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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惠林:精英阶层的忏悔与救赎

—兼评《精英体制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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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摆脱精英体制的陷阱,在政治上必须克服该体制为公众生活造成的弱点与不良的鼓励。富人与其他人必须学习辨识造成他们分裂的各种焦虑——从民粹主义、仇外思想到狭隘的竞争思维与傲慢自大的优越感。他们必须认识到他们的痛苦甚至对立,其实都是来自精英体制此一单一的根源。两个阶级应该携手结盟,透过承担精英体制为对方造成的伤害,来化解自身的痛苦。

《菁英体制的陷阱》立体书封正体简体

众所周知,自18世纪工业革命出现,人类得以从“贫穷的陷阱”中脱困,“赤贫”现象也几乎消失,经济成长突飞猛进。不过,“贫富悬殊”、“所得分配不均”的“相对贫穷”却成为重大课题。19世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兴起都是此现象的产物,也是该课题的解方。可是斑斑历史告诉我们的是,斗争资本家、穷人翻身的流血革命、指责和挞伐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以致于实施中央计划、保护主义、管制和干预市场等等,不但未能抑制贫富不均、经济失衡,反而在金融风暴、金钱游戏、房地产炒作等等现象出现下,中产阶级向下移动致所谓“M型社会”来到,而占领华尔街运动(即1% VS.99%)凸显出的贫富悬殊极端两极化现实更令人怵目惊心。全球一波波的寻找病因热潮兴起,而满坑满谷的研究、书本、研讨会,可说热闹缤纷。

贫富悬殊愈演愈烈

我们知道,法国经济学家汤玛斯・皮凯提(Thomas Piketty)在2014年出版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wenty-First Century)这本砖头书最受注目。他认为资本主义是造成收入与财产持续分配不均的主因,他由三百年的具体数据中,归纳出两大重要论点:一是除非有大规模战争和政府的介入,资本的报酬率约是百分之四至百分之五,而经济成长率仅百分之一・五左右;二是如果一直维持“资本的年报酬率大于经济成长率”,贫富差距将持续扩大,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所以,皮凯提建议政府应对富人“课百分之八十”重税,来消弭所得分配的严重不均。

至于中产阶级向下层流动、甚至消失,或所谓“M型社会”的现象,虽然大前研一的《M型社会》一书最响亮,但2006年CNN名评论家杜博思(Lou Dobbs)出版的《中产阶级的战争》(War on the Middle Class)却更有看头。

我们知道,美国是自由民主的典范,也被认为是市场经济、自由经济,或是资本主义国家,奉行“自由贸易”更是再自然不过了,而“开放”、“自由”也是最基本的原则。可是,全球化如火如荼、沛然莫之能御的21世纪,诸多由共产世界解放出来的社会正努力挣扎迈向自由化之路的当儿,身居主流财经媒体主播的杜博思却为美国发出异声,因为他觉得“美国的中产阶级正在灭绝”,而罪魅祸首就是“自由贸易”(虽然作者小心的归给企业,但企业却是以“自由贸易之名”从事企业行为,终极元凶不就是“自由贸易”吗?)及其衍生出来的“委外”(outsourcing)行为。

顾名思义,“中产阶级”就是中等资产或中等所得的一群人,无论在什么社会他们都占有最多数,但21世纪初的美国,这群人却普遍面临失业危机,一来国内企业“委外”将工作机会移给新兴国家的低工资劳工,二来外国人以合法和非法方式大量进入美国抢工作,于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在内外夹击下丢了饭碗。在艰苦环境下,美国政府不但没撑起保护伞,还被企业游说团体和其他特殊利益团体的政治献金收买,制定不利于中产阶级的法律来落井下石。

杜博思举卡奴为例,指出信用卡公司、银行业与其他金融机构制定了相关法律,导致很多中产阶级因病、因失业而家庭生活困顿之后,还是不能求助于破产保护,即使个人破产的主要原因是负担不起重病造成的医疗与健保费用。杜博思指控说,事实上,不具代表性的美国国会已经变成各种企业行为的啦啦队,企业的作法摧毁了数百万个待遇优厚的中产阶级就业机会,而且摧毁的力道还一直持续。他还亲眼见到了二十五年前不能想像的事情:国会立法机构忽视大多数中产阶级的意愿,认为国家的主权与边界,不当妨碍贸易及商业,而国民不过是消费者或是全球市场中的劳动单位。于是,企业把生产设备移到海外,把工作委托国外的廉价劳工承包,这种意识型态已经对一国的制造业基础,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害。

中产阶级遭遇困境

杜博思当时就意识到,困扰美国中产阶级的问题不只是就业、薪资、健保与教育受到侵蚀,问题大得超过任何人的想像。他在2005年终于弄通这些事情之后,就将探讨主题直接订名为“中产阶级的战争”。杜博思郑重强调:“这真的是一场全面战争,用比全面战争轻微的话来形容这种情形。都会伤害真相、伤害人民。”他很早就惊讶地发现,讨论国际贸易与企业经营手法之类看来无聊的问题都可能遭到恶意的人身攻击。政治人物与名嘴都攻击他,因为他报导的事实、分析与结论,跟他们的特定政治或经济信念冲突或对立。

其实,不只是杜博思对美国中产阶级的处境抱不平,连2009年去世的第二届(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荣誉教授保罗·萨缪尔逊(Paul A. Sammuelson),在2004年9月间仍老当益壮的在“美国经济学会”(AEA)发行的季刊《经济观点期刊》(Jou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发表论文,以“辩解谎言”(polemical untruth)指斥“委外”论点。萨缪尔逊所说的“谎言”,意指假设在经济学原理下,美国经济长期而言将受惠于各种形式的贸易活动,包括电话服务中心和软体程式设计委外到外国。萨老认为这种广为经济学家认同的假设,“只是一种掩饰”,因为“认为收获一定大于损失的看法根本是大错特错”,毕竟“贸易活动未必会让各方都受惠”。萨老曾在当时的一次访谈中,表示想要“回归历史的真相”,因为他觉得“那些主流派捍卫全球化的说法实在都太简化这个问题”。

乍听萨缪尔逊的说法,直觉他持反对自由贸易大纛,反面说也就是赞同“保护主义”。萨老对此也心知肚明,所以他也表示不希望该篇文章被作为“合理化保护主义的借口”。萨老也承认,到当时为止,贸易带给美国的收获的确大过损失,他只是担心“未来并不一定也能保证会是这样的结果。”萨缪尔逊在文章一开始就提到许多美国人对工作和薪资感到不安,尤其是因为中国和印度借着他们的低工资、技术人才和日益壮大的科技力量之优势迅速崛起。

全球弱势者相残

萨缪尔逊的论点和杜博思雷同,也一点都不新鲜,因为这种说法是自“全球化”潮流兴起以来就一直充斥世间,只是我们较常看到为落后国家将与先进国家愈拉愈远而忧虑者,在先进国家领袖高峰会议会场外的庞大抗议活动,诉求就是“为弱势者请命”。而萨老的着重点却是“为美国低技术工人抱屈”,杜博思则扩及广大的“美国中产阶级”。看来全球化的“受害者”并不分国籍,凡是弱势者都涵括在内,而弱势者的范围扩及全球、且愈来愈广。不过,依萨老和杜博思的说法,美国低技术、低薪工人和中产阶级的饭碗是被落后国家的同类弱势者抢走。那么,在这些对全球化持悲观看法者眼中,全球弱势者究竟是得利或受损,竟然是混沌一片!

值得强调的是,当今的“弱势者”已不同于从前的弱势者,因为中产阶级已经大量流向下层阶级,也落在弱势者行列中。多年来响彻云霄的“M型社会”指的就是这种状况,而M型社会广泛在各国出现,是另一种“全球化”现象。其特色已不只是贫富悬殊拉大,而且富的这一方只有“极少数”,更必须提醒的是,先进国家的弱势者和新兴及落后国家的弱势者竟然互相“对立”并相互伤害,因为前者的工作是被后者取代,而后者的劳动条件(包括工资)却非常之低。我们要问的是:全球化是“零和”游戏吗?这场游戏没有得利者吗?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对于先进和新兴国的弱势者来说或许是零和,但总体的全球化应有很大的“加值”在。那么,这些利益落到谁家?杜博思在书中对此问题明白的给出答案:牵制政治体系的企业与特殊利益者。这些人透过政治献金与充斥政府各部会的游说部队,控制了政治、经济智库与媒体,主宰了朝野政党,社会中几乎没有任何制衡力量,可以舒缓、甚至稍稍减轻这种可怕现象,政府变得极为不正常,不能善尽满足人民需要的责任,而民选官员也早就不是维护公益、对抗金钱与资本的力量。

正如杜博思所说的,美国能有今天的成就,靠的是身兼生产者、消费者、纳税人与选民的劳动阶层努力建设。他们以个人的身份,为经济做出贡献,总是珍惜民主制度的基础原则、珍惜每一张选票都重要的原则。今天尽管美国的人民在世界上仍然算是富有的,比许多国家的人民都拥有更确定的自由、更多财富与机会。但是美国人却坐视精英阶级破坏了自由市场与民主社会的原则,也让精英阶级建构了谎言。

中产阶级揭竿而起

杜博思认为中产阶级沉默不语的时间太久、太久了,根本不该再忍受下去,中产阶级一直没有发声抗议自己在社会中遭到物化,再这样下去,跟国家与前途有关的所有重大决定,就会由政府、大企业与特殊利益团体的精英决定。这些精英喜欢你默不作声,因为这样可以让他们自私自利的掌握国家的前途。

尽管杜博思呼求美国中产阶级勇敢站出来抗争,但在共和党小布希主政的最后二年和欧巴马接手的8年,美国中产阶级却都默不作声,任凭情势的恶化。直到2016年川普出人意外的加入竞选美国总统行列,就以“美国再度伟大”、重建美国、制造业回流等口号激发出中产阶级的热烈响应,将川普拱上总统宝座。

川普入主白宫后,也一一实现其政见,对外祭出“公平贸易”大旗,对中共课征高关税抗击“新重商主义”,对内实施减税让制造业回流美国,于是美国经济竟然快速复苏,工作机会大增,中产阶级也向上提升。不过,由于川普对精英权贵极尽羞辱,硅谷的高科技大亨、华尔街金融大鳄、高级知识精英发起“反川”热潮。

在民主党、建制派配合下,经由主流媒体宣扬川普为“种族主义”恶棍极尽贬抑,全美分裂成“拥川”、“反川”两股旗鼓相当的敌对势力。虽然川普政绩斐然,中产阶级也回流,但分裂的美国也路人皆知。不幸的是,2020年新冠肺炎大瘟疫袭卷全球,美国尤其受创极重,而且更让该年美国总统大选有舞弊机会。

在满天争议声中川普黯然下台,接掌政权的民主党拜登政府实施激进左派议程,高举绿色新政、奥巴马2.0社会主义政策,美国中产阶级又再度面临向下流的命运。

就在此时,一道曙光出现了,这就是耶鲁大学法学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Daniel Markovitz)出版的这本《精英体制的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这是马科维茨花20年才磨出的书,身为“精英阶层中精英”的他,经由20年的研究与观察且亲身体验出,唯有解构“精英体制”,跳出“精英体制的陷阱”,才能让中产阶级和弱势族群有翻身的可能,毕竟当前的“精英优势就是一场骗局—经由能力与势力就能获得优势已不再是人人有的机会,精英成了破坏公平的新贵族。”

马科维茨提醒大家,现今社会的精英体制正在带领大家走向毁灭!

在本书的第一部中,他先叙述精英体制的缺失,并指出它所形成的阶级将大多数人排除在外,同时又为少数人带来伤害之际所产生的人类成本。接着在第二部中,描述精英体制的运作是如何进行社会与经济的操作——在所得、教育与工作等方面。描述精英体制的发展方式是如何造成竞争优势的不合理,以及对中产阶与精英阶层带来伤害。最后,在第三部中,揭开精英体制的面具——显露其新贵族阶级的本质,其目的是要主宰一个最大财富资源并非来自土地而是人力的世界。精英体制宣称自己公平博爱,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结合,以及提倡自由与机会均等。然而在现实中,精英体制所形成的社经失衡却是背叛了它的原则与价值。

马科维茨深刻地描述精英体制的祸害:在精英体制演进的同时,已形成一个全新的压迫性阶层,精英们不仅垄断了所得、财富与权势,同时把持了产业、公共荣誉与个人尊严。精英体制将中产阶级排除在社经利益之外,同时还号召精英们集体进行一场维护其阶层的毁灭性竞赛。

精英体制压迫中产阶级并且剥削精英

精英的竞争将美国的中产阶级驱逐于魅力十足的社经生活核心之外,并且阻断他们通往社会地位、奖励、荣誉与财富之路的机会。

精英体制使得常春藤盟校、硅谷与华尔街成为精英野心的竞技场。创新者可以在这里改变世界,开发网际网路(史丹福大学与谷歌)、社交媒体(哈佛与脸书)、财务(普林斯顿与华尔街),还有数以千计的其他场域。但是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却是被安排在精英体制的尾端,他们不但可能不会开发出下一代创新产物,反而可能会成为未来创新的受害者。精英体制将大部分民众放逐于他们自己的社会之中,限制中产阶级的孩童于枯燥乏味的学校就读;陷中产阶级的成人于没有出头天的工作之上。

精英体制不只是阻绝机会,同时还垄断成果,而其所强调的价值更在道德的高度上对受害者极尽侮辱。精英体制不仅将中产阶级阻绝于进入精英学校与获得一份好工作的机会之外,同时还把学校与工作上的成就提升至心灵荣耀的层次。精英阶层于是竭尽所能要达到此一标准,确保众人难以匹敌。精英阶层之外的美国大众对此都深有体会,精英阶层只会强调中产阶级的萎靡与倦怠。就算是物质条件还可以接受,精英体制也使得中产阶级的精神生活陷入缓慢持续下降的沈沦之中。

不过,马科维茨指出,精英体制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为精英带来特权。它现在所强调的培训与工作正是过去平均提供给社会的机会,反而限制了精英潜力的发挥。当初耗尽中产阶级精力的负担,如今也成为精英阶层不胜负荷的重担。

撕裂社会的精英体制

精英体制所带来的层层压力环环相扣,形成变异,有如一场有两种面目的灾难。精英体制一方面是聚焦于获取所得与地位的机制,然而同时也是将中产阶级驱逐于赢取实际利益机会之外的竞争,并且压迫精英阶层集体追求有名无实的成果。精英体制因此驱使精英与中产阶级——富人与其他人进入一个相互拥抱,然而又充满敌意的旋涡之中。精英体制制造的贫富不均引发了阶级间的误解、摩擦、冲突,甚是公开的对立。精英体制成为阶级斗争,撕裂社会与政治生活的温床。

中产阶级感受到精英阶层剥夺他们原本也可拥有的机会与优势(教育、工作、所得与地位)的耻辱与难以接受的排斥。这样的感受自然孕育出直接针对精英体制理念的怨恨与不信任。中产阶级于是开始视精英学校、大学与专业公司为非我族类的异地,沈溺于偏离正轨的价值,甚至要将这样的价值观施于每一个人——就像是俱乐部,专门读一些没有丝毫价值的书籍、充斥政治正确与以权谋私的操作。

有意思的是,精英体制下的贫富不均与阶级冲突同时也对精英阶层形成腐化。中产阶级子女被排除在竞争优势之外的现实,并不能保证富有家庭的子女一定就能进入精英阶层。精英体制所形成的竞争差距使其阶层形成一个尖锐的金字塔,即使是在最顶端的精英都有朝不保夕的危机意识。精英们深怕掉队的恐惧与焦虑自然使其与社会大众脱节,形成自认较中产阶级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与此同时,精英阶层尽管无法解释其中原因,但是清楚意识到精英体制站在他们这一边,而且怀疑为他们带来荣耀的力量同时也是笼罩中产阶级的阴影。因此,不论他们的动机是多么纯正,对保有他们的胜利果实是多么谨慎,他们都会被卷入他们所制造的贫富失衡之中,即使是建立了宏大的功业也无法逃过。

马科维茨郑重指出,中产阶级对精英的怨恨其实遭到误导。他说:“今天,原则上,任何人都能成功,教育并非奢侈品,人人负担得起,甚至连过去门槛最高的贵族学校与大学——只收基督教白种男性的学校,即使是这样,还要自其中精挑细选——现在的入学基本条件也只是在于学术上的成就。工作与事业也已脱离过去的本国沙文主义,而全面对努力与才干开放。过去明确限定各项资格而把一般大众阻绝于门外的机关如今也宣示只要符合条件,愿意接受任何人。”

不过,随着精英体制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与其光芒褪色,精英阶层的焦虑感也与原先中产阶级的不满相互结合。他们会将生活经验与现实连接,由此而对今天支配经济与社会,不论是在个人还是公众生活的问题,益发不满。精英体制所形成的不均情势已成为美国现实与政治的一部分。

马科维茨观察到,对精英体制的不满与批评最终引来公众对政府当局的攻击。虽然它们看来都是各自独立,甚至相互对立,中产阶级所受到的压迫与精英阶层所承受的负担都是来自同一个根源。透过不同的方式与路径,美国的精英、中产阶级与美国本身都落入精英体制的陷阱。

在经济失衡持续扩大长达五十年后,精英阶层与中产阶级好似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一般而言,现在有两个美国,一个是有钱人的美国,另一个是其他人的美国。不论是来自左派还是右派,最强烈的批评之声,都是指责美国在经济、政治,甚至社会生活上已经分崩离析。

然而,马科维茨却认为,美国的精英与中产阶级并没有分裂。相反地,富人与其他人其实是纠缠在一个单一且具有破坏性的经济与社会逻辑之中。他们看来完全相反的负担其实是精英体制疾病的两种症状。精英阶层借由将别人排除在外的手段来获取竞争优势,同时,这些跨过精英门槛的人也遭到无情的攻击。两个阶级都被这种强大却又无法解释的挫折感笼罩—中产阶级前所未有的怨气与精英阶层难以理解的焦虑,就像是河流中一道水流所形成的旋涡将他们全都卷进去。

马科维茨认同应对精英体制与经济失衡感到焦虑,但不认为只是指出缺点或是纠正错误,而要认知,它们所反映的是我们在架构我们的培训与奖励上的失能—而就一个基本与立即的观点而言,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一直把经济失衡视为零和游戏:假设对底层的利益重分配势必会加重上层的负担。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精英社会的不公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而摆脱精英体制的陷阱对大家都有益处。自精英体制解放,可以重建现在被排除在尊严与繁荣之外的美国中产阶级,让他们能充分参与经济与社会生活。自精英体制解脱也能让陷于自我剥削的精英得以用少量的财富与地位来换取宝贵的休闲与自由时间,重回真实的自我。自精英体制解脱也能治愈该体制为社会带来的压迫与缺乏信任。

是到人人自我觉醒自我救赎的时刻了

那么,该如何摆脱精英体制的陷阱?该如何突破政治现状与制定新政策来重建民主化的社会与经济秩序?

马科维茨提出解方:召集政治意愿予以治疗。而政治理解是寻求理性且有效行动的必要条件。马科维茨主张:将政治理解化做强大的政治力量来推动改革,并且提出具体的政策来重建公平与民主的经济与社会秩序。

他觉得可以借助与精英体制相关的优势——清晰的思路与将理解转换为行动的能力。应该解除精英体制的陷阱,重拾主张民主的初衷,积极重建开放与公平的社会,而精英应大力提倡公共利益,并由此获得肯定。

要摆脱精英体制的陷阱,在政治上必须克服该体制为公众生活造成的弱点与不良的鼓励。富人与其他人必须学习辨识造成他们分裂的各种焦虑——从民粹主义、仇外思想到狭隘的竞争思维与傲慢自大的优越感。他们必须认识到他们的痛苦甚至对立,其实都是来自精英体制此一单一的根源。两个阶级应该携手结盟,透过承担精英体制为对方造成的伤害,来化解自身的痛苦。

是的!在自由民主社会里,团结合作、携手同盟、去除争权夺利的恶习,人人“从心”出发,共同营造一个“自助、互助、天助”的和谐社会,不要重蹈集权、共产主义闹革命、搞斗争的悲惨覆辙,才是消弭贫富悬殊、中产阶级消失问题的正路。由马科维茨这位精英中的精英身上,已明确看到宽宏大量、自醒救赎的美德的确存在啊!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 江一 来源: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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