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多项成就，其中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格外引人注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了应对金融风暴的冲击，中国政府于2009年启动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在前所未有的财政和信贷投入作用下，中国在世界性的衰退中不仅"风景这边独好"，而且成为带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在西方观察者眼中，这种有别于印度的自由市场经济，又不同于斯大林式计划体制的"中国模式"创造了不可思议的奇迹。一时间，中国模式声誉鹊起，俨然成为新世纪经济发展的典范，中国人也过了一把救世主的瘾。
然而，拯救世界的"四万亿"计划给中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近年来，世界特别是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中国经济却增长乏力，并且连连暴露出一系列较为严重问题。GDP增速下降，房地产市场降温，地方政府负债累累，今年令人震惊的国内股市暴跌，更让整个世界为中国经济出了一身冷汗。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经济已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时期，国际上对中国经济的评价也迅速出现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经济危机时期，国际观察家和评论家盛赞中国模式，断言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他们现在又皱起了眉毛，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的最大不安定因素。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模式突然失灵？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进一步追问：到底什么是中国模式？
一、什么是"中国模式"？
根据一种十分流行的意见，中国模式的核心是"大政府"，即政府非常强势，拥有异乎寻常的资源汲取和资源调动能力，想干就能干，比如2009年说花钱就能拿出四万亿人民币，全世界恐怕惟独中国政府具备这种能力。大家可以比较一下，我们所在的柏林（笔者当时在柏林访问），世界一流经济大国的堂堂首都，想建个新机场，今天要看选民脸色决定是否开工，明天资金又成了问题，修修停停，竣工遥遥无期。这么长的时间里，中国已经建了多少个机场？连高铁也都修到青藏高原上去了。
中国模式的核心就是强势政府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中国经济不应该出问题，中国模式应该运转得很好，因为政府现在依然很强势，如果不是比过去更加强势的话。
我认为这种解读是不准确的，它忽视了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历史。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改革由前后两个阶段组成，所谓"大政府"、"强势政府"在后一阶段才出现。在前一阶段，即从1978年到1990年代中后期，我们看到的恰恰相反，是政府的不断后退，民间力量的持续发展壮大，前一阶段不是"大政府"，而是国退民进的"小政府"（见图一）。靠"小政府"模式，中国同样实现了年平均两位数的经济增长。
如果说存在中国模式的话，那么就有两个而不是一个，分别对应经济增长的两条不同的道路。第一条道路是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驱动经济增长，依据经济思想史上的学派划分，我们称这个模式为"亚当•斯密模式"。第二条道路是通过增加资源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我们叫它"凯恩斯模式"。在这一认识框架下，我们首先回顾改革的历史，揭示在第一阶段上经济腾飞的真正动力；然后分析目前的经济形势，寻找问题的症结和解决的途径。
二、前一阶段：亚当•斯密模式
如果要问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在何处，估计大多数人都会举出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的包产到户。那一年，18位村民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冒着极大的风险签订了一份"生死契约"，将人民公社的土地承包产到户（组）。包产到户，盈亏自担这一模式同集体劳动、按工分分配这一模式相比，优势在哪里呢？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后一模式下缺乏明确的产权和利益归属，会产生"搭便车现象"，即出工不出力，反正干多干少一个样。而包产到户的经济学意义就是在明确利益归属的基础上，解决了激励（incentive）的问题。
不同的制度产生不同的激励，我曾在陕北农村插队，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每天爬到山上干活儿，登高远望，哪片是生产队的地，哪片是私家自留地，一目了然。公家地上的庄稼青黄相间，无精打采，自留地上的油绿兴旺，茁壮挺拔，对比十分强烈。生产队的地里种不出好庄稼，这就是经济学讲的"公地的悲剧"。
包产到户对农民劳动积极性的促进是巨大的，土地和劳动力没有增加，农业生产技术也没有大的改变，农村的面貌却焕然一新，并且很快解决了困扰中国城镇多年的农产品供应问题，商店里粮食和各类副食的品种丰富，数量充足，粮票、肉票、布票等票证被送进了历史博物馆，城镇居民限量消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