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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两个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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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多项成就,其中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格外引人注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了应对金融风暴的冲击,中国政府于2009年启动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在前所未有的财政和信贷投入作用下,中国在世界性的衰退中不仅"风景这边独好",而且成为带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在西方观察者眼中,这种有别于印度的自由市场经济,又不同于斯大林式计划体制的"中国模式"创造了不可思议的奇迹。一时间,中国模式声誉鹊起,俨然成为新世纪经济发展的典范,中国人也过了一把救世主的瘾。

然而,拯救世界的"四万亿"计划给中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近年来,世界特别是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中国经济却增长乏力,并且连连暴露出一系列较为严重问题。GDP增速下降,房地产市场降温,地方政府负债累累,今年令人震惊的国内股市暴跌,更让整个世界为中国经济出了一身冷汗。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经济已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时期,国际上对中国经济的评价也迅速出现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经济危机时期,国际观察家和评论家盛赞中国模式,断言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他们现在又皱起了眉毛,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的最大不安定因素。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模式突然失灵?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进一步追问:到底什么是中国模式?

一、什么是"中国模式"?

根据一种十分流行的意见,中国模式的核心是"大政府",即政府非常强势,拥有异乎寻常的资源汲取和资源调动能力,想干就能干,比如2009年说花钱就能拿出四万亿人民币,全世界恐怕惟独中国政府具备这种能力。大家可以比较一下,我们所在的柏林(笔者当时在柏林访问),世界一流经济大国的堂堂首都,想建个新机场,今天要看选民脸色决定是否开工,明天资金又成了问题,修修停停,竣工遥遥无期。这么长的时间里,中国已经建了多少个机场?连高铁也都修到青藏高原上去了。

中国模式的核心就是强势政府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中国经济不应该出问题,中国模式应该运转得很好,因为政府现在依然很强势,如果不是比过去更加强势的话。

我认为这种解读是不准确的,它忽视了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历史。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改革由前后两个阶段组成,所谓"大政府"、"强势政府"在后一阶段才出现。在前一阶段,即从1978年到1990年代中后期,我们看到的恰恰相反,是政府的不断后退,民间力量的持续发展壮大,前一阶段不是"大政府",而是国退民进的"小政府"(见图一)。靠"小政府"模式,中国同样实现了年平均两位数的经济增长。

如果说存在中国模式的话,那么就有两个而不是一个,分别对应经济增长的两条不同的道路。第一条道路是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驱动经济增长,依据经济思想史上的学派划分,我们称这个模式为"亚当•斯密模式"。第二条道路是通过增加资源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我们叫它"凯恩斯模式"。在这一认识框架下,我们首先回顾改革的历史,揭示在第一阶段上经济腾飞的真正动力;然后分析目前的经济形势,寻找问题的症结和解决的途径。

二、前一阶段:亚当•斯密模式

如果要问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在何处,估计大多数人都会举出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的包产到户。那一年,18位村民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冒着极大的风险签订了一份"生死契约",将人民公社的土地承包产到户(组)。包产到户,盈亏自担这一模式同集体劳动、按工分分配这一模式相比,优势在哪里呢?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后一模式下缺乏明确的产权和利益归属,会产生"搭便车现象",即出工不出力,反正干多干少一个样。而包产到户的经济学意义就是在明确利益归属的基础上,解决了激励(incentive)的问题。

不同的制度产生不同的激励,我曾在陕北农村插队,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每天爬到山上干活儿,登高远望,哪片是生产队的地,哪片是私家自留地,一目了然。公家地上的庄稼青黄相间,无精打采,自留地上的油绿兴旺,茁壮挺拔,对比十分强烈。生产队的地里种不出好庄稼,这就是经济学讲的"公地的悲剧"。

包产到户对农民劳动积极性的促进是巨大的,土地和劳动力没有增加,农业生产技术也没有大的改变,农村的面貌却焕然一新,并且很快解决了困扰中国城镇多年的农产品供应问题,商店里粮食和各类副食的品种丰富,数量充足,粮票、肉票、布票等票证被送进了历史博物馆,城镇居民限量消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人文经济课堂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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