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人都是年轻有为的莘莘学子，曾是“伟人”誉为的“早晨八点钟的太阳”，可他们都因“右派”沉冤，英年早逝，有的投河，有的服毒，唉，总算保留了一具完尸……
一、郑光弟：1933（？）年生，浙江省杭州市人，后居上海，是北京大学化学系1955级学生（本是复员军人，高中毕业后未直接上大学，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任文化教员），1957年被北京大学打成右派分子，1958年3月8日被轰出学校，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到北京机织印染厂（后改名北京光华染织厂）接受“群众专政”。他先在织布车间装梭，后来到准备车间浆纱。他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会被打成右派，感到很痛苦，只能以“时代需要这样的牺牲品”一说来安慰自己。60年代初他准备乘火车先去广州，再设法偷渡到香港。为此还专门借了星图，学习观星座、以便在大海上辨认方向。但刚到北京站，还没有上火车，就被抓了回来，送去劳动教养。结束教养后，投什刹海自杀（他水性很好，所以投什刹海之前在身上捆上了石头。）
二、敖瑞伯：1935年生。天津人。1953年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后休学一年，到物理系1954级上课。1957年北大5·19运动中，第一拨大字报高潮之后，他写过一篇大字报《当火焰快要熄灭的时候，我投下一捆干柴》，被学校打成右派分子，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在1958年3月8日被轰出学校，到北京机织印染厂（后改名北京光华染织厂）接受“群众专政”，在织布车间装梭。他认真干活，也认真检查，盼望早日摘掉右派帽子，好回学校念书。果然在60年代初就摘了右派帽子，但还是没有让他回校读书，只是调任化验员，不在车间做三班倒的挡车工就是了。原来，不是自己检查得好就能回学校。同年级虽有两人回校，但他们是拿灵魂和魔鬼做过交易，或是制造出过一个“反革命集团”去卖，或是采取过其它更加说不出口的手段的。回不去就在工厂呆着，找个女工搞对象结婚吧。当时厂里工人结婚，同事“凑份子”的规格是每人五毛钱。但是他结婚时，每人只凑了三毛钱。原来，摘了右派帽子也还是右派，是“摘帽右派”，仍然是人下人，一辈子没有指望了。他受了刺激，心情不好，身体也就不好，得了肝病，身子也痛苦，生不如死，吃安眠药自杀，被人救起；再吃，再被救起……最后还是死成功了。那已经是70年代的事，“文革”尚未结束。自然，连“改正”也还没等来。
三、王永生：上海人，北京大学化学系1955级学生，1957年被划成右派，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在1958年3月8日被送到北京机织印染厂（后改名北京光华染织厂）接受“群众专政”。1960年初摘帽子。摘帽子后工厂曾通知他到人事科办理回校复学手续，等到第二天他去办的时候却被告知暂缓办理。以后此事不见再提，他也没有能回校。1979年他转回上海，在一家工厂里当夜校教员，并和他的一位学生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儿。九十年代中期因患肠癌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