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和港府不断强调，国安大法只是针对一少撮极端分子和分离主义者，大多数港人不用担心。但会员人数接近十万，创立接近50年、在政治上算是泛民中最保守的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也在巨大压力下解散。
教协解散了之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还咬着不放，宣示：“解散不等于一笔勾销，漂白更是痴心妄想”。谁还能说这个国安新秩序只是针对一少撮？谁还能有信心这些镇压不会继续扩大？
1970年代孕育教协出现的教师与知识分子的社会运动，包括捍卫中文法定权益，抗议英国殖民政府歧视中文的“中文运动”。教协的创办人和历届领导，都是骨灰级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反对西方列强欺负中国，旗帜鲜明。
这样一个反殖和中国民族主义组织，在英国殖民管治下，不单可以自由成立运作，会员更不断扩大、业务蒸蒸日上，在中国治下反而要黯然解散。以后谁还指鹿为马，说香港现在的自由，比英治时代更大，听到的人要忍着笑或忍着哭，恐怕会极度困难。
教协百分百爱中国、反西方殖民，也落得与其他被指责与中国有离心、主张港独或香港自决的本土派团体一样的下场，清楚显示了北京透过《国安法》，并非要止暴制乱和镇压分裂国家的主张和活动，而是要彻底消灭香港社会几十年来发展出来的民间社会，建立对香港全面和彻底的控制。连教协这样“爱国”，几年前还被大部分本土派攻击为“大中华”、“投共”的组织也出事，令人不禁怀疑，下一个被攻击和被施压到要消失的组织会是谁。
教协之外，多年来被本土派攻击为对北京软弱、大中华，前几年因为在六四纪念活动提出“爱国”口号而引起掀然大波的支联会，也同样受到巨大压力。已经成了香港公民社会与集会自由标志的年度六四烛光晚会，在疫情之后能否继续，支联会能否继续存在，大家都心里有数。
或许有人会说，北京对香港这样强力镇压，都是2019年的激烈抗议激发出来。但如果香港是叛逆的“坏孩子”，那么澳门这个在主权移交之后一直贴贴服服的乖孩子，又怎样呢？澳门的民主派，比香港的泛民还温和，论政议政都侧重民生议题，在政治上不敢抱着与建制有太冲突的立场，基本像中国大陆的民主党派花瓶。但最近连这些顺服的澳门民主派也被全数禁止参选。
澳门从来没有“止暴制乱”的需要，北京也用这样重手对付，可见民间社会有无激烈反抗，民间社会在中共面前，也只能面对同一种被歼灭的命运，分别只是在寂静和国际上没有人留意的情况下死去，抑或在暴烈的光芒和尊严中死去。
研究古今中外民间社会的学者，都发现健全自由的民间社会组织，很多时候都起著维持社会稳定、缓和政治社会矛盾的作用，帮助建制把较激进的行动与主张孤立起来，无法成为主流。长年以来，香港社运的所谓“大台”，便是起著这种维稳的作用。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政权大力打压发起运动，也同时将运动控制在“和平理性非暴力”范围以内的大台领导人，结果为2019年更激烈的抗争扫清了障碍。
现在北京用这么暴烈的手段想更彻底地将香港民间社会的这些保守大台拆掉，他日政治形势起变化，压抑下去的不满再次爆发出来时，能够约束与疏导抗争的大台不复存在，到时北京要后悔也太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