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今天因李云迪嫖娼事件，看到墙内相关单位和个人纷纷快速与之切割，突然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的流氓罪，也就是寻衅滋事罪的前身。
寻衅滋事罪的前身是1979年刑法的流氓罪，其第160条规定："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流氓集团的首要分子，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198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该决定将流氓罪的最高刑提高到死刑。
由于流氓罪包含了太多具有道德色彩的词汇，所以无论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多么详细，都很难区分它与一般违反道德行为的界限，加上"其他流氓活动"这个包容性极大的表述，导致流氓罪的打击面过宽，"流氓罪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成为了事实上的口袋罪。
1997年3月14日，新的刑法通过，流氓罪被取消。原来司法解释中某些仅属道德范畴的生活作风行为被除罪化。
如按照当年流氓罪的判决，李云迪在哪个年代都有可能判死刑，而在现实中，有人就是因为谈恋爱发生过性行为最后分手，被女方起诉，之后被法院判死刑的案例。
于是想到了现今很少人提的1983年严打运动。
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通称1983年严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83年9月启动的一场治安运动，前后持续了三年之久，获得邓小平的支持。1983年的"严打"是针对文化大革命后社会治安混乱、恶性犯罪事件频发的社会实际而发动的，据 中共公安部的资料记载，1980年全中国立案达75万多起、其中大案50,000多起，1981年立案89万多起、其中大案67,000多起，1982年立案74万多起、其中大案64,000起[1][4][6]。中国大陆司法体系在文革期间遭到严重破坏，"严打"开展于中国法制重建初期，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开始实施，1982年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生效。
1983年9月起，在持续3年5个月的"严打"三大战役中，共查获各种犯罪团伙19.7万个，查处团伙成员87.6万人，全国共逮捕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其中2.4万人被判处死刑，劳动教养32.1万人，社会秩序明显好转。"严打"过程中，在上海、天津以及全国许多大中城市，都有各级干部子弟落网甚至被处以极刑，被认为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其中也造成了诸多冤案、偏离法律轨道，且并未彻底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引发了很多争议。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积累的待业人员已达2000万，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待业人数的最高值。如北京市待业人员40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8.6%，平均每2.7户城市居民中有一个待业人员。天津市待业人员最多达到38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1.7%。待业人员包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以及新增的城市闲散人口，其中前者占多半。
1979年12月，李先念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表示，上山下乡运动劳民伤财，得不偿失。1980年，中央结束了持续25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80年代初，大批知识青年陆续返城，许多成为待业青年，加剧了社会治安恶化。当时根据全国调查，要求回城及复职的人员共有9类，除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外，还有1960年代初被精简回乡的职工要求复工，"社来社去"的大学及中专毕业生要求国家统一分配等等。城市积累了大批待业人员，同时还要接纳大批返城人员，这使就业形势进一步困难，社会治安恶化。
严打以前几年的社会治安已经极度混乱，妇女不敢单独上夜班、父母不敢让小孩出门。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及刑事案件立案53万起；1980年，全国立案75万余起，其中大案5万余起；1981年，全国立案89万余起，其中大案6.7万余起；1982年，全国立案74万余起，其中大案6.4万起；1983年前几个月，案件继续猛增。这些案件中不少影响恶劣。
因为无业可就，加上受到文革时期红卫兵武斗的影响，大批待业青年拉帮结派，组成了大大小小的流氓团伙，其中最知名的就唐山菜刀帮、湖南斧头帮等团体，可以公然在街上抢劫、调戏妇女。在江苏常州，以鲁洪明和周洪根为首的两个流氓团伙，专门在夜晚守在城乡结合部、纺织厂附近等地，猥亵、强奸下班女工。广东省由于靠近香港澳门，当地流氓团伙喜欢模仿港澳黑社会取名，有"青龙帮"、"红花会"、"精武门"、"小刀会"等等。
1980年引进中国的美剧《加里森敢死队》，剧情是一帮监狱囚犯在美军将领的带领下深入德军敌后破坏的故事，被认为对中国待业青年产生不良影响，未播完就被电视台宣布剧终。
有一些流氓团伙，奉行"大法不犯，小法常犯，气死公安，难死法院"，只从事盗窃等一般违法犯罪。在陕西省耀县，有农民进城卖瓜，流氓团伙就围过去，一人上前装作挑西瓜，故意将西瓜掉在地上，趁农民与这人理论时，其他流氓抱起车上的西瓜就跑。
广东省的广汕、广湛等主要公路，常有流氓团伙夜晚爬车盗窃、哄抢生猪、布料等货车物资。车站、码头、渡口等地也是流氓小偷横行。湖北省荆州地委政法委官员张钦认为，中国车匪路霸案件的雏型阶段就发生于1983年严打前后。流氓分子或在车站和客车上扒窃，或是利用猜红蓝铅笔、猜扑克牌等形式骗钱和敲诈。或在公路沿线对过往车辆丢石头挑衅，侮辱妇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