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1911年4月4日-1998年6月21日）此书一九九九年底问世，二000年初就加印，足见其洛阳纸贵，价值超凡。概而言之有二：一是暴露出中共的“革命”之血腥凶残；二是显示了毛独夫之狠毒荒淫。前者见于延安审干，后者出自作者目睹。
革命圣地延安如同地狱
曾在大陆脍炙人口的《延安颂》开头唱道：“夕阳辉映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柳影”。这神圣的“延安岁月”，经曾志寥寥数笔，呈现出七分炼狱，三分猪圈的图景。
以下是书中几段摘录：
有一位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叫易继光，被审查时，有人用皮带抽他，把他身上的皮袄都抽破了。遍体血迹斑斑，有人用嘴咬他的胳膊，肉都咬掉了一块。有一次用绳子，吊着他两手两脚各一个指头，高高吊在窑洞的梁上再用皮带抽，真是惨不忍睹。”
还有一位被审查的女同志被打昏过去了，倒在地上抽搐，有人却说她装死狗，反而用脚死命踢她。另一位女同志被打得口鼻都流了血，满脸尽是血污。月经来了，也照斗照打，结果裤子都湮湿了，还把窑洞的地面染红了一大块。上吊自杀的好像叫周风平，他是来自白区的省委书记……
每到夜晚，临时支部这排窑洞的一个个小窗口透出了胡麻油小灯如萤火般闪烁的昏黄灯光，四处静悄悄地，时有一阵阵喝骂声、踢打声和惨叫声越过土墙，越过山梁飘向漆黑的山野，时断时续，此起彼伏，让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
林彪老婆叶群当时也被和曾志关在一起，她不上厕所，大小便就拉在脸盆和饭碗里，然后往门外一泼，臭气四溢。有时她甚至就拿过曾志的脸盆来方便。
这都发生在“革命圣地延安”，相去不远便是当时毛泽东和江青卿卿我我的窑洞。
还有危拱之（1905-1973）的事例：
整风期间中央党校一部的动员会上，有一个“河南从省委到基层都有红旗党问题”的判断，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危拱之感到十分绝望，“就在动员会后的一个夜里，在床上用裤带勒住脖子自杀”，被人发现时已七窍流血，但一条命算是拣了回来。获救后精神有些失常，“乱骂领导，乱谈恋爱，并嚷嚷着要脱党。”她常常跑到男朋友的集体宿舍，当著别人的面同床共眠，和曾志分到一个宿舍后又召来男友在曾志面前在床上搂来抱去，滚作一团。49年后真的疯了，“她没有儿女，没有丈夫，得不到亲情的关心。组织上为了照顾她的生活而调去一个女工作人员也不大尽心。危拱之上厕所跌断了大腿，她既不护理也不报告，听之任之，真是凄惨得很。‘文化大革命’初期，危拱之就糊里糊糊涂、无声无息地死去了。”
危拱之是叶剑英第四任妻子，早在江西苏区时就被整过。宋任穷回忆长征时：
“干部团里只有一位女同志，就是负责司令部总务工作的危拱之同志。长征途中的总务工作是很繁重、很辛苦的。部队一到宿营地，拱之同志忙着安排大家的吃、住，安顿病号，招呼大家烧热水洗脚等。部队出发前，她督促同志们打扫驻地，上好门板，归还借来的东西，做好各种善后工作。记得在过草地时，我的马丢了，驮在马背上的粮食和全部生活用品也随著丢失了，拱之同志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从其他同志那里为我匀了一份，帮助我渡过了难关。她还在百忙中为我织了一条毛线围巾。拱之同志对干部团其他同志的照顾也是满腔热情、无微不至的。拱之同志缠过足，但是由于马匹少，在整个长征途中，她从来没有骑过马，完全是靠一双‘解放脚’一步一步地走完了两万五千里。”
论者慨叹道：
“危拱之在革命最艰苦的岁月把爱奉献给了革命同志，但在革命顺利时期，却被逼疯。拒不承认特务指控的危拱之以自杀来抗议组织，当然不会有好下场。”
整风抢救期间，不少人被迫承认了强加给自己的“罪名”，甚至还绘声绘色地描述自己的特务活动。大部分是因为压力太大。
比如在关中地委宣传部长高仰云的指挥下，关中师范不但大会轰，小会逼，还使用了捆绑吊打、关禁闭等残酷手段，终于使90%以上的学生成了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复兴社、CC等特务分子。但也有基于一定的理性认识而配合组织工作的。时为关中师范教师的刘衡也承认自己是“假共产党”，因为他以为“大概是领导要一批党员假装特务来做宣传工作”以开展运动。理由是他读过一本苏联小说《巧克力》（又名《佐丁之死》）。书中被错杀的军官佐丁为了党的利益，自觉自愿走上刑场，刑前有一段独白：“死的本身我们永远不会感觉到的，因为根本就没有死。对于活人是没有死的，而死人又能感觉不到它。”“看那佐丁的榜样呀，他是个恶棍，他一时为了过去而忘了未来！他像一只下流的畜牲一样，像一只狗一样被枪毙了”。“让佐丁那个下流的臭名爬进人们的脑袋吧。从今以后，让它变成卑鄙和下流的像征，变成背叛那最忠实地、最纯洁的永久的主义和永久的革命的像征，而安慰一切在这挺进的运动中被剥夺了一切的人们：共产主义的存在只是为著未来，只是为著不幸的人们的幸福。为了这个缘故，此记得是值得生、也值得死的呀！……”刘衡因此想：既然我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弄脏了共产主义的清水，就让大家把我当成特务吧，让大家说“不要学刘衡呀！”同时为了使真正的特务坦白交代，不管大家把我当什么，我都愿意！即使叫我去死，我也感到光荣！
组织至上，革命第一，既然组织上需要有“特务”，革命者不是不可能照办的。
但不是每个人都看过这部苏联小说。更不是每个人都有刘衡的觉悟。一些没有斗争经历青年，有时是抗不住饿或想吃好一点而“坦白”的。
河南的一个地委干部小苗开始不承认自己是特务，但同志们夜以继日地轮番攻心，不让他睡觉，逼他坦白交代：只要他“坦白”一些，就给他煮面条，加以鼓励。这种“恩威并施”的车轮战术整得小苗晕头转向了，他开始胡说，却又不能自圆其说，一追问便矛盾百出。这样搞了一个多月，直到他承认在河南某地曾加入国民党ＣＣ特务组织，才认为差不多了，对他的审查方告一段落。承认自己是“特务”后，小苗成了“解放战士”，十分积极地参加对他人的审查，加倍发狠地整别人，希望立功赎罪。（334页）
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治安科科长陈龙，整风前收留了一个孤儿在治安科打杂，大家把这个一天到晚脸都洗不清的孩子叫作“黑娃”。审干时黑娃也成了特务。问其原因，黑娃说：“我馋面条，人家说谁坦白说是特务，就给谁一碗面条吃。”（145—146页）
师哲也发现：“有的年轻人就为了能饱饱地吃上一顿面条，承认自己是‘特务’。”（165页）
1944年初，绥德县“坦白运动先进典型报告团”到延安作坦白报告，“报告团成员像英雄一样到处受到热烈欢迎，洋洋自得，荣辱观念全然颠倒了。我们交际处还用大米白面和猪肉粉条豆腐白菜优他们。”当时就有人讽刺说：“谁知道他们说的是真是假，真是有人愿意说，有人愿意听，不管真假如何，反正他们猪肉粉条豆腐白菜吃了够。”（178页）
这是严肃与荒唐的结合：
关中师范有一个学生程远，在一次斗争会上走上讲台，“把帽子往桌上一摔：‘我是一个无限忠于党的纯洁的共产党员！’当他被五花大绑拉出会场，扔到雪地里挨冻时，他还高呼：‘调查研究万岁！’‘实事求是万岁！’接着，把他吊在窑洞里，手腕被绳子扎得血脉不通，手背肿大。日夜对他软硬兼施，一方面捆绑吊打，用火筷子烫脸，连续八天八夜搞车轮战；一方面进行诱供式的规劝，他在无奈中假意承认自己是特务，吃上了羊肉泡馍、油饼、豆浆，还到我们老师食堂吃上了较好的饭。他酣睡了三天三夜，第四天吃罢早饭，领导让他交代特务罪行材料，他感到向党说了谎，像大山压顶似的喘不过气来，他提笔写道：‘亲爱的党组织：我欺骗了您，却受到了优待。这完全是恶作剧，我所讲的填了一张CC表，根本不是事实。……’他豁出去了，要绑、要打、要吊、要杀，随你的便……”
共产党人杀人放火的真实纪录
曾志参加“革命”时只有十五岁。为甚么有那么多少男少女陶醉于革命呢？她回忆道：
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我热血沸腾，再也坐不住了。我从一个深居简出的教员家眷，一下成为抛头露面的知名人物。我还作了刻意的打扮，把留长的头发又剪短了，脱下旗袍，换上了男学生装，包扎上红腰带，有时头上裹了块红头巾，背着红缨大片刀，看起来十分威武神气，人称红姑娘。
“革命”给了这个十五岁的小丫头甚么样的权力呢？是“抄家分浮财，包括放火”：
那时我身上有一种红的狂热、革命的狂热。最为可笑的是，有一回，我路过城门楼，突然觉得这庞然大物太可恨。工农红军攻城时，国民党部队就是倚仗这门楼阻挡革命军进城，这样的地方应该毁掉它。于是，一阵热血冲动，我一人抱来一堆干草跑上城楼，把二楼给点著了。
当我狼狈地从着火的门楼里跑出来时，一头撞见朱德和一大群围观的群众，朱师长不解地问我怎么回事。我说：“这个城门楼太可恶！妨碍革命，我把它给烧了。”
奇怪的是，朱师长竟没有说什么，只是很慈祥地笑了笑走了。（51页）
论者称：
朱德年长，不会以为门楼必须烧掉，他没有赞扬曾志，也许他认识到革命所需要的狂热并不定要表现为烧掉城门楼。但他没有纠正曾，也许正是因为革命必须有狂热，循蹈规矩、谦虚谨慎的人不会是称职的革命者，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他还说:“热是革命的基础。”（180页）
众所周知，在国人传统道德观念中，“杀人放火”属于极度凶残的恶行，完全违背孟子所云“人皆有之”的“恻忍之心”。那是“不把人当人”的兽性发作导致的。如果说，歌剧《白毛女》宣扬的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便成人”；那么，中共“革命”就是把人变成兽！
书中写道：
“当时郴州有一批热血青年投身革命，这些男女学生（和曾志一起）白天走上街头巷尾或深入农村，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晚上回来却又是又唱又闹，疯疯癫癫的。夜间男女也不分，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深更半夜还吵吵闹闹的。……他们以为现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了。”中共湖南特委特派员何舍鹅知道后大怒，说：“这还得了，晚上男男女女都搂在一块睡，这些人也都是反革命，破坏我们的革命道德。如果发现谁再这样，就枪毙，就杀头！”
这些滥交的“革命青年”和与土匪无异的“省委特派员”发动的“革命”就是实行“焦土政策”，强迫农民烧掉自己的房子，宰掉自己的牲口，跟着这伙疯子般的男女后生去推翻“旧社会”。不料事与愿违，农民起而反抗，在“焦土政策”的动员大会上一众“革命者”成了愤怒的农民的刀下鬼，他们逃到哪里，哪里的农民就高举大刀长矛冲出村子，高喊杀共产党。
“焦土政策”缘自中共发动湘南暴动后，国军向郴州的红色政权进攻，湖南省委特派员席克斯、湘南特委特派员何舍鹅提出了一个坚壁清野的“焦土政策”，即把从宜章到耒阳一线四百多里长的公路两侧各五里内的城镇及农村的人和财物清空，一律撤至偏远的农村，然后把搬空的房子烧掉，片瓦不留，使来犯之敌难以生存。支持“革命”的农民原想从“革命”中得到好处的，现在“革命”要烧掉他们的房子，于是农民拿着此前用来和“反革命”斗争的枪、梭镖和大刀来和共产党斗争了。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共产党一定要烧我们的房子，我们就反对共产党，打倒共产党！”1928年3月中旬，本来是要动员群众烧掉房子的大会上，农民们用梭标扎死、用泥土活埋了共产党人，手段是残忍的：
（曾志的丈夫、湘潭特委组织部长）夏明震面朝苍天，躺在那里，脸是青紫的，眼睛闭著，两只手还紧握著，衣服被撕开，胸前被刺了三、四刀，肩上、肚子上、脚上都有伤，大概被砍了几十刀，两腿伸直，一只脚光着。
特别是那个妇联主任，赤身裸体躺在那里。两个乳房被割掉了，肚子上被挖了个碗口大的洞，肠子暴露著，外阴也被挖掉了。
最惨的是两三百名少先队员，都是些十二岁至十六岁的孩子们。反叛的农民来了他们就往山上跑，反叛的农民哄骗说：
“你们下来，就不杀你们。”
天真的孩子们相信了他们的鬼话，一下山就被包围了。毫无人性的叛乱分子竟对手无寸铁的孩子们大开杀戒，好几十个少先队员最后惨死在血泊之中，尸体被丢在山沟里。
当正规红军赶来镇压时，一位领头的农民被抓住了，“被捆起来后还破口大骂共产党放火杀人”。此前被赶得抱头鼠窜的曾志大叫：“今天非宰了你不可！”
她“拿起梭镖用力朝他肚子上扎去，他一闪身没刺著。我又向别人要了一把大刀，连砍了几刀，但砍不深，还死不了。用脚一踢，他倒在地上。我还是不解气，再用梭标在他的肚子上、屁股上乱扎，只听他发出呼呼的喘气声和哼哼的呻吟声，那种声音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中共说国民党污蔑它“共产共妻，杀人放火”，曾志书里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却一一得到落实，如假包换。如果有人以往弄不懂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为甚么那么喜欢造反，十几岁的少男少女们打、砸、抢，甚至用皮带抽老师的那股“革命”干劲又是从哪来的？至此可以茅塞顿开了。
论者称：
曾志女士写了一本好书。那些不知道什么叫中国共产党、什么叫中国革命的人；不知共产党为甚么搞不好经济，那些以为文革仅始于五十年代末的人都应一读。应该来读一读这本书。而书名更是切题，叫做《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我只听说有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纳粹死亡营的幸存者，现在曾志女士把自己比作中共革命的幸存者，可见在她的下意识里，这三件事大概是差不了多少的。
曾志的书对毛的真面目之刻划
毛语言幽默，其嬉笑怒骂、旁征博引、海阔天空的语言方式令对方印象深刻，麾下一众“大老粗”更是顿首折服。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曾志记得井冈山上的一个玩笑：
毛委员最爱跟贺子珍开玩笑，……有一天我经过毛委员的房门口，见他们又在那儿哈哈大笑。见到我，毛委员挥手召我过去：“曾志，曾志！你过来！”我走到他俩面前，毛委员指著子珍，笑嘻嘻地说：“贺子珍正在说我喜欢你，爱你！”我顿时感到羞辱，气得转身就走。说实在的，我当时觉得毛委员开的这个玩笑很不得体。（91─92页）
上下级之间，如此亲昵的玩笑说明残酷的斗争没有泯灭人的天性。毛确实为漂亮的曾志倾倒，始终对之不忘旧情，另眼相看。
就在上引的玩笑那段时间，贺子珍怀孕，毛请曾志照顾她。曾、贺两人住在一起数月之久，无话不谈。没有文化、胸无城府的贺有可能向曾志说过一些毛见不得人的事，但也许完全没有讲过什么要紧的。生性多疑的毛自然会担心自己有些把柄落在曾志手上，所以对之终生包容。事实上，除曾志以外，无人敢于当面顶撞“伟大领袖”（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遭毛狠批后也只是首先冲出会场，置毛的呼喊于不顾而已）。而毛还曾在会议上称曾志为“女皇”。
关于毛曾的亲密无间关系，从本书也一目了然：
1939年12月，曾志好不容易抵达延安，当即致函给毛。只过了两天毛便回信请她“见面长谈”。她把自己八年来所受的冤屈郁闷尽情倾诉，希望在马列学院学习一年。毛答称“至好学它三年，至少要学两年。吃晚饭时又说：以后，你星期日就来我这里吃饭。她不假思索地马上说：那好啊，来吃一顿好的！毛一听，愣了愣，立刻笑了:“哦，吃好的，吃好的。”（318页）
随后她见了江青，发现她已怀孕。饭后她告辞，毛又说“以后每个礼拜天你就上我这里来，在我这里吃饭。”还让她随便拿他的书看。她傻不叽叽地说：“那我以后每个星期天都到你这里来会餐！”毛收住了微笑，显得有点尴尬。毛后来还托她在外面给江青买了一块表，曾买了一块金壶劳力士金表给了江青。（319-321页）
不言而喻，曾志如此格外受毛青睐与其美貌分不开。
对于曾志的天生丽质，著名女作家柯岩在其为本书写的《代序》中已有浓墨重彩的描写。网上一位论者则称：
“刚刚参观完了井岗山。对曾志印象深刻。首先，她真的好美啊。不管是年轻还是晚年。其次，真的是为革命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而报告文学作家（《横眉剑出鞘》作者）、曾志女婿理由，在其《淡定的秋色——曾志妈妈的平凡故事》（2009年9月9日《人民日报》）中写道：
曾志1926年入党，参加了湘南暴动、毛泽东与朱德的井冈山会师。曾志是党内公认的美女。据作家柯岩所述，陶铸第一次见到曾志时，“吃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理由这样描述“曾妈妈”年轻时在厦门开展地下工作时的留影：
天生丽质，清纯、俊秀，一副出自书香门第淑女的气度。青春亮丽与当下花季时尚少女别无二致，就连衣着发型也够时髦。照片背后还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她为纪念一场生离死别去照相馆拍下这张半身照，事后偶然经过那家照相馆，发现她被当作丽人倩影加印后赫然陈列在橱窗，而她当时是国民党通缉的要犯。她立即走进照相馆好说歹说，花钱买下来，保存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