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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对恶的纵容 绝不会换来恶的收敛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张伯伦是一个绥靖分子,丘吉尔则坚定地反对希特勒,《慕尼黑协定》就是最好的明证。

按照这份协定,英国和法国同意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以换取希特勒不再谋求领土扩张的承诺。在《协定》签订后,张伯伦不无得意地宣称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

然而,希特勒不久便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地区,狠狠地打了张伯伦一记耳光。一夜之间,听信希特勒的英国绥靖分子成了上当受骗者,丘吉尔则是唯一没有受骗的高层政治家。这种看法不能算错,不过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背景:在希特勒崛起后,大部分英国人一开始不想与纳粹德国为敌。毕竟,"一战"的代价太过于沉重,和平主义思潮大行其道,裁军、依赖集体安全机制(国联)是当时的主流思想。

此外,他们认为《凡尔赛和约》对德国过于苛刻,出于这种愧疚心态,英国人起初对希勒特的扩张行径采取了默许忍让的态度。

从这个角度上看,张伯伦旨在安抚希特勒的绥靖政策更符合当时的"主流民意",而力主重整军备、遏制希特勒的丘吉尔则不受待见。事实上,在希特勒入侵波兰之前,丘吉尔一直是议会中的少数派。

所以,特殊的不是张伯伦,而是丘吉尔。

张伯伦其实代表了当时大部分英国人的真实想法

比起顺应民意、随波逐流的张伯伦,丘吉尔更愿意坚持内心的主张,哪怕代价是失去权力,从1929年算起,丘吉尔在野的时间长达十年之久。那么,丘吉尔敢于对抗"主流民意"的底气是什么?安德鲁·罗伯茨的《丘吉尔传:与命运同行》给出了不少线索。

首先,我们需要考虑他的阶级背景。丘吉尔出身贵族家庭,先祖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因军功被封为马尔伯勒公爵,是英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政治家之一。

在丘吉尔那个时代,英国的贵族阶级普遍傲慢、自信。这种特质在一心向祖先看齐的丘吉尔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贵族的这种自信有时会让人刚愎自用,不过,这种品格有时也会使其坚持己见,"不太在意更低阶层的人对他们的看法。"密友F.E.史密斯曾这样形容丘吉尔,"他的大脑可以屏蔽任何不自信。"

历史学家安德鲁·罗伯茨不无道理地指出:

"如果没有自己的阶级背景所赋予的那种不可征服的自信,他就有可能会按照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环境调整自己的政治原则,而不是对这一想法不屑一顾。他从不需要去承受作为中产阶级的那种毕恭毕敬或社交焦虑,原因很简单:他不是中产阶级。那些令人尊敬的中产阶级认为重要的东西,对于一个在布莱尼姆宫出生的孩子来说并不重要。"

从某种程度上说,张伯伦正是中产阶级商人政治家的典型,循规蹈矩、冷静严肃,但过于迎合"主流民意",以至于面对时代的严峻挑战优柔寡断。

丘吉尔则不然,贵族背景使他桀骜不驯、特立独行,他不觉得有必要去迎合民意,特别是当他发现这种民意不符合英国的长远利益之时,他选择"蔑视"民意。

年轻时的丘吉尔

其次,丘吉尔不是职业官僚。除了政治家身份,他还是成功的畅销书作家、演讲家。单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四卷就给他带来了2000英镑的预付款。

此外,多卷本的《马尔伯勒传》给他带来了高达2万英镑的巨额预付款,这笔钱相当于今天的100万英镑。

1929年9月,丘吉尔曾给妻子写过一封信。信中,他列出了自己自卸任以来的收入,其中包括7700英镑的预付款,1875英镑的报纸文章稿费,300英镑的演讲费,以及2750英镑的还未写的即将在加拿大、美国发表的文章稿费,还有9200英镑的股票利润。

仅在三个月里,这一数字就达到21825英镑,折合今天的109万英镑。丘吉尔的收入来源广泛,完全可以不吃政治饭,更不必说看上级、同僚的脸色行事。思想独立的前提是经济独立,这句话放在丘吉尔身上非常贴切。

安德鲁·罗伯茨敏锐地观察到,"丘吉尔的退路很多——他在政治之外还有许多不同的兴趣,这意味着他可以比大多数职业政客更超然地看待政治,因此,不会做出其他人为了获得职位或继续执政而做出的妥协。"

不同于当时的官僚政客,他看到自己不喜欢的事实就会说出来,即使这些真相不受人欢迎。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政治上,我总是更愿意接受自己内心的指引,而不是考虑公众的感受。"这种"不合时宜的"做法后来成为他东山再起的资本。

安德鲁·罗伯茨说得好,英国人在1940年选择信任丘吉尔,不是因为他一贯正确,甚至不是因为他大体上正确,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丘吉尔曾为自己的信仰勇敢地战斗过,而许多更为自己打算的政客却没有。

丘吉尔标志性的V字手势,他用这个手势表达这样的信念:决不投降,决不屈服!

丘吉尔比同时代的人更深刻地认识到,民意如同潮水,来去无常。比起无原则地迎合民意,直面现实、说出不受欢迎的真相,更能体现出对民众的尊重。

他也洞悉到民选政府的一大缺陷,"民主政府会选择在阻力最小的路线上随波逐流,采取最短视的政策,用小恩小惠和救济收买人心,用甜言蜜语和陈词滥调为自己扫清道路"。

即使放在西方当代的语境中,这个论断也不过时。我们不能说丘吉尔对民主政治不抱有信心,毋宁说,他认为民主政治的良性运转对民情秩序有着较高的要求。

在他看来,政治家一味迎合民意,选民图一时的安逸、福利,对未来不闻不问显然降低了民主治理的品质。从这个角度看,丘吉尔是民主制的诤友,而非敌人。政治世家大概都会留下一些家学,供后人揣摩、领悟,丘吉尔也不例外。1937年,他送给自己的教子,未来的第十一代马尔伯勒公爵布德福德勋爵一句忠告,"永远不要把领导力和受欢迎程度混为一谈。"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新少数派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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