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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第四任妻子七窍流血 被逼疯乱睡男人

—灭绝人性的“革命”及其“领袖”读《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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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参加“革命”时只有十五岁。为甚么有那么多少男少女陶醉于革命呢?她回忆道: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我热血沸腾,再也坐不住了。我从一个深居简出的教员家眷,一下成为抛头露面的知名人物。我还作了刻意的打扮,把留长的头发又剪短了,脱下旗袍,换上了男学生装,包扎上红腰带,有时头上裹了块红头巾,背着红缨大片刀,看起来十分威武神气,人称红姑娘。“革命”给了这个十五岁的小丫头甚么样的权力呢?是“抄家分浮财,包括放火”

毛作为一个“革命领袖”,当著自己的妻子说对另一女性讲性爱的“玩笑话”,确实“很不得体”。他一向以“无法无天”自诩,往往不顾任何礼俗惯例;可是难道“革命家庭”就无需维护,男女之间就没有必要的距离了吗?

毛浪漫成性且率性而为,类似的玩笑在延安时期也一再发生。1942年整风之前,延安的政治空气还有那么一点民主性,丁玲常到毛的窑洞聊天,她回忆称:

“有一次,我开玩笑说,我看延安就像个小朝廷,毛接着话茬说,那你得给我封官啊。我接着就说到几个人,其中说到林伯渠可以做财政大臣,彭德怀可以做国防大臣什么的。毛又笑着说,你还没有给我封个东宫、西宫呢!我说,这我可不敢封,要是封了,贺子珍大姐还不跟我打架啊!”

事实上,按毛后来对曾志的说法,他与贺子珍的分手就真的源自这种好开玩笑的习惯:

”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

论者就此评论称:

嫉妒的妻子和另一个女人打架,这对于正处于困难之中的革命领袖来说,是颇为难堪的。如果不是爱开玩笑,这一幕闹剧也许不会出现的。不过,如果把毛、贺分手的原因仅仅归结为毛爱开玩笑的习惯,又是皮相之见了。

毛告诉曾:

”在中央苏区受到错误路线打击,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后,名义上是苏维埃主席,但无实职工作,又患了病,连贺子珍也不怎么理他,不去照顾他,却强调自己有事情要干。“

显然这只是毛的一面之辞,夫妻之间的事,旁人其实难以置评。但曾志回忆:1946年在东北看望过自苏归国的贺子珍,贺南下准备进北京时,在山海关被阻,强行要她改路去上海。1954年我(曾)去上海却没有见过她。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曾志在南昌贺的住处总算见到这位当年的闺蜜。(330页)

两人亲切交谈后,曾志回到山上就告知毛说:“我看她精神很正常,说话表情神态跟正常人一样,记性也很好,过去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毛表示想见见她,为避免江青撞见,特地作了安排。可是事后曾志问毛久别重逢的感觉如何,毛叹息著摇摇头说:“大失所望!看来她的精神还是不正常,……”此后毛就再也没见过贺子珍了。(332页)

1965年曾志去上海治病,看过子珍多次。“她也来过几次,讲了许多往事和心里话。她坦言主席不该这样对待彭德怀,可见其思考是健全的,有独立见解,政治水平不低,从这点看她不像有精神病。‘四人帮’倒台后,子珍来北京住了一段,我去机场接她;她回上海时我又去送了她。”(331-332页)

笔者对于曾志的念旧至为赞许,对毛之寡情极之鄙薄,对贺子珍的遭遇甚为同情。谚云:男人怕入错行,女人怕嫁错郎。贺就是嫁错郎了!

曾志的婚姻

相比之下,曾志一直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成功谱写了跌宕多彩的婚恋曲。

她的“革命”生涯有过三次婚姻:

1927年4月,与夏明震结婚,1928年3月夏明震牺牲;

1928年4月,与蔡协民结婚,1932年10月,蔡协民和曾志挨批,蔡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曾到陶铸任中心市委书记的福州去,“临分别前,我提出了就此分手的想法,我们的夫妻关系实际上到此结束了。”(145页)

1933年初,曾志与陶铸由“假夫妻”而真夫妻。

她第一次婚姻是不自觉的。“我觉得这人太豪情奔放,锋芒毕露,所以印象不是很好。”(29页)一天夜里,夏明震工作后没有走,和衣躺在曾床边,第二天早上有人拿她开玩笑,人言可畏之际,夏一句“我是真心爱你的”,曾“心一软”。工作关系促成了第一次婚姻。

第二次已有恋爱的成分。“当时,蔡协民调到郴州任第七师党代表,我调到师党委办公室工作后,我们朝夕相处,产生了感情。”但后来发现,蔡的感情非常脆弱,“有时甚至像个小男孩,难过得流泪。”所以“虽说蔡协民对我确实很不错,可我对他的感情并不是很深。”(65,103,151页)

“自从与陶铸相处后,他对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同样我也乐于同他相处,心里总是挂念着他。……而过去蔡协民外出时,我就没有这种揪心的挂念。”(151页)但陶在与蔡协民相反的方向上也是极端,“从延安出来后,我正式向组织上打了离婚报告,我忍受不了他的大男子主义。陶铸表示尊重我的选择。因日本投降后,时局突然发生变化,也就顾不上再扯这些个人的事了。”(398页)“革命”形势挽救了曾与陶的婚姻。

无论与谁结婚,无论有无感情,曾志都没有把自己和谁终生绑在一起。

与蔡协民结婚时,“虽说夏明震刚牺牲不久,我也因此感到不安,但当时认为,革命者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夫妻关系也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了。哪还讲什么“三从四德”。对于一个共产党员,头脑中不该有什么旧的观念作怪,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65页)

1932年,蔡协民受到批判,政治生命实际上已经结束,婚姻当然也就不可能再维持,何况曾志对他本来已有不满。中共很多高级干部受挫时,组织上都会劝说其妻与之离婚。在严密的组织体制中,一个得不到领导信任的人,甚至也不配有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

再者,客观环境可能迫使两个人不能长相守。曾志在闽东时并未考虑和陶铸分手,但陶铸被判了无期徒刑。“而那时我才23岁,我是共产党员、职业革命者,为革命随时都要作出牺牲;同时也早将‘三从四德’、贞节牌坊那种封建的东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对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权利作出选择。”

于是,她和任铁锋、叶飞交往密切。但她过于充分地使用了自由的权利,以至于闽东特委认为:“曾志作为党特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在恋爱问题上,以一种极不负严肃的态度。同时与党内两个负责同志要好,影响党内几个负责同志之间的团结,影响了工作。”(208-209页)因此决定撤销曾福霞(即曾志)县委书记的职务、留党察看四个月的处分。曾志本人也“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207页)

书中所提的叶飞堪称福大命大:

叶飞在闽东时参加战斗不多,甚至辨别不出子弹的方向和高低,但斗争造就人才,20年的斗争使他成为上将军。

但叶飞之所以生存下来,不只是因为他站在正确路线上,也因为他此时还不是一个独立和山头。1935年5月成立闽东特委,叶为书记,他的部队是独立师。同年10月,方志敏的残部“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由师长粟裕、政委刘英率领进入渐南闽浙交界处与独立师会合。“由于浙南游击区和闽东游击区双方都有些本位主义、山头主义,从浙南方面来说,还有以主力自居的思想;……刘英同志却想‘统’掉闽东。他几次提出要叶飞同志留在省委工作,借以调离闽东。”(167页)

冲突的高峰是1936年初的“南阳事件”:粟裕约叶飞到庆元南阳会面,叶要汇报工作,粟裕说:“好啊,晚上吃过饭再说吧。”晚上发生的事,叶飞是这样叙述的:“当天晚饭的时候,我、陈挺和闽东的干部都入席了。如同旧小说中所描写的那种场景,酒过三巡,掷杯为号。预先布置好坐在我两边的人把我抓了起来。……在押解我的途中,我几次提出要同粟裕同志见面说话,都未予理睬。后来在路上遇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部队被打散,押解的人忙乱中向我打了一枪,打伤左腿,就把我扔下,自己逃走了。……后来粟裕同志告诉我,当时是刘英命令他扣押我的,也不说明是什么原因。”(叶飞,1988:75—77页)

粟、刘属于同一山头,因此尽管粟认为“双方的矛盾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来解决,不应采取对敌斗争的手段”,但他还是“未能坚决抵制,将叶飞同志扣押了起来。”(168页)

粟裕与刘英矛盾很大。由于粟裕写信给闽东的黄道想联合抗敌,刘英便说他“分裂省委”,开会声讨:“因闽东同志已退出闽浙临时闽浙省委,我便成了主要斗争目标。当时对我也采取了对敌斗争的手段,派了一个班把人监视起来,剥夺了我的行动自由。”粟裕违心地作了“申明”后(什么申明?是不是保证不反刘英?),他被放了出来。如果不作“申明”呢?处死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他和刘英后来分开行动:“我们在总的方面仍是统一的,配合的,但在各自活动的地区内则各自行动,而且互相之间戒备,每当必须会合时也各自带著武装,并且不住在一个房子里。”(168页)

这种情况正像林立果的《571工程纪要》所云:毛共就如“绞肉机”,内部互相撕咬。

另据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1929年,远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进行“清党”:

”在‘劳大’最根本的一条是看对支部局的态度是拥护还是反对。虽说清党同时也要查阶级、查历史,看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但这些都不起决定作用。简而言之,你是拥护支部局的,就是政治立场坚定正确,就是动力,即使其他方面有些问题也不要紧;你是反对支部局的,就是政治立场动摇以至错误,就是对象,即使出身好、有革命资历,也得检讨甚至处分。“(35页)

领导人之间有私怨,也会导致下属遭殃:

1930年,赣南行委负责人郭承禄、肖国璋、马荣澜等在信丰反对毛泽东,也动员当地的35军一道参与。35军的政委罗贵波、军长邓毅刚认为这是反革命行为,派军队把郭、肖、马抓起来送到总前委。但在次年1月的反“AB团”运动中,罗却受到怀疑,被撤销军政委、军委主席、军肃反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罗自我反思:“我没有亲自把这三个人交给总前委并报告情况,而是邓毅刚一个人去了。邓毅刚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开始时我们关系不错。后来我们两人都爱上了同一个姑娘,这就自然地产生了矛盾,他见了我很少说话。……我怀疑他打了我的小报告,因为他是上面派来的,熟人很多,而我却是一个‘土包子’。对肃反,我们之间的思想观点不一样,他借机拉拢一些干部,团一级的干部不敢同我接近。前委信任邓毅刚,而对我逐渐地不信任了。”(65—66页)在这一件事上有两个人情:第一,反“AB团”是政治斗争、敌我斗争,邓毅刚却借此来解决他的情敌,借运动来泄私愤。二是前委之所以相信邓,是因为邓原是毛在红四军老部下。

毛泽东当年是顶著压力与江青结婚的。1939年3月,张闻天夫人刘英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看到江青成了毛主席窑洞里的人,毛主席言谈中也表现出满意的神色。我随口对毛主席说:‘你身边确实需要有人照顾。你同也贺子珍合不来。’听了我这样说,毛主席兴奋极了,把大腿一拍,连说:‘刘英同志,你才真正理解我的人啊!这事不少老同志反对哩,你要给我做解释,做宣传!’”反对的意见集中到张闻天那里,张给毛写了一封委婉的信,“毛读罢大怒,当场把信扯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毛主席就在供销社摆酒两桌,闻天自然不在宾客之列。(115—116页)

责任编辑: 江一  来源:议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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