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条特殊政策，从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学成归国的李储文，没有公开他的中共党员身份。他继续回到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担任宗教教育部干事。而后，他被派往上海国际礼拜堂，作美籍主任牧师毕范宇（Rev Francis Wilson Prices）的助手。
上海国际礼拜堂Shanghai Community Church。原名是上海协和礼拜堂，出自《尚书》“协和万邦”，寓意：协调各国间关系，和谐合作。国际礼拜堂位于衡山路53号。1923年由在沪美国侨民，及其他外国侨民集资建造。这座建筑内可容700人礼拜，为当时上海最大的基督教堂。上海国际礼拜堂不分宗派，会友包括来自世界各国的基督教信徒，也是访沪外宾的必到之处。1950年，国际礼拜堂推选冯家声担任管理堂务的理事长，他是担任此职的第一位华人基督徒。
1951年，上海基督教各个团体，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会议上，李储文出面控诉帝国主义分子毕范宇。随后，毕范宇牧师被驱逐出境，由李储文担任上海国际礼拜堂主任牧师，兼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秘书长。全国三自主席、原青年会干事吴耀宗，这样评价李储文：他在任何凶险的环境下，都能为中共打开局面。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主席吴耀宗（中）与秘书长李储文
自小熟读圣经的背景，又有青年会干事的活动能力，和美国神学院严格训练的经历，加之纯熟的英文水平，李储文接手上海国际礼拜堂主任牧师后，做的有声有色。信徒们热衷于李牧师每个星期天主日崇拜的讲道，还认真收集李牧师发表在各个教会刊物上的灵修文章。
但是时间长了，大家发现李牧师很少为礼拜堂的慕道友施行洗礼，也不答应信徒请他主持婚礼的要求。国际礼拜堂的这些圣礼，大部分都是由副牧杨安鼎牧师施行的。这个疑问，到李储文党员身份曝光后，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李储文担心，如果有一天真像大白，信徒们会有受骗上当的感觉。我们从中，看到李储文内心的纠结，因为他明白，使徒统绪在他的手中是断了的。所谓使徒统绪（Apostolic succession）是基督教教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即神职人员手中的权力和能力，传承自使徒彼得，而使徒彼得的权柄来自上帝。
打下了江山了的中共，要开始整顿共产党员信仰宗教的“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了。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就是说，凡成为中共党员了，就不许有宗教信仰，非黑即白，汉贼不两立。八十年后，国家宗教事务局王作安局长，依然重申：“党员干部不仅不能信仰宗教，还要做执行党的宗教政策的模范，严守宗教政策法规红线”。
李储文入党以来，一直是在踩这条“红线”。他们那批先有宗教信仰，而后加入中共的人，原以为两者可兼而有之，相益得彰。然而，1966年的那场风暴，无情地击碎了李储文的梦想。李牧师的双面人生，也让许多人迷惘：圣经不是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吗？
1983至1988年，正值中英关于香港主权移交的谈判时期，李储文奉调香港工作。作为中共在香港的代表机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的助手，李储文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行政管理经验，获得香港各界人士普遍认可。昔日反帝青年，如今参与从英国人手里收回香港主权。
中国驻港机构人员的医疗保健，都是在广州的中山医学院附属医院做。这天，为李副社长检查身体的，是欧阳医生。欧阳是上海国际礼拜堂长大的孩子，从小听李牧师讲道，上主日学课程。他籍口支开了随从，当年的师徒在医院的走廊里相认。李储文向欧阳医生了解，文革后国际礼拜堂重新开放的情况，询问那些老信徒们的近况。以后，李副社长每次来广州身体检查，都是交换“情报”的机会。
一位原上海国际礼拜堂的老信徒，想为重新开放的礼拜堂奉献一部电子管风琴，无奈中国海关不放行。他找到人称“地下港督”许家屯的助手李储文。当年的李牧师，协调解决了这个难题。自此以后，凡有国际礼拜堂人士访问或途径香港，李储文都会请吃饭，关切教会各项活动情况。这在当时，还是犯忌的举动。
2000年的一天，大雨滂沱，李储文在欧阳医生的陪同下，来到国际礼拜堂。他缓步走在礼拜堂的各个角落，还登上那个五十多年前站过的讲台，并拍照留念。
（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