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杂忆》是国学大师季羡林关于文革的一本回忆录。他自陈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希望总结“文革”的教训和“经验”，让更多知情者出来说话，不要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余思或反思”中，季羡林提出了关于“文革”的四个“天问”。当下，新文革正扑面而来，重温季羡林先生当年提出的这些“天问”，不禁令人感慨系之。
第一问是文革的教训我们吸取了没有？
季羡林说：“世人都认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无‘文化’，也无‘革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货真价实的‘十年浩劫’。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共识，决没有再争论的必要。在这一场空前绝后（我但愿如此）的浩劫中，我们人民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所受的损失可谓大矣。
这一笔账实在没有法子算了。不算也罢。我们不是常说，寻求知识，得到经验或教训，都要付出学费吗？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可是，我们付出的学费已经大到不能再大的程度，我们求得的知识，得到的经验或教训在哪里呢？
我的回答是：没有，一点也没有。
我个人一向认为，‘十年浩劫’是总结教训的千载一时的好机会，是亿金难买的‘反面教员’。从这一个‘教员’那里，我们能够获得非常非常多的反面的教训；把教训一转化，就能成为正面的经验。无论是教训还是经验，对我们进一步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都是非常有用的。
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干，空空错过了这一个恐怕难以再来的绝好机会。”
第二问是“文革”过去了没有？
季羡林的答案是否定的。
他说，“如果真想实事求是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文革’并没有过去。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已经过去了。但是，如果细致地观察一下，情况恰恰相反。你问一问参加过‘文革’，特别是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如要他们肯而且敢讲实话的话，你就会知道，他们还有一肚子气没有发泄出来。
今天的青年人。情况可能不同。他们对‘文革’不了解，听讲‘文革’，如听海外奇谈。我觉得值得忧虑的正是这一点。他们昧于前车之鉴，谁能保证，他们将来不会干出类似的事情来呢？”
第三问是受害者们舒愤懑了没有？
“回答只有两个字：没有！”季羡林说。
他阐释说，1949年后，“华侨中青年人纷纷冒万难回到了祖国。然而，曾几何时，情况变了，极‘左’思潮笼罩一切，而‘海外关系’竟成诬陷罗织的主要借口。
海外归来的人，哪里能没有‘海外关系’呢？这是三岁小儿都明白的常识。然而我们的一群‘左老爷’，却抓住这一点不放，什么特务，什么间谍，这种极为可怕的帽子满天飞舞。弄得人人自危，个个心惊。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恶性发展。
多少爱国善良的人遭受了不白之冤！
被迫害而死的不必说了。活着的也争先恐后地出走。前一个争先恐后地回国，后一个争先恐后地离开。对比何等地鲜明！留在国内的知识分子和被迫离开的知识分子，哪一个人舒过愤懑呀？不把自己的愤懑舒发出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其中蕴含着一些危险的东西，不利于我们祖国的胜利前进。”
第四问是“文革”为什么能发生？
季羡林说，“兹事体大，我没有能力回答。有没有能回答的人呢？我认为，有的。可，他们又偏偏不回答，好像也不喜欢别人回答。窃以为，这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应抱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