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巴巴在北京办公楼前的公司标识
中国最高法和人社部日前发布涉及超时加班的典型案例认定，“996”严重违法。这两个部门还表示，这些典型案例将作为判例，指导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未来相关案例的审理。观察人士指出，“996”工作制有可能因此偃旗息鼓，甚至走入历史，但保障中国劳工权益的根本在于成立一个能真正代表劳工利益的工会组织，打破现有资本和政府官商勾结的政治制度。
民惠国、与时俱进、与世界接轨的规定，却不知何时在中国经济发展大潮中被一些民企的“996”所代替。
美国芝加哥大学人权中心客座教授滕彪博士说，最高法和人社部发布的“典型案例”，反映出“996加班文化”在中国企业中普遍存在，问题相当严重，不仅仅是企业管理混乱，忽视人权，其背后更折射出中国制度性、体制性的问题。
滕彪对美国之音说：“在很多地方，资本跟政府权力连在一起，而劳工的权益受到损害，劳工维权是非常艰难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这些文件（典型案例）想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很难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这位前中国维权律师也承认，“996加班文化”在尤其是私企中很普遍，其中有一些员工迫于收入低，为了多赚钱，不惜可能身心健康受到损害，加班加点工作。但最重要的是，旨在保障劳工权益的劳动法等法律在这些企业中没有得到有效地执行，践踏劳工权益的案例比比皆是，而官商勾结，更使得企业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得不到真正的惩罚。
中国最高法和人社部发布的10个“典型案例”的处理结果，包括“员工拒绝违法超时加班，雇主能否解除劳动合同”，“员工超时加班发生工伤，用工单位、劳务派遣单位是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以规章制度形式否认员工加班事实是否有效”等，都是劳工胜诉，企业被诉。
政治大环境的影响
滕彪说，最高法和人社部现在公布这些“典型案例”，作为今后有据可循的“判例”，其背后有着当局政治上的考虑。
他说：“像之前对一些企业的处罚，其背后还是有政治方面的考虑，包括被判刑18年的任志强和孙大午等等。这背后都有一些政治上的考虑，包括最近对一些民营企业的打压。”
北京道衡律师事务所主任梁小军律师也认为，“典型案例”的公布跟前段时间当局以反垄断法处罚民企，以及针对中小学生的“双减”政策等大环境的治理有一定的关系。
他对美国之音说：“我觉得，这对996加班文化影响是很大的。但这是否会意味着它会走向历史，目前还很难预测，但至少他们不再公开宣称。不过，资本家追逐利润是一种本能，他们会不会变换一种其他方式来实现利润最大化，暂时还不好说。”
梁小军律师说，中国政府通过这些裁决有利于员工的“典型案例”，不仅要保障员工的合法休息权和劳动报酬权，也能让企业减轻员工的工作时长和压力，让尤其是适婚的年轻人，从每周6天，每天12小时长时间和繁重的工作中摆脱出来，响应政府的号召，去恋爱、结婚、生养儿女。
今年8月20日，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对中国《计划生育法》进行了修改，明确规定“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这是中国政府几年前废除“一胎化”，鼓励一对夫妻可以生两个子女后，再次修改这项法律，以应对不断下降的生育率所导致劳动力的大量减少，以及老龄化人口的日益加剧。
不过，即使中国放开“三孩”政策，育龄夫妻迫于繁重的工作，房价的高涨，生养孩子成本攀升，以及赡养老人，政府没有鼓励生育的优惠政策等原因，生育三个子女的意愿很低，相当一部分90后或00后甚至选择做“丁克族”。
中国国家卫健委副主任于学军今年7月21日承认，今年上半年中国出生人口和生育水平“会呈现走低的趋势”，“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被指“治标不治本”？
一位来自北京的律师说，最高法和人社部公布的“典型案件”判例，虽然能警示那些违反《劳动法》或《劳动合同法》的企业，但作用不大。他觉得，这些判例的作用非常有限，还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员工没有一个工会组织告诉他们怎么维护他们的自身权益。
劳工观察人士李强也表示，这些“典型案件”之所以“治标不治本”，关键在于，中国工人没有自由成立工会组织的权利，而全国唯一的工会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附属于中共领导，代表的是官方立场，而不是工人的利益。因此，过去在发生劳资纠纷时，工会发挥不了捍卫劳工权益的任何作用，而各级政府往往都是偏袒资方的，而不是劳方。
李强说：“这个变化产生的一个根源是专制制度强有力的专政手段。这种专制手段当局今天可以因为保护劳工的需要来改变政策，以后可能会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重新调整政策。”
此外，李强还指出，马云此前所说的“996是福报”，无视中国的劳动法和劳工权益，造成社会的不满，而中共当局现在则是利用民众的不满，来打击像马云这样的企业家。他说，当局“需要你的时候，拿你当榜样，不需要你的时候，就拿你开刀”。
李强说，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法治、公平的政治制度，中共当局可能今天出台个政策“保护”劳方，明天又出台另外一个政策“保护”资方，但最后归根到底，无论是劳方还是资方，谁也得不到真正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