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夏天起，香港涌现30多年未见的移民潮，至今未见停歇。据香港统计处数据指，2021年中同比去年，香港净迁移人口数字为89,200人。香港大学长期研究人口问题的教授叶兆辉对媒体表示，由于移民需要时间准备，预计今年底至明年才达移民潮高峰。芸芸迁徙人潮中，老妈妈程小凤这一家，承载了香港战后6、70年来的奋斗、希望和心碎。面对两年多的政治动荡，他们一同经历大时代，一同思索个人和家庭的未来，最终在逾80高龄之际，老妈妈决定，道别香港。然而，离开也不是唯一的答案，大家族中，还有人选择留下。从自由骤然迈入威权，香港的每个个体、每个家庭都必须寻索自己的答案。
又是一个周五晚上，大家庭聚会的日子。老妈妈一个人操持了八菜一汤，老火汤青红萝卜煲猪骨、清蒸海鱼、手撕鸡、蚂蚁上树、煎蛋角⋯⋯最后一数筷子，8双，齐了。
“好凋零，好凋零了，”一直随妈妈住的二女儿念叨着。六女儿接话，“爸妈都是从大陆来的，在香港亲戚不多，但我们大家庭就很close，什么都聊，不会说政治就不能碰，社会事件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老妈妈生了6个女儿，眼下8个孙子、1个曾孙，大家庭四代同堂。从前每周五的晚上，几乎都是20人一起吃饭，大人围大桌，小孩另设一桌，约14坪的老房子挤得人声鼎沸。
（本图为示意，非文中当事人。）
2019年改变了一切。回想起一起经历的反修例运动点滴，不少家庭成员都先深吸一口气。现在，大家很少细说两年前了，在他们心中，创伤仍在，而改变的希望几乎彻底破灭。去年秋天，二女儿、三女儿和六女儿都萌生离港的念头，随着BNO护照的“5+1”政策移民英国。还是在这张聚会的大圆桌上，大家问老人家意见：你想走还是不走？
83岁的老妈妈腰板挺得直直，一头银丝梳得齐顺。“你们想我给什么答案呢？”她鬼马地故弄玄虚。女儿们心里挣扎，既想和丈夫、孩子一起走，又不舍得年迈的母亲，长年照顾妈妈的二女儿更是辗转。老人家干脆一句，“好啦，我也一起走！”大家激动得鼓起掌来。
老妈妈程小凤，生于中国广东的农村，3岁丧母，8岁丧父，13岁开始一人在香港打拼。她说，自己和丈夫年轻时捱得辛苦，看着贫瘠艰困的香港一步步发展成“世界的中心”，现在“一切都反过来了”。她每日盯着新闻，每晚戴着耳机听刘细良、萧若元等时事网台，看着媒体倒闭，人们被捕，组织解散，教育界“日日都在变”，就想起了家乡1950年代的样子。
“我觉得2021年，共产党正式解放香港。逐步逐步在走了，就好像我们当年在乡下的时候，”程小凤说着，“最初我是看着共产党入城的，最初真的很好，他们很守规矩的，但1951年（边境）一封锁，就不同了，那一招叫关门打狗。”
一、流落香港，白手起家
程小凤落地香港，纯粹是动荡时局下的一个偶然。
她和数个哥哥姐姐原本生活在广东农村，父母已病逝，大家吃了上顿没下顿。1951年春节，听说香港有一座好玩的虎豹别墅，是富商胡文虎建造的主题公园，姐姐说带程小凤去看世面。
两人才刚刚到香港4天，报纸新闻就来了──边境封锁，香港的人不能回去，大陆的人不能出来。
深港边境此前维持着自由状态。两地人常常通过罗湖桥、深圳河的浅窄处往来，关口的概念非常模糊。1949年10月，共产党一路南下击败国民党，伦敦起初高度紧张，但行军打到深圳河就停了。随后两年，尽管根据中英协议，两地人不能自由来往，但两地农民都不怎么理会，边防人员也很松懈。直到1951年2月15日，广东省政府正式发令，深港边境即日“封锁河口”，越过防线者就是“叛国投敌”。
一夜流落香港，姐姐着急回乡，程小凤却很淡定。对于急遽变化的政权、边界和意识形态，她还没什么见识，但她思忖，回家也是捱苦啊，不如留在香港打工。
她开始在香港岛做家佣，从10港元一个月，慢慢做到90港元一个月，在洋人家打工时学会了几句英文，又认识了跟师傅打工的小伙子张添声。张添声同样来自广东农村，13岁时，做村长的爸爸病逝了，在封锁之前，他一个人到香港做学徒。
“中意他正直、忠直咯。大家都是很穷的，打份工，所以结婚了之后，大家挨得很辛苦，”程小凤回忆着，虽然艰苦，但香港机会多，多劳多得，命运似乎能自主把握。
在店铺，张添声每天从早上9点忙到晚上10点。得知他生了大女儿后，老板马上给他加工资，每月加60港元，他高兴地跟老婆说，“我们女儿是铺头养的。”后来，有朋友看到这个小伙子如此勤奋，说不如投入本金给你开店。
1965年，夫妇俩在港岛沿街租了一个前铺后居，做起小生意了。
60年代，家与城一同茁壮
在深圳河的另一头，生活完全是另一副模样。边境封锁后几年，终于开放了探亲，程小凤多次回乡看家人，大家跟她说，家对面的小学，“老师很惨，被批斗、戴帽子”。行计划经济、搞大跃进运动后，中国大陆在1959～1961年爆发了大饥荒，伴随着“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百姓不堪重负，一批批冒着生命危险，从深圳河游水偷渡，有的不幸死在解放军枪下，有的最终爬上了香港河岸。
“后来那班搏命游水下来的人，更加犀利，他们在大陆已经磨到半死的⋯⋯”程小凤说。对香港而言，大批难民给这个城市带来了扎实勤奋的劳动力，从上海逃来的民营企业家又带来资金、技术，大家在自由贸易和市场竞争中各谋生机。
二女儿美雅恰好出生在1960年代中，从当时开始，香港的人口、GDP均快速增长，一跃实现经济腾飞。“他们总是说我脚头好，从我出生开始，家运就一直好，”美雅笑着说，小店铺的生意从零售扩展到行货，女儿逐个出生，下课了就去店铺帮忙，四、五年级就开始跟车搬运。
很长一段时间，一家八口一起挤住在店铺后方的屋子里。直到1980年代中，有人介绍说，在铺头附近有一幢唐楼，当中有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卖27万港元。夫妇俩咬咬牙，拿出几乎全部积蓄，50岁的程小凤，终于买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眼见回归：“共产党你都信？他们不会变的”
大国夹缝中的香港，当时对自身前途暗涌不安。中英谈判已经结束，敲定了这个自由港回归中共政权的命运，但一国两制的安排释放了一些希望，雏形刚起的民主派积极争取民主制度的落实，中产人家则纷纷考虑移民或转移资产。
程小凤记得，那几年，新闻、电视剧都在诉说大家的恐惧，但移民，对她来说太遥远。大女儿才刚刚出嫁，二女儿大专毕业，但最小的孩子才只有几岁，拼搏和揾食还是这个大家庭的核心。
尽管对于回归，美雅记得，爸爸是担心的。1997年6月30日深夜，载着解放军的军车在滂沱大雨中从深圳驶进香港，爸爸看着电视直播，“一直骂”。
美雅说，自己当时非常不解。小时候，她曾经跟爸爸回乡下，把干锅巴、冰糖、布匹背回去，小孩们穿得像个粽子，衣服一层又一层，到了乡下就脱下来送给乡亲。她觉得自己对大陆有一种“怜悯”，“觉得香港可能可以contribute他们，让大陆更进步，可能经济方面更好，政治上也可以开明一些。”
“50年不变，中国也会变得更好，变得像香港一样，不好吗？”她这么问。她记得爸爸抛下一句：“共产党你都信？他们不会变的，你真系傻女！”
二、扭转余生的2019年
无论如何，回归后的十多年里，对于程小凤这样的殷实人家，表面风平浪静。
美雅曾经去外国读书，1990年代初回到香港，“当时一地都是工，招聘广告上个个都直接标明工资的。”她进了企业做管理，职业发展顺利。美雅和妈妈住一起，妹妹们一个个出嫁，周末就带妹夫、小孩回来玩，大伙儿一起吃饭、打球、逛街。
大家庭也曾经遭遇变故。家道安稳之后，长年劳累的张添声病逝了。多年之后，五女儿不幸病逝，留下年幼的一儿一女。像年轻时独自谋生一样，程小凤沉着地挺过挫折。她承担起照顾病逝女儿的小孩的责任，外婆家也渐渐成了家族大本营。由于靠近港岛的港铁站，交通便利，平日大人有事，就过来放下孩子给母亲照看，孙子们长大了，补习后也自己去外婆家玩。
在熟悉的港岛小区，生活终于织成了一张安稳的网。大家从来没料到，香港将硝烟四起，母亲家附近也爆发激烈冲突。2019年，这个家族大本营又有了另一层意义。
一大家子里，有运动的各种路线
六女儿泳欣记忆很深，当时每到周五，心情就紧张起来，留意周末有什么活动，晚上的聚会也成了新闻时事、社运路线的讨论大会。“周末放下小孩在婆婆屋企，就出去，”几个姊妹中，长姊立场相对保守，另外几个姊妹、妹夫都亲近民主派、支持运动，大家去游行、集会、义载，“做和理非可以做的事”。
一次义载回来，已是深夜，泳欣的两个小孩都在外婆家睡着了，她这时才想起明天是9月1日，孩子开学日。“以前开学日会非常紧张，那时真的完全忘了，”夫妇两人连忙漏夜回家把书包、校服一一运到外婆家。
游行之后，大家又在外婆家一起看直播。在离家不远的港岛主干道，警察用催泪弹、防暴枪击退示威者，人们节节后退，一路逃到他们家楼下。“楼下好多人啊！”在窗边留意形势的老妈妈大喊，女儿们早已跑下楼。美雅说，大家都想帮忙疏散，“这一带容易迷路，我们最熟悉这里，不想看到年轻人被捕。”
家中孙辈们也有直接走上前线的，大人们感觉矛盾又担忧。泳欣说，大家都支持民主运动，但讨论起具体手法，也会争吵，“觉得还是有责任对他们说，原则一定是不要伤害人，不要破坏东西。”
一直留在家中看直播的程小凤，最担心自己亲手带大的孙子会遭遇什么危险，在她认知中，香港警察彻底变了。自十几岁来港之后，她对香港警察印象还不错，“以前的差人，在你家门口行过都不能入你屋企的，要有搜查令⋯⋯现在不是的，钟意拉就拉，打就打，以前差人打人是要拉入差馆、套住你的头先打，现在不是的，差人拖到那些人面都烂了，跪在他们身上，睇到好伤心、好辛苦。”
看直播的时候，她常常哭，想到自己的孙儿，想到许多年轻的示威者，她觉得香港“好凄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