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3月26日
王明服用甘汞六个来月了。结果，他的肝和肾都出了毛病，并开始掉牙。金医生正是在合剂变成深绿色的时候催促病人服用。
中共中央卫生处的领导人傅医生拿到了这个处方，他说，这种配方的甘汞，用这样的剂量，毒性很大。
傅医生立即向中央委员会汇报了这个情况。
1943年3月28日
这样，就产生了“处方事件”。
王稼祥就使用甘汞的问题，一直在问奥尔洛夫的意见，并解释说，他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他妻子是个医生。
奥尔洛夫对他已经知道金的处方一事不露声色，向王解释说，大剂量的甘汞配上盐碱药物，产生毒性，影响肝肾，并损坏牙齿。
晚上，江青非常意外地跑来看我。她大谈什么“金医生靠不住，可能是国民党特务”等。
尽管毛和康耍尽了花招，党的领导机关中还是没有出现他们所期望的那种一致。甚至像刘少奇这样的要人，显然也被“党员干部和非党人员审查委员会”采用的那些办法激怒了。他认为，从党的政策标准来看，康生领导的这个委员会所采用的办法是不能容许的。他亲口对我说，他认为批判王明和其他一些同志是错误的。
刘少奇劝王明坚持要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分析这个委员会及其主席康生本人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对毛泽东提都不提。
1943年3月30日
康生邀我们去看三个国民党特务，三个骨瘦如柴的小伙子。
尤任说，这种“戏”以前也演过。中共领导人为了要使我们相信，他们反对国民党的宣传是对的，居然乞灵于这种方法了。
尤任肯定这三个人会被枪毙。中共领导需要的是国民党搞阴谋的证据。至于这些人是不是特务，康生一点也不感兴趣。戏的演出效果要好，这才是真正要紧的事。
1943年4月3日
毛泽东千方百计想叫王明走不成。
因为怕王明真的会去莫斯科治病，正在仓促地训练一批党的工作人员，其中有凯丰。康生正在加紧训练他。
显然，凯丰要去当情报局长的耳目了。
这里人人都知道，这些延安同志即将飞往莫斯科。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刑官的那个局正极力放空气。他们的盘算倒是够简单的；重庆定会侦悉这个消息，而且无论如何也不会让苏联飞机通过，蒋介石不是个傻瓜，他很想使中共领导内部保持紧张状态。
不通过中共中央主席所信任的人，是无法与王明接触的。
1943年4月6日
毛泽东和康生确信我们已经知道蓄谋毒死王明的“处方事件”的内幕。
这迫使他们放弃了谋杀王明的念头，因为中国医生可以被吓唬住，但是拿我们怎么办呢？
江青的来访，关于处方的喋喋不休的谈话，以及加紧对我们的盯梢，都证实了这个结论。
1943年4月8日
博古同我谈话时，用尖刻的字眼来形容康生，把他叫做中国共产党内的“政治异己份子”。他对康生搞起来的监视制度非常痛恨。
博古用一种不加掩饰的憎恨口吻谈论刘少奇。
原来，刘少奇在彻底改变自己的观点。他力求同康生妥协，甚至奉承他。显然，这就是刘少奇被留在中共中央新书记处的原因。书记处的成员减少了。毛想有效地控制党的所有高级机构的活动。现在，书记处有刘少奇、任弼时和毛泽东本人。我认为这不是最终的人选。中共中央的这个机关中，目前还只有三个人。
1943年4月9日
必须采取些措施来促进和维护“整风审干”运动。因此，中共中央主席又提出一个新论点：知识份子既需要改造又需要审查。当然，不是指全部知识份子，而是指1938年以来到这儿来的那一部分人。主席认为，而且当真认为，信任这些同志是危险的。他们首先应该进行思想改造，然后交由康的委员会去审查。异己份子就会在那里被清查出来，然后进行集体改造。毛的追随者自然也坚持这种观点。老干部（长征到达延安的那些人）中只有几百人还活着，干部的骨干都是年轻人，新干部至少有三万人，这样的情况并没有使中共任何一个领导人放弃上述观点。
中共中央主席把这几百名老干部看作是他“自己的”人。这样一来，其余成千上万党的工作者都失去了法律的保护。他们可以、也应该受怀疑、考验和改造。
因此，所有长征以后来到延安的人，处境都极其困难。捕人就是主席这个最新指示造成的后果。
现在，天天都在担心蒋介石或由胡宗南率领的一批国民党将领会打到这儿来。颁布了戒严令，虽然很难理解它有什么好处。这又掀起了一阵抓人风。
问了康关于抓人一事，他显然不乐意谈。但是，他说“中共领导已下令把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隔离起来”。
逮捕在有计划地进行。人都是夜里被抓走的。
毛讲过对知识份子和工作干部政治上不可信任之后，人人就都有日蒋特务之嫌了。
1943年4月10日
虽然“二十二个文件”中没有公开的反苏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但是把这些文件这么一编，再配上必读的中国小说，其目的是要助长民族自大感和反苏情绪。“教条主义者”这个叫法，体现出中共领导对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公开厌恶。
争取民族解放是中共的目标之一，但是，这一斗争不应该使中共成为一个把民族主义作为主要目标和最终目标的党。
在争取民族解放的阶段，共产党应该团结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多少有点革命思想的社会各阶层，并领导起这个斗争。但是，本国的民族解放只是一个阶段，而不应该是共产党政策的最终目标。
1943年4月15日
在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的坚决要求下，我去看了王明。他情绪很不好，折磨他的与其说是身体上的病痛，不如说是精神上的痛苦。
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事先提醒我，她还没有把“莫斯科派”遭受的疯狂迫害告诉她丈夫。
王明气愤地跟我谈到康生在莫斯科的所作所为。在莫斯科，这位未来的刑官在职务上是王明的下级，他曾经曲意奉承王明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所有知名的领导人。
王明回想起当时每次开会，康生总是第一个一跃而起，热烈鼓掌，并狂呼“××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