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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杰:余英时教授的“小儿麻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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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顿大学前教授余英时出版回忆录,讲述他年轻时进入燕京大学,一度受左倾思想短暂洗脑影响。

时代的瘟疫席卷全球,由19世纪末的无政府主义开始,一直到20世纪初的共产主义。巴金的“家春秋”小说三部曲,反抗封建礼教,加上鲁迅的“狂人日记”,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一概定性为吃人的恶魔,有足够的空间,输入那时欧洲兴起的政治虚无极端思想。

在那个时候,北京上海的青年学生如果不赶上这班时代的列车,就被视为落后、守旧、老饼。

如何叫做洗脑?好像小孩出麻疹,或一阵流行性感冒,导致类似邪灵附身的状态。即使有天主教神父赶到驱邪,“受害人”也像变成了另一个人,用粗言秽语,向神父发出诅咒。

余英时忆述,在北京的时候,一个牧师刚由安徽回来,探访他堂兄。牧师在讲述目睹乡间的教堂和信徒被共产党干部迫害之种种,年轻的余英时突然大为愤慨,觉得这是国民党造谣,以严厉的语调,直斥这位长辈。但长大后想当年,他为当时的失态感到内疚。

幸好此一状态为时甚短,余英时一度北上迎接新中国,火车到石龙,故障停车。就在那一刻,余英时反复思考,及时回头,回来香港,进入新亚书院跟随钱穆之后,很快就回复正常。

到底这种激进左倾意识形态,为何能在短时期席卷民国时代知识分子的大脑

余英时认为:因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早有“天下为公”的诉求。而“天下为公”也是礼记的第一句理想:“夫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然后中国早年的知识分子就以为共产主义等同中国遥远的儒家理想:人人有饭吃、财富分配平均、公平公义,万事大吉。

但中文的缺陷,就在这里:你可以说老子的一句“上善若水”,用字比英文精炼,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哲理,但也可以说太简单的四个字,还有大量空间,缺乏细节,须要进一步的诠释。

中国文化由中医到烹饪,都只讲“意会”。“意”,是一种主观的臆想和感受,不可以定义言传。厨师炒菜油盐糖放多少,有如庄子里的庖丁解牛,用刀讲心法,凭感觉就知道牛的筋骨在何处。中医把脉,片刻就认为病人有了“虚寒”,并无体温数字,也没有 MRI之类的扫描报告佐证。

西医认为:量体温知寒热,寒就是寒,无所谓虚寒。热就是热,无法定义何谓“虚火”。中国语文决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mindset)。

中国许多工艺,都讲意会。酒家从前招聘大厨,只让厨师考一道扬州炒饭,另加豉椒牛肉,除了看刀剁砧板工夫,还看菜色“镬气”,以判断技术高下。

“天下为公”是一个粗浅的大概念,实在缺乏内容。在西方学术角度,这四个字不足以成一部理论,需要不断的论证和诠释。

但2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凭这句古训的感觉,就认为马克思列宁那套可以解决中国社会千百年贫富不均的问题,实在幼稚。

这一切,又以中国语文的象形结构决定。中国文字长于感性,理性的词汇不足。感性先行,对于理想和理念,即容易被一人掌控了话语权,成为教主,知识分子率先,即走入魔道。

什么叫“天下为公”?北欧的瑞典芬兰挪威,用养老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等,加以重税,早已实践了此一理想。其中不必流血的探索,也不必内战和暴乱。

这一切,当年的知识分子如果去一次北欧,去一次英国和美国考察,包括余英时,回来中国,或可以想通很多,就能避免一段血腥的弯路和歪路。

余英时是今日华人世界,仅存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最透彻之人。唯智者如此,年轻时也难免中招,何况庸人满街的今日。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CUP新闻回带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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