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产到户的作用不仅仅在于释放了中国农村的巨大生产力，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农村和农业领域。人们很快发现，由于生产积极性和生产效率的提高，长期以来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农村劳动力由匮乏转向过剩，这就为城镇的工业化创造了条件。随着改革从农村推进到城市，私人创办和经营企业合法化，新开办的集体和私营工厂急需劳动力，农村的闲置劳动力正好在这时进入城镇寻找工作。由此可见，没有农业改革就没有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农村改革的意义无论怎样评价也不过分。
随着工业化的展开，中国进入经济起飞期，表现为GDP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高增长并非中国特色，不能把它看作"中国模式"的特有现象。工业化时期的经济超常增长是世界经济史上的普遍现象，例如19世纪下半叶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德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它的经济体量在一战前就超过英、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开始的工业化中，同样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正是凭借在这一时期积累的经济实力，日本发动了侵华继而对美国的战争。插一句题外话，德、日两国都是经由工业化，后来居上，坐上世界经济的第二把交椅，挑战英国和美国的世界霸权，最终以战败的灾难收场。观彼思己，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避免"老二困境"，顺利度过这一阶段？我们有必要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从1978年到1990年代晚期的经济增长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主要原因就是改革开放启动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资源重新配置，从低效的农业流入高效的工商业，以及新的激励机制下土地、资本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如果说中国的工业化和历史上其他国家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伴随着工业化的民营化。废除计划体制，不仅使资源从低效的农业流向高效的工商业，而且从低效的国有部门流向高效的民营部门，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推动力。在德、日等国的工业化过程中，民营化的作用不那么显著，因为在工业化之前，这些国家的经济已经是私营为主体。或许有人会说，国有企业的效率不一定低，国企还是赚钱的啊，那是因为享受了国家的财政补贴和低息贷款，还有几乎是无偿使用的土地和矿产，以及行政保护下的市场和垄断性的定价。如果扣除这些优惠政策的影响，我们看到过实证研究，国企的资产收益率是负的[1]。为什么民营企业的效率比国企高呢？道理还是和农村的包产到户一样，激励机制上有差别，经营自己的资产比别人的更用心，民营企业家想方设法要使自己的资产增值。
民营化带来的另一层效率改进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协调从政府指令变成了市场的价格信号指导，从"有形之手"变到了"无形之手"。"无形之手"比"有形之手"效率高的道理又是斯密讲的，如果某种产品价格上涨，说明供不应求，企业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主动生产这种产品，满足市场需求，供需的衔接用不着政府指挥。在计划体制下，没有价格信号，政府想指挥也指挥不了，因为它不知道供需缺口在哪里，也不知道缺口有多大，更不知道由那家企业来生产什么是最合适的。市场经济中的价格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实现企业赚钱的私利和满足社会需求的公利的统一，利己和利他的统一，就像斯密说的：我今天能吃一顿可口的早饭，并不是因为我的厨子爱我，而是因为他爱自己，他认为这份工作不错，为了保住这份工作，他才讨好我，用心给我准备早饭。
小结一下，在改革开放前半段长约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靠的不是政策性的投资拉动，而是市场机制和民间的活力，不靠资源投入数量的增加，而靠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的提高。当然，市场和民间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政府给了足够的空间，比如废除人民公社，私营企业合法化等等。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不是取代市场，主导经济活动，而是破除陈旧体制对经济的束缚，调整政策，修改法律，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减少管制，让民间创造力和市场机制得以自由发挥。
三、后一阶段——"凯恩斯模式"
大约在1990年代中晚期，经济增长模式悄然发生变化，一个标志性的趋势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降转升。因为中央财政的紧张，政府于1993年和1994年进行了财政税收的改革，改变了中央小、地方大的格局，各级政府总的财政收入大幅增加，获得了足以影响全国经济的财力。如图一[2]所显示，财政收入对GDP的比率在斯密模式的1978-1993年间是下降的，可以说是国退民进的阶段；这个比率从1990年代中、晚期开始逐渐上升，转向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模式"，或者叫做国进民退。
模式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根本的是改革的停滞。斯密模式要求持续的制度创新，像包产到户那样的制度创新，不断突破原有的计划体制，释放市场和民间的能量。然而到1990年代中晚期，体制性的改革基本看不到了，经济增长失去动力。怎么办呢？顺手拈来凯恩斯主义，我印象中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流行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财政花钱，央行印钱，短期见效快，这种经济理论和政策特别适合政府的需要。
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中国政府第一次推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正式开启凯恩斯主义的时代，从此之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范围越来越广，力度越来越大。面对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为了弥补外部需求的下降，政府出台"四万亿"刺激计划，财政和货币政策双管齐下，投入的资金有十几万亿之巨。凭借这史无前例的政策拉动，遏制了经济的下滑趋势，实现了强劲的V-型反弹。可惜好景不长，政策性繁荣持续了仅仅两、三个季度，经济重新进入下行通道。于是在2012年下半年又搞了"四万亿2.0"，这一次政策制造的景气持续时间更短，经济增长在2013年再次呈现下滑的颓势（图二）。在图二中我们用电力消耗而不是GDP数字，电力消耗似乎能更好地反映出经济繁荣与衰退的实际状况。
从亚当•斯密模式转变为凯恩斯模式，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发挥作用的空间被大大挤压，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凯恩斯主义在学术界、政界和民间也大行其道。由于"四万亿"等刺激政策在短期看上去如此有效，中国经济的表现和其他国家相比是如此抢眼，以至于许多西方学者也从大政府、强干预的角度，定义和论说中国模式。
如同鸦片，凯恩斯主义政策刺激了短期的需求，但在长期无法实现可持续的增长，不仅如此，救急性的措施多次采用，逐渐常规化，养成了对鸦片的依赖。政策性投入推动经济增长之所以不可持续，因为政府再强大它的资源投入能力也是有限的，它不可能无止境地借债，也不可能无限度地发钞票。第二，即便政府能够继续投入资源，迟早也会碰到一堵无形之墙，即经济学上所说的"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资本投入越多，收益率越底，当投资回报降到零时，再投资也拉不动经济了。数据表明，自"四万亿"刺激计划以来，每一元人民币投资所能产生的新增GDP的确在逐年下降，从2009年的两毛多降到2014年的几分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