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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郭沫若深涉吴晗《海瑞罢官》极尽能事 逃脱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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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路线图,其实是由吴晗而彭真,由彭真而刘少奇,无意伤及郭沫若。但对于郭沫若来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郭沫若虽再不提辞职之事,但对自己的作品来了个全盘否定。这种说法正合毛泽东的心思。当康生让人大秘书长连贯将记录稿送毛泽东时,毛立即指示公开发表。以《向工农兵群众学习 为工农兵服务》为题,登在4月28日的《光明日报》上。5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京剧《海瑞罢官》的独特历史地位,并非因其艺术成就之高,而是因为姚文元对它的批判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海瑞本是一个明代的官员,历任知县、州判官、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尚书丞、右佥都御史等职。他正直刚毅,为政清廉,职位低下时敢于蔑视权贵,做了高官仍直言敢谏,冒死上疏。他抑制豪强,安抚百姓,以清官的美名流传于世。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说,海瑞写给皇帝的信,意见很尖锐,那是很不客气的。海瑞比包文正不知高明多少。毛泽东号召干部要有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勇气。还提出要找研究历史的人写宣扬海瑞的文章。胡乔木将毛泽东讲话的精神转告明史专家吴晗。吴晗本是民盟左派,共产党员,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他很快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看到后,又请吴晗创作了剧本《海瑞罢官》,由北京京剧团于1961年上演。1962年3月,江青看了这出戏,认为政治倾向有问题,想找李希凡写批判文章,没有得到响应,又去上海找人,得到上海市委领导支持。1965年3月,上海市委分管宣传的书记张春桥,确认毛泽东支持此事,找来姚文元面见江青,并从复旦大学调来朱永嘉协助。他们的批判文章写了半年,七易其稿,毛泽东亲自看了三遍,上海市委决定在1965年11月10日由《文汇报》发表,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署名姚文元。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人说,姚文元的文章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i]

从此,批判吴晗的鼓声一阵紧似一阵。此事也惊动了中国科学院院长兼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郭沫若曾于1960年观看川剧《大红袍》,作七律一首:

刚峰当日一人豪,克已爱民藐锯刀。

堪笑壅君如土偶,竟教道士作天骄。

直言敢谏疏犹在,平产均田见可高。

公道在人成不朽,于今犹演大红袍。[ii]

并有注释:《大红袍》即《海瑞传》,海瑞号刚峰先生。明史传称海瑞主张恢复井田制,不得已则当限田,再不得已亦当均税。此人在当时颇得民心。

1961年2月,郭沫若到海口参观海瑞墓,又作诗称赞海瑞:“我知公道在人心,不违民者民所悦。史存直言敢谏疏,传有平产均田说。”[iii]

郭沫若这样评价海瑞,和史学界及民间的主流看法并无不同。但到1966年初,赞扬海瑞就等于为彭德怀翻案,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于是,郭沫若给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党委书记张劲夫写了一封信,说:

劲夫同志:

我很久以来的一个私愿,今天向您用书面陈述。

我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我自己心里是很难过的,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

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的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请鉴察。

敬礼

郭沫若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张劲夫收到这封信后,马上于1月31日下午4时去郭沫若家看望。他对郭沫若说,信已收到,感到兹事体大,已将信送给定一同志,并请定一同志转中央。是否由于我们工作有缺点,使郭老感到有负担,请郭老告诉我们,以便努力改正。因为聂总在广州休养,我托聂总秘书将郭老信的内容转报了聂总。这时聂总秘书正由广州打电话来,要我将聂总的话转告郭老。聂总说,他得知郭老的信,感到有点惊讶。如果是科学院的工作同志工作中有缺点,对郭老尊重不够,望郭老不用客气提出来,务必改正。

郭沫若对张劲夫说:我写信决不是聂总和你说的原因,而是从最近批判“海瑞罢官”等问题,感到自己问题也很多。我自己感到是一潭臭水,只是盖子未揭开,一揭开盖子,问题是很多的,继续担当这些职务,怕影响不好,于心很不安。过去我也曾经提过,最近经过一再考虑,所以写这封信,主要是自己感到惭愧。我连现在住这样的房子也感到不安,有时想到是否让我下去锻炼锻炼,当一个中学教员。

张劲夫说:郭老著作中的一些问题,与吴晗等人的问题,根本性质不同。

郭沫若说:我的问题是与吴晗不同,吴是借古讽今,我是借古颂今。如《武则天》中的裴炎,我是影射彭德怀的。不过我仍是感到问题不少。比如学雷锋、王杰,要言行一致,我在有些问题上就不够言行一致。党对我这样重视,担任这么多职务,有时总感到不安,怕影响不好。中央指示要大力提拔新生力量,是否提拔年纪轻一些的人来担任更好。

张劲夫说:有些领导职务,要考虑国内国外的影响。

郭沫若向张劲夫谈了历史学界几年来的情况,说许多事情当时并不清楚,接下来尹达同志向我反映了,我才比较清楚。阶级斗争确实很尖锐,很复杂。他还把尹达的文稿《史学遗产与史学革命》及自己写的《批判海瑞与思想改造》拿给张劲夫看。张劲夫和郭沫若商议,最近要开党委扩大会,郭沫若说:因听觉不便,有些会不能参加,对会议文件一定要参加讨论。[iv]

郭沫若要求辞职,在高层激起了道道连漪。

姚文元文章上纲高,火力猛,逻辑蛮横,不但让吴晗百口莫辩,也让郭沫若望而生畏。郭沫若提出辞职,正好成为分管这方面工作的领导人向中央表达困惑的契机。

当时中央分管这方面工作的领导机构是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成员康生、周扬、吴冷西。下设学术批判办公室,主任是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据龚育之回忆:

1月29日,许(立群)把林(涧青)和我找去,说,于光远送来郭沫若的一封信,是郭交给张劲夫的。……

许说,他已经向彭真报告了这件事情。

许还说,郭老都很紧张了。这件事很重大。估计郭老可能读到统战部的《零讯》和《光明日报情况简编》。这两个内部材料,都反映了一些人主张批判郭老的《武则天》、《蔡文姬》。听说,郭老还写过两首关于海瑞的诗。春节前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人向郭老汇报工作时,曾说过历史学方面的学术批判,还要扩大发展下去。春节的科学院团拜和政协常委团拜,郭老都不愿坐到主席台上去。他可能担心也会在报刊上被公开批判,因而先提出辞去有关职务。于光远建议,最好由中央负责同志找他谈一下,向他交底,把学术批判中不在报刊上公开批判郭老的底交给他。

许要我们详细查查《零讯》、《光明日报情况简编》和其他一些内部反映,我们很快摘出了《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这个材料,其中提到一些报刊已收到批评郭沫若的《武则天》等剧本的文章。也找到了那两首诗。许修改了材料,在重要处加了黑体。

许立群一直担心批判牵扯过众,扩大过多。就此给彭真写了一封长信,在表示要贯彻毛泽东批判海瑞罢官的意见同时,提出了如何把握政策的问题,并有七个附件。其中第四个附件就是《关于郭沫若同志的一封信的汇报》。彭真收到信后,于2月1日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陆定一、吴冷西阅。5日,毛泽东批给江青:“这批材料阅后暂存你处。”2月8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田家英一行乘飞机到武汉东湖,面见毛泽东,由许立群当面汇报。事后,许立群告诉龚育之,毛泽东同意了他和姚溱起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毛泽东只有两点意见,一个是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政治结论,一个是不要批评郭老和范老,他们两个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表示一点主动,作一点自我批评好。

许立群当时就把《汇报提纲》里涉及郭老、范老的两句话删了。[v]所以形成文件的《汇报提纲》没有涉及郭沫若。

这个《汇报提纲》就是有名的“二月提纲”。2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下发。彭真、许立群他们的初衷是想用这个提纲把批判运动约束一下。但这个《汇报提纲》引起了上海方面和关锋等人的反弹,并得到毛泽东支持。于是,中央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宣布撤消《汇报提纲》,撤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新的中央文革小组,彭真、陆定一等人被打倒,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路线图,其实是由吴晗而彭真,由彭真而刘少奇,无意伤及郭沫若。但对于郭沫若来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毛泽东说郭沫若作一点自我批评好,郭沫若自然不敢怠慢。4月14日,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次会议,新任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报告,郭沫若听后即席发言:

“石西民同志的报告,对我来说,是有切身的感受。说得沉痛一点,是有切肤之痛。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家,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数字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我自己作为一个党员,又是一个什么家,眼泪要朝肚子里流。我虽然已经七十几岁了,雄心壮志还有一点。就是说要滚一身泥巴,我愿意;要沾一身油污,我愿意;甚至于要染一身血迹,假使美帝国主义要来打我们的话,我向美帝国主义分子投几个手榴弹,我也愿意。”[vi]

郭沫若虽再不提辞职之事,但对自己的作品来了个全盘否定。这种说法正合毛泽东的心思。当康生让人大秘书长连贯将记录稿送毛泽东时,毛立即指示公开发表。以《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服务》为题,登在4月28日的《光明日报》上。5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郭沫若的文章发表以后,在国内外引起连锁反应。日本一些作家认为郭沫若受到很大压力。苏联《文学报》也全文刊载,有幸灾乐祸之意。在1965年7月4日的亚非作家会议上,郭沫若作了辩解:“我说用今天的标准看来,我以前所写的东西没什么价值,应该烧掉。这是我的责任感的升华,完全是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但我这话传播出去,出乎意外地惊动了全世界,有不少朋友对我表示深切的关怀。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现代修正主义国家的报纸和刊物上,却卷起了一阵相当规模的反华浪潮。它们有意歪曲我的发言,籍以反对我国的文化大革命。”

现在看,郭沫若4月14日的发言未尝不是源于恐惧心理。身为作家学者谁愿意把自己一辈子的文章说得一无是处?但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与其落个吴晗的下场,不如自己先说点过头话,过了这一关再说。这种做法固然出于无奈,毕竟在当时为极左思潮助长了声势,也为后来留下了一个话柄。

[i]《龚育之访谈录》,第28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

[ii]冯锡刚:《郭沫若晚年岁月》第2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iii]冯锡刚:《郭沫若晚年岁月》第2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iv]陈明远:《追念郭老师》,《新文化史料》1982年第4期。

[v]见龚育之:《在漩涡的边缘》第56、6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

[vi]冯锡刚:《郭沫若在1966年》,见丁东编:《反思郭沫若》,作家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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