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我舅妈带着孩子，从昆明搭乘最后一趟飞往香港的航班逃离了大陆。（合成图片）
第一次见到二舅，是在首都机场的出关口。我们在这等从多伦多飞来的航班已经快一个钟头了，母亲说：别不耐烦，我们都等了他40年了。这趟航班的旅客开始出往外走。母亲指着一位腰板挺拔，精神抖擞的老先生对我们说：“快过去，他来了！旁边推行李车的是你大毛姐。”
母亲径直走到她的二哥面前，他们相视了好几秒钟。只见二舅对着母亲张开双臂，母亲竟然像个孩子似的扑进二舅的怀里。母亲的头伏在二舅胸前，二舅双臂搂着母亲，他低头亲吻着母亲的头顶，兄妹俩在众人面前，毫无顾忌的抱头痛哭。我们一群小字辈儿也跟着眼圈泛红了。
说实在的，我虽然接纳了二舅给的100美金的礼包，但是也没消去我对他的怨气。因为在此之前，我们没吃过他一块糖，却被他连累得多年不得安生。这位从未见过面的二舅，虽然在我们个人档案里刻意被回避了，从未填写过他，但是一旦有人揭发举报我们有这样一个“海外关系”，我们将背负“隐瞒历史”的政治污点，那这辈子可就毁了！眼前的这位二舅让我们足足做了四十年的噩梦。
听母亲讲过，在姥爷的六个孩子当中，二舅是最受器重的。他和大舅都曾就读于当年北平著名的平民中学，就是后来的北京市重点中学男五中。兄弟俩不但要凭成绩考进去，而且每学年要拿到前三名的好成绩，领到奖学金才能继续读下去。因为姥爷做的小生意赚的那点钱，供不起孩子们都读中学。
大舅因肺结核病18岁病死了。姥爷怕二舅也染上，拜托本家亲戚带他到温暖湿润的南方去求学。二舅在南京接受了高等教育，还专门进修过两年英语。之后他在南京国民政府里谋得一职。
二舅回京探过亲，见他腰间别着手枪，知道他在国民党军队供职，听说是校官。最后一次是他领着大女儿毛毛来见爷爷奶奶的。磕了头，放了些银元就匆匆走了。母亲说，那是你姥爷这辈子最高兴的时候了。
1949年后，二舅没了音讯。他去了哪？在干什么？是死是活？北京各家都思念牵挂他。但在北京生活的姥爷却被政府定性为“海外敌特”直系亲属，受管制。尼克松访华时，片警上门“关照”姥爷：这些天里，你在家老老实实呆着，不许乱说乱动。那会儿姥爷有七八十岁了，跟片警说，我去附近的公园活动活动腰腿不行吗？警察回话：那也得等尼克松走了再说！
姥爷打发孙子把母亲喊过去有话说：莫非你二哥还活着？要不政府怎么还跟我没完没了的？母亲没拦他高兴，哄他说：尼克松这个美帝头子都来了，您儿子不过是老蒋的虾兵蟹将，等着吧，看有多大造化了。后来听大表哥说，老爷子被软禁在家那几天里，不但没发脾气，还哼了几天小曲儿。母亲说，还不是听了我说的那几句宽心话，让老爷子觉得有盼头了。
尼克松走后，他的特使基辛格来来去去好几趟了，也没见警察给老爷子好脸儿看。直到二十年后，他朝思暮想的儿子才回来，那时候姥爷姥姥都已作古，他们没能熬到这一天。
上个世纪，国共内战期间，二舅被派往香港，负责从英国购买军需。二舅说，去香港那几年他经手的是些大宗生意，但从没动过贪污揩油的念头。国民党当时腐败成风，“但是我不想染指。国难当头，于心不忍！”他说上司选派他来，除了他的专业技能外，大概也是看中了他不贪财好色。好色之徒会贪财，因为得花钱买色。
1949年底解放军进军西南，逼近昆明。二舅他们随蒋介石飞台湾已经来不及了，接到的命令是，各自就近撤离大陆。去海外的航班要到香港登机，到了香港就有救了。当时一家人都居住在昆明，二舅经常在昆明和香港两地间飞来飞去。转眼间，飞往香港的机票用金条都买不到，纸币早就毛得成了废纸。
二舅满处找机票的当口，在昆明机场遇到一位北京的小学同学，他说自己就在昆明机场工作。正是这位同学帮忙搞到了飞往香港的三个座位，但不是同一航班的。一个座位是晚上飞，另两个座位是次日飞。舅妈肚里怀着表哥，手上领着两岁的小表姐，算一个座位先飞了。夫妇约定第二天在香港一位友人家里聚齐。
舅妈的那趟航班起飞6小时后，解放军攻进了昆明，机场关闭了，二舅次日的航班泡汤了。舅妈乘坐的那趟航班竟然是昆明机场在民国时期飞往香港的最后一趟航班。
二舅带着俩女儿没搭上航班，出逃无望，只能随难民潮逃难。往大陆走，最近的只有外公家，他们是贵阳的户人家，肯定是共产党斗争的对象。明知他们那里早晚也是凶多吉少，不少投奔的好去处，但是眼下没有别的路可走。
二毛姐每次见到我，都提到父亲领着她和大毛姐一起逃难的那段日子。当时她才四、五岁，大毛姐六、七岁。她能讲出很多逃难路上的情景，可见那段经历刻骨铭心。
二毛姐说，父亲怕跑丢了孩子，就用绳子把她和大毛一左一右拴在自己胳膊上，身后背着一个盛着全部家当的箱子。二舅个子高，这副模样很惹眼。一路上都有人劝他：你这样逃难，目标大，太累赘，弄不好大人孩子都没有活路。二舅说，扔下孩子我不干！死也死在一起吧。
他们住过大车店、马棚、破庙、山洞、野外……。二舅说，一路上，我们身上的虱子滚成了蛋。
几个月后爷仨终于到了外公家。外公见到这三个叫花子，悲喜交加。老人把家里值钱的细软都找出来交给了女婿，外婆连夜给他们絮棉衣棉被，把细软藏在里面。之后催他们快走，不可久留。外公劝女婿，先把孩子放下，只身先走，等那边安顿好了再回来接她们。二舅说，我清楚时局，怕是一时半会回不来了，还是带上孩子一起走吧。
幸亏有了岳父给的首饰银两，买通了邮车，爷仨辗转半年，终于到了香港。二舅说，他是花岳父的重金买了一条生路。
在香港找到二舅妈借宿的门厅前时，邻居以为是三个乞丐来讨要，放出狗咬他们。二舅用英文和放狗的人对话，才算叩开了大门。
二舅信基督，二舅妈拜观音。表哥说，我妈生我的前一天做了一个清晰的梦。那是在古代的一座大宫殿里，有四根高大的柱子，每根柱子上缠绕着青白两色的龙。我妈想知道那是真的活龙还是雕画的假龙，就上前去摸，被摸到的那条白龙张嘴咬住了她的胳膊，我妈被惊醒了，第二天我降生了。我妈说，你就是那条咬她胳膊的小白龙转世。表哥说，他的名字应该叫白龙。
当时是走是留，飞不飞香港？舅妈说，眼看到预产期了，孩子出生了，就不走了。没想到孩子迟迟不出世，倒很快有了三张珍贵的机票，抢在最后一趟航班安抵香港后，友人帮忙刚安顿下来，第二天儿子就降生了。这是观音菩萨保佑啊。
表哥说当初他赖在娘肚子里两个星期不出来，就是为等时机，好让一家人逃离大陆。大伙都笑他吹牛。
二舅说，你舅妈生不生都得走，留下来是死路一条，会被斩尽杀绝！我追随国父，效忠中华民国，与共匪不共戴天！只有离开大陆才有生路。
八十年代，二舅一家通过官方、私下等多种渠道打听过外公外婆的下落，都没回音。按理说，贵阳市的一个名门望族，民国时期的“敌伪档案”里总应该有些线索的。舅妈说：他们知道也不会说的，人肯定是被整死，要不财产怎么到手啊？多少家买卖啊，贵阳的老人们都知道的呀。
在香港，靠二舅教书，一家人勉强度日。二舅信奉的“吉人自有天相”又一语成箴。有人介绍他去马来西亚应聘教书。他能教英语、国语、数学，因此被马来西亚政府聘用了，随后举家迁往马来西亚。之后他升任中学校长。教员月薪二、三百块，而二舅的月薪过千，另外还配给他一套带有三个卫生间的大房子和轿车。在马来西亚的那段日子，一家人衣食无忧，对大人孩子来说，都是一段愿意回忆的快乐时光。
1956年，中共对东南亚的海外渗透到了印尼，挑动印尼共产党游击队在相邻的马来西亚边界上制造武装摩擦，其主要目的是袭击消灭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残余势力”。中共的间谍特务追踪到二舅这条“大鱼”，已经置于他们的靶标上。表姐说，印尼过来的游击队，开着摩托，对着侦查好的目标投上几颗手榴弹就跑，一户户人家惨遭杀害。我们一家都是恰好躲过了爆炸的那一刻。
在大陆的噩梦刚刚过去，二舅已经卸甲归田了，刚有几天好日子过，中共的枪弹越过国境又追杀到跟前。看来还得逃，要逃得离中共更远，去民主建政更强大的文明国家，才有安全。
危难之际，“吉人自有天相”再次应验。表哥的加拿大籍老师，说表哥是个聪明绝顶的孩子，建议去加拿大读书深造，并提出愿意为二舅一家人担保移民加拿大。
就这样，一家人迁往加拿大。二舅在一家电器公司应聘到工程师，边学边干，很快得到提升，待遇优厚，还在富人区买了大Hause。几个孩子都受了良好的教育，在加拿大安居乐业，包括第三代人博士就出了好几位。
二千年初，我去加拿大看望二舅时，二舅妈已经去世了，墙上挂着她的照片。二舅说，当初还是国民党要员某某给我们牵的红线呢，要不我怎么会和贵阳的一位千金小姐成婚呢。
2004年二舅要求住进老人公寓的申请得到政府机构批准。这种老人公寓是私办公助，政府给补贴，属于加拿大社会福利体系。在这里，没有足够养老金交付的，也可以申请住进来，只是几人合住一套房间。
2006年二毛姐把二舅从老人公寓接出来，说他还是要给你们“接风”，已经订了桌。到了2009年他不便出行了，我去老年公寓看望他，开始他没认出我，告辞时，他突然大声唤了我的小名。
他独住一套房间，窗明几净。老爷子也干干净净的。一楼设有“祈祷堂”，供信教的老人随时祷告。那天正赶上一个华人艺术团体在大厅里义务演出，连唱带跳的，把在场的老人们看得开怀大笑。显然，这里比在家里方便舒畅多了。
二舅坐在特制的轮椅里常打瞌睡。表姐表哥们们轮流每人每周至少一次去探望老爸，亲手喂他吃喝，推他到外面的花园里转转，晒晒太阳，闻闻花香，听听鸟鸣……
二舅这把年纪了，居然没有什么病，就是老了，像座快要停摆的老座钟在走着。93岁，终于停摆了，他在睡梦中安详地走了。我这位二舅，晚年虽然算不上“福如东海”，但也称得上“寿比南山”了，可谓是大善终。
让我说，二舅的福报，主要源于他大事不糊涂。关键时刻，他选择了远离中共，找到了真正能逃生的路。拯救了自己，也带出了一大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