，竟然迟至2005年，还多亏天津作家杨显惠的来访。1946年出生的杨显惠，以他的年龄，幸好赶不上反右的年代。他只能当个上山下乡的知青。1965年，只有十九岁的他，刚刚高中毕业，离开兰州，奔赴千里之外的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到一个小宛农场，全天候地开荒修渠、引水灌溉。农场除了很多和他一样的青年学生之外，还有一些从别处转移过来的右派。他们在解除劳动教养之后，不准回家，强制安置在农场里继续劳动改造。就是在这里，和他们的闲谈中，杨显惠第一次听到了“夹边沟”这三个字。
此后多少年来，夹边沟对于杨显惠，如同一场梦魇，挥之不去。
从1997年开始，年过半百的杨显惠重返河西走廊，寻访四十年前落难于夹边沟的右派群体。他尝试过从查阅官方档案入手，但是没有人理睬他。他只能“贴着地面行走”，在陇东的黄土高原中穿行，在河西的戈壁荒滩中寻找，整整三年，他竟然寻访到了一百多位当事人。在哭泣和泪水中，昔日的右派老人们沉浸在那段不堪的年月之中，向他追述一个个受尽折磨死里逃生的故事。每当此时，杨显惠也屡屡无法自持，只能请求老人暂时停下来，让他走到院子里，擦一擦眼泪。
1999年，杨显惠开始写作“告别夹边沟”系列。2000年开始，系列在《上海文学》和《小说界》上连载，引起全国轰动，《上海女人》和《逃亡》获中国小说学会2003年首届学会奖短篇小说奖（全国读者投票评选）。系列结集时，全国多家出版社竞相争夺出版。后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的名为《夹边沟纪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的名为《告别夹边沟》（两者稍为有些不同）。
结果成就一部空前震撼的作品！一位死难者的儿子，偶然读到了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的篇章，他一下子哭倒在地，把《上海文学》供在桌上，长跪着，一页一页地读，一次次地哭。他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道父亲是死得这样惨。在甘肃临洮，有一位八十二岁的夹边沟幸存者裴天宇老人。老人说，他在甘肃师大当教授的学生寄来了四册《上海文学》，他用了半个月时间才读完那四篇文章。他说，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十分钟，就老泪纵横，无法继续……
上海学者朱学勤把《夹边沟纪事》看为他“精神年轮”里的三本书中的一本。他说，有朋友称此书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他以为还不够。《古拉格群岛》仅仅描述知识分子在集中营里被虐待，却还没有触及饥荒中知识分子相互蚕食之惨烈。那是真正的吃人！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苦难，远远超过苏俄。
中国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文学批评家雷达为《告别夹边沟》作序，标题是《阴霾里的一道闪电》。他高度赞扬杨显惠的贡献，认为书中表现的历史悲剧的精神本质和沉重教训发人深省。夹边沟在甘肃河西走廊重镇酒泉三十里外，地处祁连山下，荒漠戈壁之中。1957年4月，成立于1954年3月的夹边沟农场改变为劳教农场（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开始收容甘肃省的机关、企业和学校在大鸣大放期间因右派言论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
夹边沟风大沙多，有限的农田“严重盐碱化”，“主要植物为芦草”，“几乎无降水”，这些长年的生态记录一目了然。事实上，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么多人。但1957年甘肃当局却将两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断地押送至此，没有人想及以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只是三年半的时间！前一年半是右派们的劳累史，后两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则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饥饿史。在饥荒中，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超过一千五百人成了饿殍！根据幸存右派的回忆和杨显惠的调查，1960年春播的时候，有一半的人已经累垮了，下不了地，只能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
傅作义的堂弟傅作恭是留学美国的博士，水利专家。他是由当水利部长的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叫回来报效祖国的，安排到水利部工作，后来被借调到甘肃进行规划修建引洮工程。傅作恭性格内向，不善言谈。在反右运动中，别人开的玩笑话“引洮工程是银河工程，大禹治水都没有治出来，共产党能治出来吗？”硬栽到他头上。傅作恭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改造。
就在这年冬天，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据说傅作义无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
在死神面前，右派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夹边沟生存条件极为惨烈，右派们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惊诧莫名。
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下顿的糊糊汤。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晰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俞兆远，原是兰州市西固区工商局的一位科长。在吃遍树叶野菜草根草籽之后，他开始吃荒漠上的兽骨。杨显惠在书中写了这样一个场景：
"……骨头经风吹雨淋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没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他研究怎么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就放在火上烤着看看。谁知这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舌头舔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味，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凑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兽骨……"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这里的条件比夹边沟更为恶劣。右派们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右派回忆道：“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由于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右派们形象地称之为“钻沙包”。1960年的冬天，在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进入了生命的绝境，最为骇人听闻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