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作为整个中国古代史上一段出名的黑暗时代，“魏忠贤专权”的这段历史，早就被千人踩万人锤：作为一位流氓出身，当太监都是“自己动手”的恶人，魏忠贤自天启年间把持大权起，几乎每一件事都是“刮妖风”，麾下的“五虎”“十狗”“四十孙”等“阉党”们，更是群魔乱舞，从贪污腐败到残害忠良，恶事狠事罄竹难书。但就这么一个荒唐透顶的年月，却也被不少“历史票友”总结出个亮点：抗击后金努尔哈赤。
要是粗看一下，魏忠贤这“亮点”确实亮得可以：作为“大清王朝”的前身，努尔哈赤的“后金国”，当时也正压着明朝打，甚至后金攻克沈阳、辽阳、广宁等大战，还叫魏忠贤找到由头排斥异己，给魏忠贤的“上位”来了一波神助攻。可等到魏忠贤呼风唤雨后，素来凶悍的“后金八旗”却突然消停了，不但没能再扩大战果，还遭到了“宁远之战”“宁锦大战”两次失败，就连努尔哈赤本人，也在“宁远之战”数月后郁郁而终……
如此“努尔哈赤打不进来”的奇特场面，也叫后世多少“历史票友”啧啧称奇，甚至成了著名的“魏忠贤不死大明不亡”神论的“重要论据”。那么，“努尔哈赤打不进来”真的是因为魏忠贤太厉害？综合来说，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此时的“后金国”，还是羽翼未丰的时候。
虽然清朝立国后，对于努尔哈赤的“创业史”大书特书，“八旗大军”凶悍表现十分出名，但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陆续占领了明朝沈阳、辽阳、广宁等要地后。战场上节节胜利的后金，其实也越发不堪重负。努尔哈赤“只顾打仗不顾生产”的操作，叫后金的经济钱粮都越发陷入困境。如果翻看《满文老档》就会发现，整个天启年间，后金境内几乎年年都会发生动乱，守住现有的地盘，都变得十分吃力。
于是在这些年里，咄咄逼人的努尔哈赤，反而也在不停收缩版图。比如在占领重镇广宁后，他不但没有在这里扎根，反而下令把整个广宁城全数拆毁，粮食全部拉走。这样的努尔哈赤，攻击力自然也大打折扣。换句话说，明末一个宝贵的战略喘息时期，正好被魏忠贤碰上了。
当然，只靠“努尔哈赤打折”显然不够，这就是第二个重要原因：魏忠贤掌权时，丢失了沈阳、辽阳、广宁等要地的明军，却开始对后金形成完备防御体系。
说到这事儿，好些军事票友，都会脑补起孙承宗、袁崇焕等人构筑的宁锦防线，这条防线从天启年间起，一直到明朝灭亡前夜，叫八旗军一次次碰得头破血流，不得不在崇祯年间多次“绕路”南下侵扰。可问题在于，为什么崇祯年间的八旗军能“绕路”，天启年间的八旗军，却只能两次瞄着宁锦防线猛攻，哪怕挨炮炸也不“改道”呢？因为当时的明军防御，不止“宁锦防线”这一处。
另一处比较重要的“防御堡垒”，就是驻扎皮岛的明军将领毛文龙。虽然对于毛文龙的一生，至今史学界争议颇多。但没争议的是，天启年间的毛文龙，真把努尔哈赤给“打疼”了。以皮岛为中心，毛文龙在努尔哈赤的身后开辟了阵地，只要努尔哈赤稍疏忽，立刻就是几记闷棍招呼。比如努尔哈赤狂攻宁远时，毛文龙就袭击了后金重镇永宁。皇太极攻打宁远锦州时，又是毛文龙率军袭击昌城等地。有这么个凶神在背后，八旗军哪敢跑远？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毛文龙也有夸大战功爱吹牛的毛病，可他的战果却也有实锤，在天启年间，他曾创下一年半缴获五万件盔甲的记录。而常与毛文龙配合作战的，更有明军防线里另一支特殊力量：登莱明军。
作为明朝北方的海防要地，对于防御八旗来说，登州、莱州有着足以与“九边”媲美的战略地位。从天启二年起，名臣袁可立就在这里苦心经营，不但在这里建成了强大的军港，还打造出一支战力强悍的陆海军。天启三年起，这支军队就主动出击，牢牢掌握了渤海湾的制海权，他们曾与毛文龙配合作战，也曾拿下金州等地，打得后金“四卫已去其三”，袁可立在任时，他们与后金先后血战七场，全部取得了胜利。
如此一来，辽南沿海地区，一度成了八旗军的“禁区”，“满万不可敌”的八旗，此时却被严重压缩了战略空间，面前有宁锦防线，背后有毛文龙，侧翼还有登莱军，被“挤压”到这程度的后金，别说“打进来”，战略上也处于被动。
如此一幕，也叫多少“明史粉”叹息，联系到不久后明王朝陷入双线作战，被八旗（清军）摁着揍的惨状，多少人更哀叹大明一把好牌打稀烂，捎带赞誉了下“魏公公”的卓越业绩。但事实求是说，这“好局”与魏忠贤，真心关系不大。
首先一点，无论“宁锦防线”还是“登莱水军”，那都不是魏忠贤的心血，相反却是孙承宗、袁可立这些魏忠贤的“对头”们苦心打造的。至于血战后方的毛文龙，那更基本靠自己打拼，魏忠贤的“杀伐果决”基本没帮上忙。而在阉党最权势熏天的年月，苦心经营登莱的袁可立也遭到阉党构陷，不得不含恨去职。强大的登莱基地，而后也在几次战乱里衰落——祸，就是从魏忠贤这里开始闯的。
更重要的是，明朝这强大防御体系的衰落，根子上却是因为两个字：腐败。
魏忠贤对于明朝政治最大的破坏，就是腐败的加剧。他以及他的“儿孙”们，把“贪风”刮遍全国，魏忠贤倒台后，仅其家中抄出的现金，就足够九边数年的支用。“阉党专权”时期，卖官鬻爵等丑行，都成了明面上的规矩，明朝的官场成了“以身为市”，甚至官场往来“必用间金数万”。这些“官场资金”，当然也是通过横征暴敛，最终加到百姓头上。
甚至，崇祯年间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祸根也正是从“魏忠贤专权”时期埋下，以明代许多史料记载，由于阉党时期的横征暴敛，各地农民纷纷逃亡。比如河南等“产粮大省”，昔日富庶的农田大片成了白地。天启年间时，大批溃兵从东北前线退入陕北，激化了当地矛盾，由于官员们处置不力，陕北出现了大量“流盗”，最终从天启七年起，演变成轰轰烈烈的明末农民战争。
可笑的是，崇祯皇帝扳倒了魏忠贤，但对以魏忠贤为代表的太监们，却还是信任有加。崇祯在位时多次“扩招”太监，明代的宦官数量暴增了一万多人，高起潜、杜勋、王之心等太监更是各个掌握了“监军”大权。但这帮人的操守，却连魏忠贤都不如，不是拼命敛财，就是临阵倒戈，争着做了叛徒。待到李自成兵临北京，紫禁城里的太监们，分光了崇祯最后的几十万银子，闹哄哄的逃了命，唯独一个太监王承恩，陪着崇祯上了吊……
此情此景，可以说是“一个魏忠贤倒下去，一群魏忠贤站起来”。这“魏忠贤们”前仆后继的一幕，正是明王朝迅速腐化的过程。倘若有谁因此还把魏忠贤们当做“大明救星”？那真应了一个词儿：非蠢既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