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身上都潜藏有作恶的意欲，之所以不敢做恶，一是敬畏道德，二是畏惧法律。从这一点意义上讲，道德是制止人作恶的第一道防线，法律是制止人作恶的第二道防线。
平民百姓失去道德，还有法律管住他们，故而缺德的平民大致不会坏到什么地步，就算坏透顶了，其危害也始终是有限的。位高权重的人失去道德，那就会祸国殃民。因为位高权重的人掌管法律，他们不怕法律，他们唯一害怕的是失去权力，丢了权力，他们的恶行才会受到法律的惩处，可那样的惩处于事无补，既不能挽回对国民造成的伤害，也不能警戒官员的恶欲。假如当政者失去道德，那就会变成无法无天的魔鬼。
制止平民作恶有两道防线，而制止当政者作恶只有一道防线，那就是道德，而道德是靠自律，这一道防线是否有力量几乎完全取决于自身的内心对道德的敬畏程度。
道德是人类共同生活的一种信念，人用这些信念规束自己的行为，也用这些信念评断人世间的是是非非。所有的道德信念都归结于一个根本的信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根本的信念是所有道德信念的逻辑依归，你相信这个根本的信念，你就会自觉奉行道德；你不相信这个根本的信念，你就不可能自觉奉行道德，甚至可能蔑视道德。这一根本的信念在你的心中有多少分量，道德信念在你的心中便有多少分量。
在中国传统社会，从天子至平民，无人敢不敬上天
一种信念转化为你内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靠的是信仰，信仰就是坚信不疑，不容置疑。道德的根基就是信仰，没有信仰，便成不了道德。所有的道德信念都归结于一个根本的信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这个根本的信念最终的逻辑依归就是对神的信仰。只有相信神的存在，才有可能相信善恶有报。俗话说：“抬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地良心”，都是表述这种朴素的信仰。
对神明的信仰，实质上是培养人的一种敬畏之心。有所敬，才会向往高尚；有所畏，才会远离邪恶。敬畏之心是道德自律性的根本，失去了敬畏之心，自律性就失去了力度。
无神论否定神的存在，否定灵魂的存在，形成了无神论者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有两个基本点：一是不相信善恶有报，二是不相信有来生。因为不相信有来生，所以只在乎今生的享乐；因为不相信善恶有报，所以无所顾忌。平民百姓失去内在的道德，还有外在的法律管控，还受限于自身的经济条件，所以还不致于太放纵。当政者可以想办法绕过外在的法律管控，也不受制于经济条件，所以当政者失去了内在的道德，就必然是放纵情欲享受，最终注定会变成魔鬼。近代无神论的当政者无不是穷奢极欲，到死也不收敛。在他们眼里，人死灯灭，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活着一天就要享受一天，死后管它是洪水滔天，还是天崩地裂。无神论的当政者会将人性的恶发挥到登峰造极，如斯大林、如毛泽东、如波尔布特。
到明清两代，皇帝每年的祭天活动都在天坛举行。
以一则历史典故结束本文。北宋神宗皇帝朝代，王安石推动变法。变法触动到既得利益阶层，既得利益阶层借变法名义变本加厉掠夺，反而加重了老百姓的困苦，怨声四起，变法陷入了胶着状态。恰在此时，京郊发生地震，颇有点“天怒人怨”的景况，传入宫中，神宗皇帝对王安石的变法有点动摇了。王安石赶忙入宫安慰皇上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就是王安石著名的“三不足”。三朝重臣富弼退休在家，听闻此言，顿足仰天长叹道：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痛骂王安石是奸臣，妖言惑上，祸国殃民。
这就是传统的君主社会，把皇帝称为天子，也就是把皇帝置于“天”之下。这种理念一方面固然可以树立皇帝的权威，另一面则更是为约束皇帝。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故而要靠上天来约束皇帝。这种文化显然是皇帝与士大夫共同的意愿，士大夫阶层用上天约束皇上，皇帝也用上天约束他的继承者，不至变得无法无天、变得太荒唐。
（原题为《无神论的君王十之八九要变成魔鬼》，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