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审讯的过程是考验人的良心、勇气、信念的过程。在审讯中顺着提审人的“诱供”，“讲假话”、“乱咬人”可能是恢复自由的一个机会。对于一个被关押在暗无天日的独牢里的“犯人”，没有比“马上恢复自由”的许诺更具有诱惑力了，但是要付出“讲假话”的代价以及由此而产生严重的后果，殃及的将不仅是第一专案办公室审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可能使更多人遭到诬陷!面对“检举揭发，立即释放”的诱惑，面对“不交代拉出去枪毙”的威胁，我从来没有产生过“讲假话”的念头。坚持不讲半句假话，在艰辛漫长的囚禁生涯中，倒使我心境豁然。
“四人帮”被打倒后，对专案办公室的人员进行了审查。组织上找我了解我接触过的专案组的表现。我说，审查我的专案组讲政策，实事求是。而最不讲政策的、胡搅蛮缠的就是审查陆定一的专案组。
若干年后，陆定一陆老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时，我去看望他老人家，谈到“文革”时期的专案组时，陆老气愤地说，这些家伙坏透了!
06
熟悉的咳嗽声
1968年四五月间，我偶尔听到十分熟悉的咳嗽声，真像我父亲的声音。但是转念一想，我父亲怎么可能被捕呢。一来，我父亲早已淡出政坛，不是当权派，更不是走资派。二来，他是周总理介绍入党的，在白区一直在总理领导下工作，历史上也没有什么问题。谁能想到，这位对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老人竟然也被关进秦城监狱，竟然也成了我的难友!父子同狱，中间只相隔二十三个人：父亲的代号是67100，而我的代号是67124。
“文革”后才知道，就在我听到父亲的咳嗽声后过了没几天，备受折磨的他老人家就含冤离开了我们。
与世隔绝的监狱，也是特殊人群聚集的特殊空间。在独牢中我看不见他们，只能从时隐时现、断断续续飘来的各种声音中来辨别“谁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为难友的命运惋叹。那冥冥中传来的老父亲痛感至心的切肤之声，多少年过去了，还在心里、还在耳边，还在那些艰辛苦涩的日子里……
07
吃饭——菜里夹着蚂蚁、苍蝇是司空见惯的事
再谈谈监狱的伙食。入狱后的大半年，的确尝到了“饥寒交迫”的滋味，可以用量少质差概括我的伙食。一碗稀饭、一个小窝头，就是一顿早饭，中饭或晚饭，有时是两个小窝头或一碗糙米饭和半碗菜。我们吃的菜可能是劳改农场供应的。看来，农场收什么菜，我们就吃什么菜。每年春天差不多都是菠菜下来了就吃菠菜，一吃就连续吃上个二十多天，然后就是小白菜、萝卜，等等。这些蔬菜看来根本不涮洗就放到大锅煮一下，盛到碗里上面是菜叶，下面是泥汤，菜里夹着蚂蚁、苍蝇是司空见惯的事。
有一次吃菜，一下子咬了一个肉鼓囊囊的东西，还有点香味，我还以为是一块肉呢，连忙咽了下去，剩下一半用筷子夹起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条青色的大菜虫，也不敢扔，只好放在碗里，等洗碗的时候才扔到便池里。前些时候，我的邻居吃饭的时候不知把什么扔到便池中，没等冲洗，就被哨兵看见，立刻从走廊里把自来水闸门关上，硬是强迫这位难友从便池里把扔掉的东西捞上来，一口一口地吃掉，还大骂他这个反革命不想活了，竟敢糟蹋人民的粮食。
最难熬的是星期天和节假日，一天只给两顿饭，而且早上一大早就送来早饭，大都是两个窝头，下午两三点钟就开中饭，也是两个窝头。这样要熬到第二天早上才有饭吃，这十五六个小时真是饿得心里发慌。而遇到五一、十一节日连续放两天假时，更是难上加难。
1968年夏天以后，伙食有明显改善。我获释后了解到，当时有几位老同志在狱中死去，周总理闻讯后特地到秦城视察，指示要认真改善审查对象的生活。于是，每个星期菜里也出现一两小块肉，或菜汤里有一点点儿的油花。这已是了不起的改善。而每次过春节，伙食大改善，不是吃大肉包子就是吃炸大油饼，我们要几个，管理员给几个，而且还来回地打开每个囚室的小门问，还要不要，还要不要……记得一次，我吃过十多个包子、八九个大油饼，吃完以后，胃涨得难受。真是饿也难受，饱也难受呀。
08
理发——没有指甲刀只好用牙齿来咬断
“文革”初始，公安系统受到极大冲击，军队进行接管。秦城监狱也不例外，原有的公安管理人员所剩无几，我接触到的都是军人。原来的管理制度也被破坏了。比如说，我入狱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放风，整天憋在囚室里。幸亏是冬天，牢房又大，没感到空气污浊。头几个月一直没理发，头发长得长长的，这倒也能忍受。最难受的是头几个月无法剪手指甲和脚趾甲，指甲不仅长得老长老长的，而且向肉里长，我只好用牙齿来咬断手指甲。当然，更谈不上洗澡了。
直到第二年春天，对犯人的生活管理才走上正轨。每个月管理员给犯人剪一次头，当然剃成光头，而且是快速的，咔嚓咔嚓几下就完工，推子钝有时免不了连推带拔，但总算是剪头啦，总不至于成了披头散发的“嬉皮士”了。剪头的时候，管理员叫犯人到走廊里，坐在凳子上，披一块布，就动手推起来了。而剪指甲时，当然也是每月一次，管理员打开囚室的门，走进来，说剪指甲啦，然后递给犯人一把剪指甲刀，让犯人自己剪，他站在一旁严肃地监视，一言不发，直到剪完，把剪指甲刀收回，退出囚室。
09
洗澡——提前解开衣扣搓掉身上的泥垢
大概是1967年年底或1968年春节前后，开始安排犯人洗澡。因为是隔离性的监狱，每个犯人住独牢，不能让彼此有任何接触，所以不论是洗澡、放风或提审，都要严守犯人彼此不见面的监规。浴室就在这座楼内的北边，有五间淋浴间排成一排，每间有门，对面的墙只砌了一半，大概到洗澡的人的腰部。每次洗澡，在囚室外面的走廊里有一个管理员，在第一个拐角处有第二个管理员，在第二个拐角又有第三个管理员，以此类推，只要有拐角就有人看守，直到浴室。洗澡时，第一个犯人在走廊里走过拐角，才让第二名犯人走出囚室，沿走廊走到拐角，等第一个犯人走过第二个拐角，才让第二个犯人转弯走到第二个走廊，此时才让第三个犯人走出囚室，走到走廊的拐角处，以此类推。
在浴室，第一个犯人走进最里面的淋浴间，管理员从外面把门闩上，才让第二个犯人走进浴室，进到倒数第二个淋浴间，如此类推……直到第五个犯人走进第一间淋浴间。从第一名犯人走进淋浴室起，就有一个管理员在只砌了一半的墙外走来走去地监视。洗完了押送回囚室的顺序也是如此，只不过是倒过来，第五个犯人先走，以此类推。总之，犯人彼此连背影都看不见。洗浴的时间大概不到十分钟，动作慢了，管理员就会大声催促，快一点儿，快一点儿……这也难怪，一个楼里大约四十五个犯人，一批五人，要分九批，而押送的时间可能比洗澡的时间更长。习惯了以后，每次听到要洗澡了，我事先在囚室里就解开衣扣，用手搓掉身上的泥垢，到澡堂用热水冲几下就万事大吉了。
10
放风——防范犯人在地上留暗号，有专门扫地的哨兵
放风也差不多是在1968年的春天开始的。
监狱的楼形像一个“U”字，中间就是放风场。放风场是由长方形的格子间组成，东西两侧各十间。每个格子间都是露天的，有个小门，进去三面是墙，放风就是在格子间里“坐井观天”。放风场上面有一“天桥”，哨兵在上面来回巡视，监视每个格子间里犯人的动静。犯人从囚室到放风场的押送办法，同前面提到的洗澡的办法相同，只不过多一些拐角、多一些哨兵罢了。
放风的时间大概是四十分钟。一开始是隔三岔五，1973年以后，放风的时间多了，一周至少有一两次。每次放风，都走进不同的格子间，每次都发现地上总是有扫帚扫过的痕迹，后来才猜到，这是防范犯人们在地上留下什么暗号，在前一批犯人走出后，哨兵们赶快扫一遍。
11
读报——有一天林彪的名字突然从报纸上消失了
1967年年底，我的“苏修特嫌”问题查清后就允许我看《人民日报》了。每天上午，管理员把当天的报纸发给我，第二天发报时收走前一天的。当时，每三个犯人看一份报纸，第一天管理员发给我当天的报，第二天发报的同时要收回前一天的报纸，再发给邻室的犯人，第三天再把这份报发给第三位犯人。
并不是所有的犯人都能得到报纸。我记得，有一次管理员给我右边囚室的犯人发了报，接着他又对这位难友说，发错了，发错了，你现在没有资格看报，快退给我！这位难友可能与外界隔离已久，好不容易得到一张报纸，哪里肯退给管理员。管理员只好打开囚室的门，走进去把报纸抢了回来。这样我才明白，入狱后一个多月没让我看报，是专案组第二次来提审后才让我看报，显然是我的问题基本查清了。
在漫长的监禁中，《人民日报》成了我的无声同伴，是我了解大墙外面的世界的唯一途径。我每天都焦急地等待管理员来发报纸，一旦拿到报纸就如饥似渴地从头版头条开始阅读，逐行逐字地一直读到四版的最后一条消息，读完一遍后又重头再读一遍。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如此认真地读过报纸。我与报纸上的信息同乐同悲。
我记得，1971年9月中旬以来，林彪的名字突然从报纸上消失了，他的语录也不登了，照片也不上报了，我马上意识到林彪出事了。但是，我无法猜出问题有多严重，直到林彪专案组审讯时，才听说他叛逃未遂，机毁人亡。党章封的接班人居然叛逃，我百思不得其解。林彪是“文革”的主要罪魁祸首之一，煽动造神狂热，迫害大批昔日的战友，同时，我还为自己的敏感、判断力并未因多年的独牢丧失而颇感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