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你看来病毒的自然演进和从实验室泄漏这两种可能性哪一个更大？
曾昱嘉：当我和马特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认为两者看起来都很有可能。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几乎从头到尾只是想为读者提供有关野生动物贸易和病原体研究两方面的事实。但就在这本书即将送出版社付印时，所有这些通过信息自由法被泄露或在线发布的文件表明，很不幸的是，在武汉的和在其它地方跟武汉合作的科学家们，曾做过一些相当冒险的研究。他们曾对在自然界中发现的 SARS病毒进行基因修改，这些修改有时会使受感染的动物更具传染性、更危险。所以，我们现在真的需要推动更多透明度。因此，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中国以外，甚至在美国，很多人都有关于此类研究的信息。我们真的希望他们与我们分享这些信息，这样我们就可以针对究竟是什么导致新冠肺炎紧急状态发生，建立一个更好、更清晰的图景。
记者：你们认为新冠病毒溯源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曾昱嘉：不幸的是，这个病毒起源的问题很快变得非常政治化。在2020年初，人们开始称其（实验室泄露假说）为阴谋论；直到最近，今年5月，人们才开始说，实际上实验室起源是可能的、合理的，我们需要对其进行调查。因此，如果读我们的书，它会告诉你所有这些关于人类寻找真相的决心和具独创性故事。尽管他们被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屏蔽，以至于无法公开提出问题，脸书会审查你，虽然不是关闭你；即使是在科学界，甚至仅仅提出病毒是否可能来自实验室，你都会被称为阴谋论者。而确实在推动这一工作的个人，像那些公民记者，一直在挖掘的独立分析人士，直到今天，他们终于可以说我们必须进行调查。
记者：书中有没有发生在美国或中国的更具体的例子？
曾昱嘉：一个例子是很多科学家和记者说，查问病毒是否来自实验室的人是种族主义者，因为他们认为提出这种问题的人是反中国的。但这个问题并不只跟中国有关，因为世界上有很多实验室，有几十个实验室都在做非常相似的研究。这次病毒是从中国开始，但下一次可能是从美国，可能是从欧洲或亚洲其它国家开始。所以，无论是哪个国家开始的，我们都需要问，尤其是当病毒来自一个做这种研究的实验室所在的城市时，我们需要了解它是否来自实验室，我们需要进行调查。所以，当病毒出现时，不能得出结论，只有白人你才能调查。提出这种种族主义的问题确实阻碍了调查。
武汉吹哨人勇气可嘉
记者：在溯源问题上中国政府一直试图掩盖真相，尤其是对吹哨人和公民记者进行严厉镇压。
曾昱嘉：这也很令人不安。在我们书中有一整章来突出武汉吹哨人所做的工作和勇气。里面有武汉的医生，武汉的记者；还有公民记者，他们不是专业记者，他们试图告诉人们武汉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些人表现了极大的勇气。他们中一些人被送进监狱，一些人被迫签署供词，一些人只是为了分享武汉发生事情的真相而遭酷刑，真是太可怕了。
因此，从这场大流行中得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我们把它写入了书中，就是确实需要建立一个先例，并开始制定大流行病协议，以便将来再发生时，每个国家都应立即提名一位代表，并派调查员前往病毒发源地的城市开始实时查找信息，这样我们就不会直到1月中旬才发现病毒人传人，而那时已经是病毒被检测到大约一个月以后了；作为科学家，我们也不必一定要从中国合作者那里才能获得基因组合。这些事情不能再发生，这种现状我们不能接受。
记者：你们在书中还特别向中国吹哨者致敬，为什么？
曾昱嘉：这些吹哨者让我们尽快地了解关于病毒的最重要信息。人们需要这种信息来通知公共卫生机构作出反应，他们需要基因组序列，需要关于病毒的数据，这样他们才可以开始进行诊断，才可以制造疫苗，才可以进行治疗。如果无法访问病毒的任何数据、任何病例数据，或序列数据，就无法制定计划，你只能捆住双手坐在那里等待并乞求人们发布信息，我们就失去了非常宝贵的时间和生命。因此，如果我们尽快获得了所有数据，我们原本可以挽救成千上万的生命，而且大流行可能不会发展到如此严重和广泛的地步。
记者：这本书关于溯源的最终结论是什么？
曾昱嘉：这本书向我们表明，有越来越多的间接证据支持新冠肺炎来自实验室的证据，我们必须调查这种可能性。
记者：谈谈写书的目的？什么开始有了写书的想法？
曾昱嘉：马特在2020年底联系了我，想看看我是否愿意与他合写一本书。当时我很害怕写这本书会冒犯中国政府，还有许多科学界领导人。但几个月后，我意识到我们必须写这本书，并记录所有关于新冠肺炎起源的事实和发现。我们这本书的主要目标是帮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新冠肺炎的可能起源并推动真正的调查。
传染力超强的完美病毒
记者：你和你的两位同事在2020年5月发表了论文，指出“2019年晚些时候，病毒已经预先适应了人传人，类似于2003年的萨斯病毒传播”。那篇论文让你出名。你的这一理论对这本书有什么贡献？为什么这一理论受到许多科学家的质疑？
曾昱嘉：我和我在加拿大的合作者写的第一篇论文是注意到了这个病毒——如果你从遗传学的角度看——最初在武汉出现、12月在武汉被检测到时，它确实已经进化得很好，有超级的感染力，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染性超强。它看上去不像正在适应人类。所以我们就问，这个病毒是从哪里来的？它是如何变得如此擅长感染人的？我们说是不是因为它感染了一种与人非常相似的动物，像猴子？或者是因为它实际上已经在人类传播了好几个月而没有人知道、并变得越来越好？或者最后有没有可能它是在被研究并被暴露于人体细胞或人源化动物模型后从实验室来的？当时我不知道会被卷入这个谜团，并在接下来的近两年时间里进行调查，调查来自许多国家的所有可能的数据和新闻，不仅仅是中国。
最终，我和我的合作者，我们不仅写了一篇而是三篇论文，其中两篇正在同行评审中，一篇已被接受并在线发表。我们现在回到第一篇论文，我们决心让它通过同行评审。我们不断发现越来越多的谜团，指向不合逻辑的故事。我们看到中国国内主张的一些事情，例如关于穿山甲。如果回到2020年初，记得吗？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病毒来自穿山甲，从中国发表的许多论文都说它一定来自穿山甲。而今天大家会说，其实仔细看一下数据，这不可能来自穿山甲。所以，这是我们仅仅基于科学好奇心而被吸引进来的一个旅程。
记者：你们的书专门写了一章来研究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实验室泄露事件。这些事件跟今天的溯源有什么联系？
曾昱嘉：我们描述了许多实验室逃逸的故事，不同的病毒，不仅在中国，而是在许多其它国家，从实验室逃逸。例如，天花病毒在英国，第一个 SARS病毒在中国、新加坡和台湾的实验室中逃逸。所以不管哪个国家，只要你在做那种危险的研究，总有机会。这只是取决于某天实验室技术人员的运气不好，溢出一些东西，然后就有了可能的暴露。因此，我们撰写这些故事是为了帮助人们了解，即使你拥有最高生物安全级别的实验室，也始终会犯人为的错误。每个人都会犯错。没有人可以如此熟练和强大，以至于一生中都不会发生一次事故。
因此，我们呼吁采取新的措施，特别在美国，为全世界树立榜样，即，如何开展此类病原体研究，使其尽可能透明，尽可能安全，如果有必要将其转移到具有良好隔离措施的非常偏远的地区，这样即使科学家感染了他们正在使用的病毒，他们也不会将其带上飞机，然后飞往八个不同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