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年十一月，一支由大约200名的红卫兵组成的长征队伍从北京被派往山东省曲阜孔子的家乡。在这里他们亵渎和捣毁了大量与孔子有关的历史墓碑，文物和建筑。这就是文化革命的第一次反孔运动。尽管这个事件对全面了解整个文化革命有明显的重要作用，然而研究文革的学者以及专业文献中多年来对此一直忽略。几乎所有对文革期间的反孔活动研究都集中在1973－1974年间的批林批孔运动。然而，如果要完全理解整个文革的复杂性，对1966年底及1967年间第一期反孔运动中实实在在发生的事进行了解是至关重要的。本文旨在对此次运动的来龙去脉进行描绘、审视和分析。
与1973－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的大量历史档和学术研究形成明显的对照是，大多数对文革研究的最流行的主要学术着作对1966年和1967年的第一期反孔运动论述甚少。比如在严家其的综合性陈述文革期间的《文革十年史》中，[2]提及这场运动的只有一句话。费正清在他的China：a new history一书中甚至连一点都没有提到第一次或第二次反孔运动。[3]而最近几年出的中文版的较具综合性的文革文献中，比如杨建利主编的《红色革命和黑色造反》[4]以及中共党史出版社在2000出版的《回首“文革”》[5]对这场运动在也没提及。
然而，随着国内学术界近年来逐渐的放开，对此运动以及对毛泽东“孔子情结”的评论也逐渐在部分国内刊物上出现。例如《历史的审判》（历史的审判编辑人员，2000）一书简单地描绘了红卫摧毁孔子墓碑的历史史实。在《为毛泽东辩护》一书中，作者也分析了毛的孔子情结。然而，最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出版的有关第一期反孔运动的原始历史文档。其中主要的有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革命文库》[6]和收集到《新编红卫兵资料》中的《讨孔战报》。[7]这些最新发表的与1966－67反孔运动有关的历史文献将作为本文的基本来源。
在孔子家乡的骚乱和摧残
为了更好地理解在1966秋和1967年冬发生这场劫难，有必要对1966－67年反孔运动提供一种按时间顺序的陈述。当此运动开始时，中国已陷入全面动乱。在1966年八月和九月，受到毛及中央文革组的鼓励和响应“破四旧”及“造反有理”的号召，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忙于任意毁掉任何他们认为与四旧有关的一切东西。离北京成百上千里路远的孔子家乡曲阜似乎也是在劫难逃。砸三孔（孔庙、孔府和孔林）在1966年8月开始拉开了序幕。当时有些曲阜当地的学生自发地响应全国范围内的破四旧运动并试图毁掉他们家乡的孔子遗迹。然而，他们的努力遇到了当地政府和居民的抵制。当地红卫兵外出北京和济南寻求国务院和省政府的支持但未能如愿。
对曲阜三孔的全面冲击要追溯到1966年的11月7日，当时大约200名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战斗队”的大学生红卫兵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集合并宣誓要捣毁“孔家店”。在集会上谭厚兰（北京红卫兵五位主要领导人之一），表示“孔家店”及其他一些东西都是“吃人的阎王殿”，“封建主义的象征”、“四旧势力的代表力量”、“地主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的支柱”、“毛泽东思想的死对头”，以及“把毛泽东思想树为绝对权威的大障碍”。因此，他们将前往孔家店——“反动势力的老巢”去闹革命。在11月9日，这些北京学生到达孔子家乡曲阜。在11月10日他们出版了第一期《讨孔战报》，其标题是：“捣毁孔家店，彻底闹革命，为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战”。在同一刊物上，他们的檄文是“火烧孔家店——讨孔宣言”。此文章除了重申了一些陈辞滥调外，还开始批判一些孔子学说和儒教理念，如“畏天知命”、“反动的礼教”，以及“服服帖帖甘受奴役”，他们谴责“孔家店”是“大黑店”，等等。他们还攻击孔子轻视妇女、瞧不起体力劳动和劳动人民。他们进一步抨击孔子的“中庸之道”，批判他提倡的“仁爱”以及他认为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他们也试图证明孔子思想是所有邪恶之源。
11月10日，一些北京红卫兵试图进入孔府，向当地保护孔府的地方干部挑战，并寻找隐藏在孔府内的“犯罪证据”。红卫兵的企图最初被当地官员以需要保护重要文化遗物为理由阻止了。然而，通过“激烈的斗争”，红卫兵们最后设法进入了大院，并看到了许多孔府内的东西。在这许多“犯罪证据”中，红卫兵找到了国民党党旗，蒋介石的图像和他的训导词、旧通货币、旧的封建书籍和图画、甚至“特务工具”……。
11月11日，北京红卫兵着手排除毁灭曲阜孔家历史遗迹的技术障碍，即：国务院1961年的决定，该决定中指明了孔庙、孔府和孔林为受政府保护的文化遗产。红卫兵们先是向国务院写了一封抗议信，信中他们要求政府取消“国家重点文化保护单位”，如孔庙、孔府和孔林。他们谴责国务院保护“牛鬼蛇神”和孔子，要求国务院马上满足他们的要求，并“支援他们的革命行动”。这种“革命行为”包括在孔府内自由书写毛的语录，挂毛的像以及随意破坏孔府内的“反革命赃物”。
11月15日，也就是他们发出抗议信后的第四天，红卫兵们又改变了战术：从“文斗”——写信发展到了“武斗”——施加暴力。那天，来自北京的红卫兵、曲阜师范学院和国内其他地方的红卫兵，以及许多当地居民在孔府前举行了一场要“彻底打倒孔子”的誓师大会。他们谴责政府官员利用石匾上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来保护“牛鬼蛇神”。集会完毕后，气愤和激动的人群冲向孔府前的碑匾，大喊“砸了它”，重1,000斤的匾马上被红卫兵拖倒，然后用锤子砸了个粉碎。他们然后去找周公庙，把其石匾同样砸了。有些红卫兵甚至进入孔庙，他们损坏和毁掉了更多的物品。捣毁行为持续6到7个小时后，红卫兵又进入孔林，他门毁掉保护匾及两只石狮。这天结束时他们还毁掉了至圣林牌楼。搬掉这些官方的保护匾并为下一轮暴力埋下了伏笔。
11月20日，在曲阜的北京红卫兵向全国发出通电，电文中提出了“彻底打倒‘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十点建议”。这封电报除了重复了一些旧的反孔言辞外，还宣布在11月底，红卫兵将举行群众大会，“彻底打倒孔家店、破四旧”，把“反动学术权威”与一座孔子泥像一起游街示众，或烧孔像，刨平孔坟，捣毁各种神庙内的偶像。为了造成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大型的反孔运动他们还发了致全国公开电进一步要求各地宣传部门宣传他们的资讯。此电报甚至鼓励红卫兵和全国各地“革命的教师和学生”参加步行的大串连，参加工农兵的讨孔活动。最后，电报提议建立全国联络委员会“团结国内所有讨孔革命组织”。
从11月28日到11月29日，数十万以上的红卫兵、工人和农民在曲阜师范学院的广场上举行了一个持续两天的集会，誓要“彻底捣毁孔家店”。许多人一大早开始出发，一些来自邻近地区的红卫兵甚至走了一通宵来到集会点。早上六点时，红卫兵和农民开始在集合处汇集在一起，“来自各个方面的红色象融化了的铁一样”，人们挥动着造反旗帜，手拿毛的语录，把曲阜师范学院变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
在集会期间，他们一个接一个发言来批判所谓的“反动人物”，他们先批判孔子，再批判1962年孔子讨论会的参与者。每次集会后，与会人员就接着去破坏孔家遗迹和文物。他们配备了各种破坏工具，行动时像一股“大的红色波浪”。他们哄涌而入进孔庙、孔府和孔林。在去这些地方的路上，他们让县、区、省和学校官员站在卡车上或站在孔子泥雕旁边“陪斗”。
他们一到达孔林就不断焚烧孔子雕塑、铲平坟墓、挖出棺木、掘出尸体和取出棺木中的金银，并粉碎墓碑等等。在11月29日，参与者向毛泽东发了一份公开电宣誓要效忠毛，批判孔子和儒家思想，并告知了毛他们对孔府遗迹的破坏战果。
尽管大多数的孔府遗迹在11月28至29日已受到严重损坏或摧毁，但进一步的破坏行为还在持续着。事实上，1967年2月发表的来自“讨孔战报”中的“紧急通告”就表明了曲阜的公民还在孔林内肆意公开挖掘坟墓及陪葬的珠宝以及随意挖孔林中的树木。
根据此通告，有1,000棵以上的松树从孔林中被挖出来。有一家曲阜银行购买了价值十壹万壹仟元人民币的黄金。这些卖主所卖的黄金就是从孔墓中获得的“战利品”。一些掠夺者甚至建议“分掉整个孔林”，而盗墓人还吹嘘“一晚一拖拉机”，其意思是：一个晚上掠夺的物品价值一辆拖拉机的价值。这在六十年代意味着一笔天文数字的钱。掠夺者之间甚至经常爆发暴力冲突，这种掠夺行为也波及到曲阜的其他地方。
伴随着对孔府遗迹物质上的摧毁的是对孔子理论上的批判和讨伐。此种批判来自这次运动的官方喉舌——《讨孔战报》，这是第一份也许也是唯一一份以反孔为办报宗旨的唯一的报纸。这份由“彻底捣毁孔家店建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革命造反联络站”主办的红卫兵报设在曲阜师范学院。此站由赋有同一使命的七个红卫兵组织构成。
这份报纸从创刊到在1967年3月前一直在全国范围内免费赠送。它的重要作用是把反孔活动的资讯传播到全国各地，它还为其他地方起了示范作用。
在1966年11月底砸“三孔”后，此份报纸继续批孔。它在理论上探讨儒家学说并由曲阜地区农民和工人对“孔子的批判”，“揭露孔府内罪恶”，诋毁“1962年的孔子讨论会”。它也谴责刘少奇对孔子思想的认可以及所谓的山东党内的走资派。此报也报导了1967年初在曲阜举行的“孔子罪恶展览馆”。“讨孔战报”成为了此项运动的喉舌。1967年8月底官方停止了它的发行。当时编辑们引用的停刊理由是：“它成功地完成了它的使命，现在学生需要重返学校参加革命”。
应当注意到在这同一时期毁掉孔子石碑的行为不只是局限在曲阜。在上面提到的“彻底摧毁孔家店的十项建议中”，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号召全国人民参加批孔，并形成了全国性的反孔运动。这些建议通过在全国发行的“反孔宣言”到达了全国各个角落。
他们的建议随同他们大量毁掉孔子石碑的行为，激起了全国疯狂毁坏孔子遗迹的热潮。在南京，红卫兵把“文庙街”改成“人民街”。《纽约时报》有一篇名为“25个世纪后红卫兵们辱骂的孔子”上这么写道：红卫兵最近几周在广东附近内陆城市的街上冲刺，拖拉着大师（孔子）画像，画像上标有“我是牛鬼蛇神”……。游客们报告说：红卫兵作为文化革命的急先锋，一直在谩骂和焚烧孔子作品，他们说这些是封建思想头号罪犯。甚至在甘肃东北省兰州这一遥远的城市也发生了此类事。在那里，孔子氏族一整套少有的几本家谱，共含有108卷，被兰州一以大学为基地的红卫兵组织烧掉了。
反孔运动后果简直无法描述。只在曲阜，大约6000件文化遗物被毁掉；大约2700卷古代书籍、900件以上的书法和图画珍品，以及大约1000块来自各个朝代的石碑均被烧的烧砸的砸了。在这些毁掉的物品中，有70件被划为国家最具价值的受保护的文化遗物，有1000本以上被毁的书籍为“孤本”。孔子出生地，这一具有中国集体文化遗产的出生地，遭受了毁灭性的和永久性的破坏。这些文化遗产曾在秦始皇手中幸存下来；也曾在毁灭性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幸存了下来；又在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中幸存了下来；还在日本侵略者手中幸存了下来；但是它在文化革命的蹂躏中没有幸存下来。曲阜再也不会是原样了。
后台教唆者们
这样一种大规模的动乱自然向大家提出了一些问题。人们可能想知道红卫兵这么做是否出于它们自己的意愿或是出于某些幕后操纵人的策划。尽管在文革期间许多自发的“革命行动”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8月25日曲阜当地红卫兵企图要毁掉孔碑的意图），我们有必要指出这样一个重要历史事实，即文革期间的许多混乱实际上是“受控的无政府状态”。
在许多情况下，文革中发生的暴力和混乱是有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默许，认可，甚至指使为前提或背景的；1996年夏天的“破四旧运动”就是一例。反之，如果毛认为混乱对他的政治议程和权力斗争是有害的，他会毫不犹豫地制止它的，他在1967和1968年使用军队制止全国范围内的派性武斗以便控制局面即为一例。由北京组织的长征红卫兵队进行的反孔活动和在曲阜进行的大面积破坏似乎不是即兴决定和自发行为。如果把“破四旧运动”与曲阜发生的事相比，人们可能会认为曲阜的毁灭性行为就是“破四旧运动”的一部分。毕竟在他们眼中，孔子是一位对中国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的执牛耳者。
然而对这两次运动细细观察一番，就会看到在许多方不同点。第一，两次运动的时间不同。“破四旧运动”大部分爆发在1966年的8月和9月，但在10月是高峰。1966－67的反孔运动始于1966年11月。在那时毛已把他的注意力放到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这次运动的目标是毛的党内敌手——刘少奇和邓小平，而不是所谓的旧社会的残渣余孽。第二，两次运动的参与者都不同。“破四旧运动”期间的大部分暴力是由中学红卫兵干的，在北京也叫做“老红卫兵”。但后来的这个“红卫兵讨孔远征队”是由叫做“造反派红卫兵”的大学生组成的。他们由谭厚兰领导，这位学生领袖是毛和他的圈内人攻击政治对手的重要“枪手”。在毁掉曲阜石碑时，“老红卫兵”已经失宠于毛，毛把许多老红卫兵的父母视为清洗目标。第三，两次运动所运作方式不同。“破四旧运动”主要是一种任意的想怎么毁就怎么毁的暴力。相比之下，这些来自北京的大学的红卫兵显示了高度纪律性和周密的计划性。在11月7日，他们在北京宣誓集会，在11月9日到达曲阜前，他们对即将进行的破坏活动提前两周通知，并花了时间来寻求支持。在11月28至29日的毁灭行动开始前，他们还联络和组织了当地学生和居民。他们的操作持续到1967年8月。这些事情没有一件类似红卫兵在“破四旧运动”的高潮时所做的那样。相反，在曲阜的反孔活动是计划周全管理得好的一次运作。
最后，两次运动发出的资讯不同。“破四旧运动”的特点是动手毁掉“四旧”，迫害甚至杀害黑七类份子，但红卫兵的破坏行为限制在中央文革小组规定的破四旧的范围。然而，在1966—67年反孔运动前后十个月期间内，一些重大的政治资讯不断传来。反孔运动的支持者鼓吹并进行对儒教的理论批判，他们积极地批判资反路线，攻击刘少奇和当地官员并批评1962年孔子讨论会及参加者。简而言之，1966—1967的反孔运动迹象表明，这是一个特地安排的政治运动，它同毛计划的文化革命进展一致，而不只是随意的暴力行为。
在曲阜的北京红卫兵的行动表面上也与大串连发生的事相似。然而，仔细了解事实就会看出其他情况来。在大串连期间，许多来自北京的激进学生走到全国各地并激励当地红卫兵和造反分子起来反对当局并毁掉文化遗物，古董以及历史遗迹。所有这些事件似乎与在曲阜的北京红卫兵所干的事相似。然而，大串连起于1966年8月末，在1966年10月末中央文革组发出中央文件禁止坐火车进行大串连时就已经渐近尾声。但北京红卫兵却在11月初才坐火车到了曲阜，到1966年11月末才开始大规模砸孔碑。
在曲阜的反孔活动不仅与“破四旧”和大串连运动无关，而且所有的事实都是幕后主持者的杰作，他们插手一切，特地安排、鼓励和颂扬曲阜所发生的一切。戚本禹所扮演的角色就很说明问题。。戚是中央文革成员，负责文化事务。他反复向红卫兵传达毛和文革领导成员的指示，讲那些毛和其圈内人想要排除和清洗的许多重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物，例如：刘少奇、邓小平和彭德怀。比如在1967年3月，戚把江青的话传达给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要她攻击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同样谭厚兰和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井冈山战斗队”的大约200人也是通过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的造反派头头林杰煽动和指使而去曲阜的。
除了戚本禹和林杰之外，他们的上司陈伯达也参与策划了这场1966—1967的反孔运动。陈当时是文革小组的组长并是毛身边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1966年12月1日，即曲阜孔林大量被毁后第两天，戚本禹就在北京故宫发表了讲话。他向听众们描绘了两天前在曲阜发生的事情——这也证明他对那里最新进展的密切了解和关注，他对红卫兵在曲阜的所做所为进行了赞扬并认为造反有理。在他得知曲阜红卫兵想挖掘孔子坟墓时他就进一步提出了建议，他特地请示陈伯达问红卫兵是否可以进一步这么做。以上这些在戚的下列讲话中就可体现出来：“小将们……想要去掘孔墓。我请示了陈伯达同志。陈伯达同志说他们可把它挖出来……。他还进一步指示孔庙应当变成展厅来教育人民知道阶级斗争。”
很清楚，红卫兵寻求并得到了中央文革的允许在曲阜进行毁灭性的活动。后来他们甚至执行陈伯达的指示把孔府变成了阶级斗争的教育大厅，他们树起“孔府罪恶展览”的牌子。此展览对外开放，“讨孔战报”分别发表了四篇文章描绘和赞美了这次阶级斗争教育的展览。
现在大家清楚知道戚不仅幕后指使红卫兵去曲阜制造一场浩劫，而且他也密切监视红卫兵到曲阜后的活动。显而易见戚起了信使的作用，但他不是最后的决策人。事实上，在1983年对戚审判时，戚还争执道：“文革中我的活动没有一件是我弄出来的。我是按照康生、江青和陈伯达的指示安排了这一切。”
戚的辩解可以被认为是为了回避他的个人责任，但以上他在故宫所说的言辞似乎更支持了他在文革中仅起次要作用的论点。当时真正的权威似乎掌握在他的顶头上司陈伯达手中，因为陈对曲阜的事件是完全了解的，并能够决定在那里什么该发生或什么不该发生。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激进的红卫兵破坏历史文物，事实上却是毛和中央文革的精心安排。所有这些都可从文革后1983年中国政府审判戚本禹时的情况得到部分证实。当时戚被宣判有罪，判处十八年监禁。根据裁决，他的部分罪行是指示谭厚兰和红卫兵毁掉曲阜孔子家乡的文物。
然而，作为文革小组的成员，早在1968年戚本人也受到了毛的清洗，戚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是代人受过了，正像“四人帮”的许多犯罪事实实际上代毛受过一样。很重要的一点是：考虑到文革期间的高度控制的政治气氛，这场重大且徐徐进行的反孔运动进行得这么长久而不为毛所知、也不为毛所批准是非常不可能的事。研究表明毛在文革期间的反孔活动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根据姚文元所说，毛当时告诉1966年12月来访的波兰共产党代表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根除孔子在人们生活中各方面的影响。”毛讲话后很快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支持红卫兵在曲阜所干的一切并反复引用毛泽东的语录，即文化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根除孔子的影响。考虑到毛的批孔言论是在曲阜受到大规模破坏之后不久发表的，以及毛在中国实质上的皇帝的地位，人们就不难推测谁会是其后的主要的教唆者。事实上，可以说没有毛就不会有1966—1967年的反孔运动。
毛和反孔运动
似乎有两个重要因素可帮助解释毛的反孔立场和行动，即：毛反孔的复杂性及他反复使用反孔作为肃清政治对立面和取得政治目的一种工具。
除了显然可见的孔子的学说与毛所赞同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在思想上的冲突外，冲突还至少表现为：“博爱”对“无产阶级专政”和“中庸”对“暴力革命”。毛自己的政治哲学已与孔子的学说相违背，他的政治生涯和生活经验更形成了他对孔子的学说的敌对。
毛出身和成长在孔子价值观的社会里，他经常从一种实用的角度引用孔子的话和作品，甚至他给他两个女儿取的名字“讷（犹豫）”和“敏（锐利）”都来自孔子的语录：“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除此之外，毛还有许多理由不喜欢和不相信孔子和儒家学说，这主要是由于孔子的学说和毛思想之间、以及与毛认为已继承和进一步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存有不可调和的差异。这些差异包括武力对协调原则，极端对中庸之道，强调教育对轻视教育和知识份子。换句话说，孔子的学说作为许多思想和学派的思想基础，它与毛的哲学和实践是不可比拟的。
毛的反孔立场在1949年他逐步取得地位后被大大地加强了，这种在中国历史上独尊于天下地位使他超出了最受欢迎或最有权力的皇帝所拥有的。
毛不像他之前的中国皇帝。以前的皇帝极个别除外，他们都紧抱孔孟之道，把它当成国家的宗教，并用它来和支持其统治，而毛在他的许多同志的帮助下，成功地建立了毛泽东思想，并特别在文革期间把它作为中国的新的宗教。这样，他必须要摧毁旧宗教的统治地位。
有一段时间被他指定的继承人林彪还宣称他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远远超过马、恩、列、斯的当代“马列主义”的最高峰。作为国家和国家宗教的最高统帅，毛不仅不需要孔孟之道来支援他的统治和证明他的合法性，而且他有各种理由来用毛泽东思想清除儒家学说，因为它统治了中国人民的心灵并与毛泽东思想竞争。而中国人对孔子崇敬之深，可谓深入人心。仅就这一点，毛在1949年一掌权后就加强了反孔言论和对知识份子的迫害，就一点也不意外了。因为不少有名的学者如梁漱明，就坚持孔孟之道而反对毛泽东思想。难怪中央文革嘱咐北京红卫兵去曲阜“打倒孔家店并为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战”。确实毛的著名语录提供了文化革命的思想基础，并且为他的政治思想总结出了一个关键的一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写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敬让，革命是一种暴动，一种暴力行动，它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阶级的暴力行动。”这些思想和孔孟之道精髓的一部分的讲究、悠闲等等的生活质量是完全相对立的。
毛不难找到反孔的理由，在此也没必要去追朔毛反孔的思想原因。但值得注意的是：毛巧妙地使用孔子作为其权力斗争的有效工具。毛成功地把反孔与党内的权力斗争结合起来。他首先把孔孟之道变成万恶之源，例如先前所提到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的支柱”。他还收集完全是断章取义的他对手写的文章里的孔子语录，把他的对手们与“罪恶的孔孟之道”联系在一起。最后，他根据对手们与孔孟之道思想上的联系来进行政治上的清洗。
这一方式运作起来就像是毛的一道神奇的咒符，可以到处贴到他的政治对手头上。尽管大部分毛清洗的同志是共产党员，然而毛成功地把他们标榜为“孔子的崇拜者”，并毫不犹豫地清洗了他们。在毛的统治下，几乎毛认为的每一个敌人都成为了孔子的崇拜者，他们中包括共产党内的毛的老同志，如王明、刘少奇、林彪和陈伯达以及和他缠斗了一生的国民党的敌手蒋介石，还有在苏联和日本的“有敌意的反革命外国人”。根据以上的事实和分析，似乎看来在1966—67年曲阜的反孔活动仍是毛使用反孔道的一个例子来怀疑和清洗他的对手，并且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在执行那个计划上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
1966—1967年的反孔运动是按计划而不是偶然发生的。它绝不是简单的“破四旧”或是一场自发的反偶像崇拜的群众运动。相反，它是一场毛亲自所领导和策划的文化革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要保证毛的思想的绝对权威，并要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中怀疑和清除掉毛已察觉到的对手。北京和曲阜的红卫兵被利用成为了一种工具，来有助于达到目的。国家资助的群众性的故意破坏文化以及在曲阜的暴力导致的结果是毁了孔林、亵渎了2000年来中国哲学主流的诞生地。这毫无疑问破坏了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造成了中国人民感情的和心理上的创伤。然而这些责备和犯罪应归属毛和他的助手们，因为是他们利用反孔来请洗毛的对手和敌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毛的助手们最后也受到了毛的清洗，例如戚本禺、陈伯达和谭厚兰。他们中的不少人还被打成了“孔老二的信徒”，如陈伯达。罪责还是可进一步归到11月28—29日毁坏孔林期间100,000多强有力的在曲阜参与暴力的老百姓，这些人成了毛政权在毁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的集体财产时的忠实工具。
1973—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比起1966年至1967年间的反孔运动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两次运动尽管有明显相似之处，但是也有明显的各自的特点。例如，许多反孔标语和口号在第一次反孔运动期间就冒出来了，他们也广泛地用于第二次运动，例如：攻击孔子鼓吹人道观和仁爱运动。两次运动都由毛和他的亲信们发动，两次运动都是毛利用反孔来攻击并扫除政治对手的例子。在许多方面，1966—67年的反孔运动有助于铺平了1973—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之路。在另一方面，这两次运动在许多方法上非常不同。第一次运动造成了更多物体的灾害，而第二次运动则更广发深入，并涉及到了讨论和中国的第一任皇帝—秦始皇。第一场运动对大众来说更容易理解，而第二场运动在全国引起了新的混乱，几乎导致了另一轮全国范围的派别战斗和骚乱。当然毛的政府马上采取行动，终止了这些运动。文革期间的反孔运动的结果是严重的。今天中国的许多问题，例如道德缺陷、精神腐败、金钱至上，笑贫不笑娼等等，这些问题至少部分上可追溯到长期以来对中国社会传统价值观的破坏，尤其是过去五十年中特别在文革期间，学校的传统道德教育被破坏殆尽了。
然而，儒家学说一直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民的意识里，不可能完全根除。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教育中他重新开始受人尊敬，甚至政府领导都在提倡传统的传统的儒家“以人为本”的“仁政”。有趣的是：现在他们在参考借鉴是传统的儒家学说，而不是共产主义理论了。人们又一次次地蜂拥而至曲阜去拜见孔大师——“四旧”已经无可阻挡地回来了。中国人在重新提倡温良恭谨让。中国的第一任皇帝又被评价成暴君，暴力革命已成为了一个被批判的辞汇。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的极“左”思想已被新的“三个代表”的理论所替代，甚至剥削阶级的成员也被鼓励加入到共产党的行列中来。成为“小资本家”便可得到千万人的羡慕，而成为贫穷的无产者则被人讥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似乎是一场噩梦，反孔运动也不只是噩梦中的一部分，早已经鲜为人知……然而，中国人民仍有责任来把1966—67年毁灭性的反孔运动的根源反映出来，努力防止它的再次发生。孔子所倡导的“仁政”不是偶然也不是一夜之间产生的，民主政府也是如此，文革期间的反孔运动是一种体制的产物，这种体制缺少一些重要的能防止它发生这类事的因素，即民主体制，法规，权力的检查和平衡，公民的权利等等。离开中国传统的社会道德五十多年后，又突然要回到孔子和中国传统的社会价值体系，毫无疑问有许多事情要做，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注释】
[1]本文初稿为英文。此稿为中国温州经济学院蔡碧霞教授翻译为中文。
[2]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3]Fairbank，john and merle goldman china：a new history.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
[4]Yang，jian-li ed. Red revolution and black rebellion. Pleasant hill，ca：foundation for china in the21st century，1997.
[5]《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6]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革命文库光碟》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7]Song，yongyi 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part ii：a special compilation of newspapers in beijing area，volume29《讨孔战报》，1966－1967。reprint，oakton，va：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2001.
（摘自《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宋永毅主编，2007年出版，香港田园书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