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杂忆》是国学大师季羡林关于文革的一本回忆录。他自陈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希望总结“文革”的教训和“经验”,让更多知情者出来说话,不要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余思或反思”中,季羡林提出了关于“文革”的四个“天问”。当下,新文革正扑面而来,重温季羡林先生当年提出的这些“天问”,不禁令人感慨系之。
第一问是文革的教训我们吸取了没有?
季羡林说:“世人都认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无‘文化’,也无‘革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货真价实的‘十年浩劫’。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共识,决没有再争论的必要。在这一场空前绝后(我但愿如此)的浩劫中,我们人民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所受的损失可谓大矣。
这一笔账实在没有法子算了。不算也罢。我们不是常说,寻求知识,得到经验或教训,都要付出学费吗?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可是,我们付出的学费已经大到不能再大的程度,我们求得的知识,得到的经验或教训在哪里呢?
我的回答是:没有,一点也没有。
我个人一向认为,‘十年浩劫’是总结教训的千载一时的好机会,是亿金难买的‘反面教员’。从这一个‘教员’那里,我们能够获得非常非常多的反面的教训;把教训一转化,就能成为正面的经验。无论是教训还是经验,对我们进一步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都是非常有用的。
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干,空空错过了这一个恐怕难以再来的绝好机会。”
第二问是“文革”过去了没有?
季羡林的答案是否定的。
他说,“如果真想实事求是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文革’并没有过去。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已经过去了。但是,如果细致地观察一下,情况恰恰相反。你问一问参加过‘文革’,特别是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如要他们肯而且敢讲实话的话,你就会知道,他们还有一肚子气没有发泄出来。
今天的青年人。情况可能不同。他们对‘文革’不了解,听讲‘文革’,如听海外奇谈。我觉得值得忧虑的正是这一点。他们昧于前车之鉴,谁能保证,他们将来不会干出类似的事情来呢?”
第三问是受害者们舒愤懑了没有?
“回答只有两个字:没有!”季羡林说。
他阐释说,1949年后,“华侨中青年人纷纷冒万难回到了祖国。然而,曾几何时,情况变了,极‘左’思潮笼罩一切,而‘海外关系’竟成诬陷罗织的主要借口。
海外归来的人,哪里能没有‘海外关系’呢?这是三岁小儿都明白的常识。然而我们的一群‘左老爷’,却抓住这一点不放,什么特务,什么间谍,这种极为可怕的帽子满天飞舞。弄得人人自危,个个心惊。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恶性发展。
多少爱国善良的人遭受了不白之冤!
被迫害而死的不必说了。活着的也争先恐后地出走。前一个争先恐后地回国,后一个争先恐后地离开。对比何等地鲜明!留在国内的知识分子和被迫离开的知识分子,哪一个人舒过愤懑呀?不把自己的愤懑舒发出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其中蕴含着一些危险的东西,不利于我们祖国的胜利前进。”
第四问是“文革”为什么能发生?
季羡林说,“兹事体大,我没有能力回答。有没有能回答的人呢?我认为,有的。可,他们又偏偏不回答,好像也不喜欢别人回答。窃以为,这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应抱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