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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偷领导警察 一个退休警察的忏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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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小偷是警察的领导,您一定颇为惊讶!这个小偷,名副其实,而且先后当了我的两次领导;我这个警察是科班出身的正品,一点也不掺假,可对这个小偷领导总是俯首贴耳,唯命是从,这就让您更加不可思议了!究竟是咋回事?且听我细细道来。

1958年2月9日早晨,我从监督劳动了半年多的水库工地,押回华山区公安分局,在全区“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处理大会”上宣布,将我开除公职、开除团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精神,给予我“劳动教养的宽大处理”。

同时被宣布开除公职,处以劳动教养的,还有4名右派警察,凡是党、团员的也都被开除出党、出团。

宣布完毕,5名右派警察立即各自背上行李,押上停侯在会场门口的囚车。为了不损害警察的形像,我们的警服、警帽等物早已被收缴,绝不允许带着去参加劳动改造,。

囚车驶出市区,我的4个同伴把头埋在两胯之间,或暗自垂泪,或悔恨喟叹!我没有像他们一样沮丧,而是强作镇静,一路上向车厢外面张望,看看押往何方。我想,我刚满21岁,来日方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相信只要好好改造,就一定会像赵副区长在宣判大会讲话中勉励的那样,早日“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重新做人。”

“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可不那么容易,有如李白所吟“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国务院《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颁布于1957年8月3日。被处以“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都集中到农场、矿山或建筑队“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跟《刑法》中的刑事犯罪分子相比,劳动教养人员没有申辩权,没有上诉权,没有改造期限。右派分子们在此后21年漫长、悲惨的劳动改造中,有的病亡,有的自杀,有的死于劳累过度或工伤……。直到1979年底,幸存者才在耗尽人生三分之一的宝贵光阴后“改正”回到原单位,小心翼翼地苟延残生。

我个人比较“幸运”,仅劳动改造了7年多,才因“有立功赎罪表现”,获得宽大处理,与少数罪行轻微的劳教分子,一同被释放回家,另谋生路。

我们劳动教养的场所,原先是关押改造被判处徒刑的罪犯的农场。1952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我曾多次到这个农场提审犯人,搜集一个叫缪子瑜的反革命分子的材料,这次被押送到此处劳动教养,可说旧地重游。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决定》政策颁布实施后,农场里的全部罪犯分别并入到其它劳改单位,留下管理干部、武装看守和少数刑满留队就业人员,专门接纳改造各种处以劳动教养的“社会渣滓”。我们是首批押送来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在场部办完交接手续后,再押送到七、八公里外的第一劳教队报到时,已有其它单位押送来的10多个劳教分子,在办公室外面列队学习监规监纪,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队长让我们加入这10多人的队列中,一道学习监规监纪后,特意把我们叫出队列,抖动着手中的《劳动教养审批表》声色俱厉地说:“给我听好!你们现在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不再是什么警察了。右派就是反动派,右派分子就是反革命分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党和政府对你们的处理是很宽大、很宽大的了,你们必须老老实实认罪服法,规规矩矩接受改造。打今天起,要洗心革面,改恶从善,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才有可能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听清楚了没有?”

我们岂能没听清楚,当警察多年,一向威风凛凛,以“掌握着人民民主专政的刀把子、枪杆子”为荣,如今却一夜之间逆转过来,成了刀刃上、枪口下的专政对象!心情沉重到极点,回答有气无力。

队长甚为不满,横眉怒目地吼叫了起来:“给我大声回答!”

我们急忙扯开嗓门:“听清楚了——”

此时已是日薄西山的傍晚,劳教分子们已扛着各种农具下工回来,队长命令一个武装看守:“叫值日大组长通知各大组来带人。”

大组长也是劳教分子,每个大组长管辖着七八个小组。我们分别由垦荒大组、农田大组、果树大组、积肥大组、畜牧大组的大组长带走。我和祝福祥年轻力壮,被当值的垦荒大组长带走。

大组长把我们带进劳教分子住宿的四合院里,我分配到第3小组,祝福祥分配到第1小组,与大伙蹲在地上一道吃晚饭。我虽然整整一天粒米未下肚,却毫无食欲,只喝了点青菜汤。

我看着小组长狼吞虎咽吃完包谷饭,跟随着他进入宿舍,在20多米长的上下两层通铺上,安顿好行李后,他拿出“组员登记表”,拧开自来水笔问我:“为啥进来?”我回答说“右派。”。

小组长抬起头来盯着我的脸看了片刻,伸手在我头上掴了一掌:“你鸡巴大点年纪当什么右派?右派都是吃屎(知识)分子,你一身脏成这副屌样,明明是个贼!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告诉你,老子我也是贼。”

“真是右派、真是右派。”我急忙分辩说,“因为直接从水库工地上押送来,所以身上这么脏。”

小组长说:“既然是吃屎知识分子,你他妈就自己登记吧。”

把知识分子称为“吃屎分子”,不单是小组长,许多老百姓都如此,意在嘲讽他们迂腐糊涂,不识时务,把“帮助党整风”当真,不说香话说臭话,到头来落得个自讨苦吃的下场。

小组长说我是“吃屎分子”,我不但毫不气恼,反而窃窃自喜,甚至有点受宠若惊!我想,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警察,学历不高,地位卑贱,默默无闻,如今却与那些全国著名的教授、专家、学者以及副部长、副省长同为一派,相提并论,仿佛破格提拔,一步登天。

小组长把“组员登记表”递给我自行填写,登记的项目依次是:案由、姓名、年龄、籍贯、职业、文化程度、原在单位、家庭住址、。最后一栏留着很长的空白,项目是“改造表现”。

借自己登记之机,我浏览了我的“同劳”(劳教分子互相间的称呼),共16人,案由五花八门:偷窃、诈骗、调戏妇女、吸食鸦片、无故旷工、请霸王假、无理取闹、不服从分配、不正当男女关系、国民党排副、伪政府收发员……都与《劳动教养决定》中规定的条款挂靠得上。

“改造表现”一项可让我大吃一惊!改造得好与坏,竟然由小组长来掌握?后来仔细一想,我当警察七年来,表现好坏,不也由所长、股长掌握着;所长、股长的好坏表现,又由分局长掌握着。而好坏表现或提拔重用,都取决于上一级领导的金口玉言。我此番当上“右派”,就是因为一句话开罪了领导。我由此认定:领导就是主宰下属命运的上帝,就是主管下属荣辱的判官。任何领导都非同小可,只能叩拜祈祷,不能轻慢亵渎。劳教农场的小组长这一级领导,也是万万得罪不起的呀。

小组长看了我的个人登记后,惊讶地问:“你是警察?”听到我的肯定回答后,他哈哈大笑起来;“真想不到,你们这些一贯抓人的王八蛋警察,也会被抓了进来!”

“同劳”们吃完饭后,各小组分别围坐在通铺上,静静听读当天的报纸,听了一个小时左右就轮流坦白交待罪行、自我批判、大家帮肋。本组轮到坦交侍罪行的“同劳”,是个酱菜厂的工人,32岁尚未娶妻,“同劳”们戏称“老童男”,案由是“不正当男女关系”,与一个寡妇通奸。大家对他的坦白交待很不满意,嫌“不正当”过程,交待得太简单、不详细,纷纷追问:“你主动?还是她主动?”“咋主动法?“用些啥姿式?”……老童男只好细致入微的坦白交待,让同劳们一个个竖直了耳朵;进屋巡视稽察的一位管教干部,也禁不住驻足聆听起来。大家听满意后,接下去又追问:“你跟她关系了多少次?一次一次坦白交待。”“三次。”老童男毫不犹豫含糊。大家又不满意了:“不老实!才三次?不可能!”“真的、真的。第三次就被保卫干部当场抓着,精屁股游了厂,哪能有下一次嘛。你们不相信就去问问她,她也进来劳教了,在妇女二大组。”“你还跟别的女人关系过没有?”“没有、没有,就这一个。”“不老实!蜜蜂釆花哪会只釆一朵?”“饿狗吃肉包子哪会只吃一个?”“我说的是老实话,不相信可以去查。”“这种事怎么查?只有靠自己老老实实、坦白交待。”“不老实坦白交待,证明不认罪服法!”

老童男急得脖子上青筋突兀,面红耳赤,语无伦次:“请政府去查,准定查得出来。查出我不老实,就抗拒从严,枪毙两次、砍两次脑壳,我都心服口服……”

“你有几个脑袋砍两次?又不是孙悟空转世……”

“没有的事,难道叫我咬出几个来陷害人家。”

小组长帮他解围说:“算啦、算啦,让他考虑考虑,明晚继续交待。今晚呢,先让他自我检讨,自我批判认识,挖挖思想根源,大家诚恳帮助,提出宝贵意见。”

他想了一阵,自我检讨批判说:“我乱搞男女关系,流氓行为,太不道德,猪狗不如,简直不是人养的……思想根源就是受到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的影响,企图学资产阶级的享乐腐化,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我保证好好改造,认罪服法,服管服教,立功赎罪,重新做人,今后不再犯。请大家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他搜肠刮肚乱骂了自己一通,大家觉得还算深刻,提不出什么意见,只有那个伪政府的收发员说:“你说你不是人养的,等于骂自己的父母!以后别这么说。”

这时,院子里响起了一阵哨子声,接着是当值大组长的高声吼叫:“睡觉啦——睡觉啦——”。

屋里的灯彻夜不熄,大家都蒙头而卧。小组长没睡,他出屋去片刻后进来掀开我的被子说:“起来,大组长有事找你。”

我爬下通铺走出屋去,大组长独自一人面向我站立在寂静的四合院中。

四合院原是劳改犯人的监舍,围墙高大,未设电网,但灯火彻夜通明,亮如白昼,岗哨里的武装看守时时监控着院里的动向,防止人犯逃跑。

院中放着两只马桶,供劳教分子们夜间大小便。女劳教分子没胆量在看守眼皮下脱裤子,只能方便在洗脸盆里。后来才在大门旁盖了间干打垒厕所,让女劳教分子欢喜不已。

江大组长就站在马桶旁,我走到他面前问:“找我什么事?”他嘿嘿地笑了笑:“还认识我吗?”

我定睛一看,大吃一惊:“认识、认识……”话音刚落,他猛地一拳打在我的左颊上,接着又一拳向右颊打来,我急忙偏头避开,大声叫喊说:“你不要打!不要打!”他说:“老子就是要打……”一边说、一边连连挥拳。

我转身奔跑到岗哨下,大声向看守报告:“我要求见队长……”

大组长也跟了来向看守报告说:“这个新来的右派不服管服教,我惩罚了他一下。”

看守伸出头来:“不服管教还要见队长!队长是你随便见的?”在明亮的灯光下,他大概看到我口鼻汩汩流血,呵斥说:“打了活该!滚回去规规矩矩睡觉吧!”

这时,许多劳教分子闻声涌出门来看热闹,大组长忙着驱赶他们,顾不上再“惩罚”我。

饱尝到了这位大组领导的厉害,我不敢再要求见队长,急忙滚回监舍,爬上床去用被子蒙住头,悲伤得流下了成年以来的首次男儿泪,且抑制不住哭出声来!

这位大组长名叫江承孝,案由是“偷窃”。半年前是我“破了案”后,报请分局长批准,把他处以劳动教养的。真是冤家路窄呀,他如今成了我的大组领导。

挨打己经不是第一遭了。反右斗争中,我因为顽固不化,坚决不承认“反党”,就已多次挨了打,但并没感到人格被侮辱,因为那是警察打警察,而我也在“三反运动”、“镇反运动”、“肃反运动”中打过别的警察。现在则是小偷打警察,而且挨了打还“活该”,岂能不伤心呀!

四十多年后年我退了休,回想这一次挨打,深感打得不冤,真个是活该!因为我那次破的“偷窃案”是桩假案,他被我打得不敢不招,只好认罪画押。

第二天早上出工前,各大小组的劳教分子集中在院里排队清点人数,大组长江承孝喊口令:“立正!向左——看!”

祝福祥当兵多年,习惯向右看齐,把脑袋瓜一下扭向右边。他站在前排,被江大组长一眼看见,走上去揪住他的耳朵::“你他妈的还要向右看!”

江大组长清点完人数后,指挥大家齐声高唱: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全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押队的一个武装看守,发现祝福祥嘴巴未张合,走上去举起枪托朝他前胸打去:“你为什么不唱?”祝福祥一个趔趄,酒瓶底似的深度眼镜掉落地上,急忙蹲下去用两掌到处乱摸,幸好未破碎。我也没张嘴,看到祝福祥挨打,这才急忙跟着大家唱了起来:“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说得到,做得到,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唱完歌齐步走时,也是按口令向左转,并且一定要先出左脚。我从此牢牢记住:“左”代表革命派;“右”代表反动派。后来又牢牢记住:红色代表革命、黑色代表反动、白色代表恐怖、黄色代表淫秽……

我从此开始了遥遥无期、漫长艰辛的劳动改造生涯。由于在水库工地上监督劳动了半年多,磨炼了一副吃苦耐劳的体魄,无论挑担、种植、开生荒,都能整天坚持不懈,无所畏惧。要畏惧的就是小组长和大组长这两级领导,因为队长和两三位管教干部,没功夫成天跟在我们屁股后面监督我们改造,武装看守的职责只是防止我们逃跑,我们的劳动态度和认罪服法表现,都全靠小组长、大组长逐级汇报上去。此外,这两级领导还有权批半天、一天的病假,或分配点没有定额的轻松活:如拔掉包谷地里的杂草;人工授粉;去厨房为大家打饭、挑水等。因此,众劳教分子对两级组领导都十分孝顺,毕恭毕敬,说一不二;随时瞅机会奉上一支香烟,双手为其点燃;家里寄来食物,先请组领导品尝后才自吃……

我不甘落人之后,也极力谄媚阿谀、拍马奉承,别人尊称“组长”,我看到电影里蒋委员长被手下的将军们,亲切地尊称为“委座”,将军们又被部下尊称为“军座”,于是仿效着亲切地尊称两位组领导为“组座”。两位组领导欣然接受,大家也跟着我终日“组座”不离口,对我的发明创造表示由衷的钦佩!

毕竟是“吃屎分子”,臭高一着。

[注:相传元朝统治者把全国划分为十等人: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读书人的社会地位仅高于乞丐。从反右斗争到“文化大革命”,全国知识分子统称“臭老九”,民间戏称“吃屎分子”。]

(本文作者为云南省公安厅退休警官,本名呉永良)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往事微痕》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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