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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影响力的活动
中国也在整个东南亚多管齐下塑造中国的形象。如同在全世界所为，中国同样在东南亚努力打造正面的中国形象，影响菁英和公众倾向中国，以及做“外宣”工作。
这些作为以多种形态呈现。有些是正当、透明、正规的公共外交，但有些是暗中进行，具操弄、颠覆性质，其中有不少涉及以海外华人为主要对象的“统战工作”。有些作为处于大大方方与偷偷摸摸之间的灰色地带，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媒体报导被转载至东南亚报纸或社交媒体（有时载明转载自新华社或其他中国媒体，有时未载明）。东南亚大部分中文媒体都是这样的情况（新加坡《联合早报》是唯一不受影响的例外），在其他许多国家亦然。在澳洲、新西兰、美国、欧洲，当地华侨媒体如今几乎全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质拥有并控制。在整个东南亚，中国电影、影集的观众开始变多，特别在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国，马来西亚则是愈来愈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媒体渗透力也打进英语刊物和社交媒体，例如老挝的《永珍时报》（Vientiane Times）、柬埔寨的《高棉时报》（Khmer Times）、《柬埔寨日报》（Cambodia Daily）、马来西亚的《星报》（The Star）、泰国的《鲜新闻英文报》（Khaosod English）、菲律宾的《马尼拉公报》（Manila Bulletin）。这些报纸都定期刊载新华社文章和评论。其实，在开发中国家，这并不稀奇。在非洲各地，新华社向当地媒体提供低收费或免费的内容，在拉丁美洲，这种事也愈来愈常见─对于开发程度较低国家里经费拮据的多媒体来说，低收费或免费内容是重要的财务考量。除了新华社这家国营通讯社，中国也有其他大型媒体平台直接向东南亚（和其他地方）的受众发送讯息，其中最值得一提者，是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二○一八年，这两个媒体，连同中央电视台国际台（CCTV-I）、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合并为超大型国营全国媒体网“中国之声”（后来北京弃用这个名称，但此媒体集团仍存在）。中央电视台、中国环球电视网、新华社也向柬埔寨国家电视台（Cambodian National Television）、柬埔寨通讯社（Cambodian News Agency）提供免费内容（影片、数位、平面内容）。对马来西亚语、泰语电视台也做同样的事。
今日，外界对中国在世界各地所做拓展影响力的活动已知道不少，过去几年也有颇多相关研究出版，但对于中国在东南亚的活动，所知却出奇得少，几乎没有探讨此主题的研究出版。这着实令人纳闷。这绝对不是因为中国没有在此地区从事拓展影响力的活动，只是说对于中国暗中进行或表里不一的伪装活动（不为此地区情报机关侦知的活动），外界所知不多。实际上，中共联络部、中共统战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外交学会，都在从事这类活动。在中国，可以找到资讯了解这些机关，但在东南亚，人们对这些机关了解不多。
中共联络部是其中最活跃的组织，是中央委员会级别的部门。它与所有东南亚国家境内的各色政党、国会议员及退休政治人物交流。与越南（情同兄弟的共党）的交流占其中最大宗，但检视二○一八、二○一九年这个组织的交流活动，发现它与泰国、马来西亚也有不少交流，其次是与印尼。检视中共统战部所设与东南亚华人交流有关的网站，发现二○一八、二○一九年，与马来西亚的交流最多（一些活动和代表团访问），其次是与泰国、印尼、菲律宾。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东南亚的交流甚少，二○一八、二○一九年只接待了来自老挝、缅甸、泰国的访客。中国外交学会的交流对象遍及全球，东南亚似乎不是最优先对象。例如，二○一八至二○一九年间，该学会接待了两位前国家元首（缅甸的吴登盛〔Thein Sein〕和菲律宾的雅罗育），会晤了新加坡驻北京大使，办了三场一年一度的双边论坛（中国─新加坡论坛、中国─菲律宾圆桌论坛、中国─马来西亚关系讨论会）。
二○○九年 中共外交部设立公共外交办公室，自那之后中国政府对传统公共外交计划投入的心力也开始大增。中国政府师法美国的公共外交做法，推出包办一切费用的“软实力之旅”，把不少具影响力的“意见塑造者”和当地官员带到中国参访。我去缅甸仰光时，有人告诉我，缅甸政府二○一一年突然中止密松大坝工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工夫─中国人对于当地人反对该工程力道之强烈大感意外（但水坝事件反映出缅甸对中国渗透的忧心比想像中更广更深）。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邀请“数百个”缅甸人到中国参访，以拉拢他们。另一份资料说二○一三年至今，已有一千至两千人赴华参访。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在中国为东南亚记者和其他专业人士举办一系列训练课程。中国二○一四年《外援白皮书》载明，从二○一○至二○一二年中国训练了五千多名官员和技师。
对于中国在东南亚的公共外交计划做出最精辟之评估者，是二○一八年由“援助数据”（AidData，位在美国威廉与玛丽学院〔College William and Mary〕）、华府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中国实力项目”（China Power Project）、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三者合拟的一份联合研究报告。此报告说中国公共外交的“对象”，包括“官员、公民社会或民间领袖、记者、学界人士、学生及其他相关的社经或政治次团体”。也就是说，这份研究报告把网撒得很大─涵盖中国所主办的文化活动、孔子学院、中国文化中心、训练计划、媒体传播、政党交流、军事交流、姊妹市计划、专业人士与学者交流计划、友好协议、学生教育交流、经济援助（包含人道援助、基础设施、债务减免、预算支援）─而且该报告发现中国政府在上述所有领域都很积极投入。从结果来看，该报告认为北京最有效的工具是媒体渗透（尤其是对海外华人）、姊妹市与友好协会纽带、孔子学院、基础设施建设、开发援助和减贫计划、菁英对菁英的交流、专业人士训练计划。例如，孔子学院方面，二○一八年时泰国境内有十六所，印尼七所，马来西亚四所，菲律宾四所，柬埔寨两所，老挝两所，新加坡一所，越南一所。中国中央政府机关未来应会继续执行、改良、提升在东南亚上述所有领域里的公共外交作为。中国的省级机关，尤其福建、广西、云南的省级机关，在各自与东南亚国家的交流上也极为积极。
更近的一份针对中国在东南亚形象与影响力的调查，是“二○一九年东南亚状况”（State of Southeast Asia），此为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所做的一年一度调查。针对“政治上和战略上哪个国家／地区性组织在东南亚有最大的影响力？”这个问题，四五．二％的受访者回以中国（美国居次，三○．五％）。由于东盟本身也被纳入答案选项（二○．八％），此结果不够精准。但中国的确被视为东南亚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就经济影响力问以同样题目时，中国拿到更高分（七三．三％）。但中国在东南亚受“信任”的程度敬陪末座：日本（六五．九％）、欧盟（四一．三％）、美国（二七．三％）、印度（二一．七％）、中国（一九．六％）。反之，在“不信任”程度方面，中国拔得头筹（五一．五％）。于是，很清楚的，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与信任呈反相关。中国的存在感和影响力愈大，受信任的程度似乎愈低。
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的调查如此有用且重要，是因为其调查涵盖东盟十国社会。其他的全球性民调通常只纳入两或三个东盟国家，例如皮尤全球态度调查（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二○一八年，皮尤做了全球性民调，评估人们对中国的观感，纳入民调的东南亚国家只有印尼和菲律宾。在皮尤相当粗略且过度简化的“好感”评比中，这两个国家都有五三％的受访者对中国有好感。二○一七年皮尤的另一次调查，纳入印尼、菲律宾、越南。问到是否认为中国崛起具威胁性时，整整八成的越南受访者答是，在菲律宾是四成七，在印尼是四成三。
海外华人
中国在东南亚所进行的拓展影响力的活动，其主要锁定对象之一是海外华人社群。多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一直争相拉拢海外华人，一九八○年代起，北京更争取海外华人投资中国的现代化大业。近年来，北京诉诸全球华人的爱国心、对“中国伟大复兴”的敬佩、习近平的“中国梦”，借此打动海外华人。习近平也宣布新的“大侨务”政策，将各式各样侨务计划整合起来。并提出“三有利”新时代侨务工作原则：“对中国有利，对所在国有利，对海外侨胞有利。”据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主任的说法，他们认为海外华人尤其应当“扮演桥梁角色，以推进、执行中国所揭橥的带路倡议”。
北京大做侨务工作，但在某些东南亚社会里，华人仍受到猜忌。二○一○年时，东南亚华人共二八五○万。东南亚的华人约占全球海外华人七成，而且其中许多人极富有。据《福布斯》（Forbes）报导，二○一九年此地区亿万富翁的财产总计共三六九○亿美元，有四分之三在海外华人名下。海外华人控制整个东南亚地区“竹网”（bamboo network）般的华人商业网络。
反华暴力事件偶尔爆发，例如一九九八、二○一五、二○一九年在印尼；二○一四年在越南；二○一五年在缅甸。在马来西亚，自一九六九年以来，未有公开的大规模反华暴动，但二○一五年有两桩小事件挑起反华激情。事后，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黄惠康在中秋节那天公开发言，他说：“我们对于侵犯中国国家利益、侵犯中国公民和企业合法权益、损害中国与所在国友好关系的不法行径决不会坐视不理。”这番发言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整个东南亚甚受瞩目。但一个星期后，黄大使在海上丝路论坛的演说里讲了更具挑衅意味的话：“我再次重申，海外的华人华侨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延续多少代，中国永远是你们温馨的娘家！”这番话被此地区多家媒体解读为中国《国籍法》的重大宣示，引发中国要再度申明其为海外华人法定祖籍地的疑虑。一九八○年《国籍法》重申中国不实行或承认双重国籍（第三条），第五条载明：“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外国，具有中国国籍；但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并定居在外国，本人出生时即具有外国国籍的，不具有中国国籍。”
对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移居东南亚社会的华人来说，可能碰上社会调适、认同矛盾的大麻烦。刘宏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著名教授和前院长，他针对晚近来到新加坡的华人做调查，发现这些新移民的爱国心投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远多于其新母国，社交对象往往都是跟自己一样的新华人移民，不融入当地华侨社会，具有族群意识，难以适应当地风俗、规则、法律。其中许多人在适应多元文化社会上也不顺利。另一方面，刘教授的调查发现，长居海外的华人则面临截然相反的问题。其中许多人已“去中国化”，因为离开中国大陆很久，需要“再华化”才能重建其“华人性”及其与中国的文化联系。
因此，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海外华人问题在许多东南亚国家一直相当复杂且敏感。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廖建裕（Leo Suryadinata）为钻研海外华人的全球顶尖学者之一，他在自己最近关于此主题的权威研究里提出如下观察：“北京企图泯除中国公民与华裔外国公民之间的区别，近来与海外华人有关的诸多国内外事件就反映出这点。中国也开始表现出不只要保护海外中国国民、还要保护已成为外国国民的海外华人的意图。北京似乎忘记先前鼓励海外华人融入当地社会、尊重其移居国规则与规定的政策。”
统战部无疑是针对东南亚海外华人执行统战工作的最重要机构。经过二○一八年改组和机构升格，国务院侨务委员会并入中共中央统战部，并在统战部底下设立侨务综合局（第九局）统筹全世界的侨务工作。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简称“和统会”），是由国务院（而非统战部）支持的一个统战组织，角色也很吃重，老早就在数个东南亚国家（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设立分会和附属组织。除了在东南亚地区执行活动，和统会也召开全球会议，把世界各地的代表召来北京（会议期间他们想必会接到自己的年度工作指示）。此会议通常与每年三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同时举行。
商界方面，中国也已在东盟所有成员国成立并运行中国商会。这些商会的工作对象不只海外华商，还有东盟各国国内整个商界。缅甸中国商会成立于一九九六年；越南，二○○一年；文莱、印尼、老挝，二○○五年；泰国，二○○六年；菲律宾，二○○七年；柬埔寨，二○○九年。马来西亚中国商会创立于一九○四年，新加坡中国商会则是一九七○年创立。这些组织从事形形色色全国性活动和商界活动，包括促进投资与贸易、地方慈善救济工作、政府联系、纪念性文化活动（例如中秋节、农历新年）、捐款救灾、举办展览等。
尽管在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八年越南排华事件后，华人问题大抵趋于沉寂，但与海外华人密切相关的敏感争议，在印尼、马来西亚、缅甸、越南仍偶尔爆发。一九九○年代初期中国开始推动爱国教育运动，此运动随后透过统战部和侨务委员会扩及海外华人。海外的中文报纸和媒体，如今大多由统战机关的附属机构拥有控制。中共统战机关对海外华人的渗透加深（包括任命侨社著名成员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已引发忧虑，而且东南亚地区一些情报机关对此日益忧心且看重。
以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谴责批评中国团体为诉求的公共示威，海外中国公民积极参与的程度也比过往热烈很多。这类示威往往由当地中国大使馆或领事馆策划、统筹。海外中国官员也更敢于强势表明自己立场。由此可见，相对沉寂了多年后，中国在海外华人工作上已明显再度转向积极主动。
作者为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的亚洲研究、政治学暨国际事务教授，以及“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国际公认他为当代中国研究和亚洲国际关系领域权威，有“中国通”、“亚洲通”称号。撰写主编多本著作，除本书外，另有《中国的未来》（2018）一书在台翻译出版。
书名：《中美争霸：两强相遇东南亚》
作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
出版社：春山
出版时间：2021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