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现在普遍认为，在三十年代你爸爸曾化名“狄克”和鲁迅展开论战。你爸爸晚年如何看待这一问题?还有“叛徒”、“特务”的一些事情你知道吗?
答：1968年上海“四·一二”炮打(张春桥)时，我从白莲泾摆渡到南码头，一路到外滩看大字报。还在外滩拿到不少传单，我一直搞不明白怎么出了“狄克”、“叛徒”等等说法。传单上说：西北局一位领导揭发出的，不记得是刘澜涛还是霍士廉。
我就去问爸爸了，爸爸说他从来就没有与这两个人一起共事过。
关于叛徒的事，爸爸说他从来没有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
还有关于他反鲁迅的事，他说他自己是不用笔名的，但是为了混口饭吃，用别人的笔名帮别人捉刀写文章的事是有的。他十八岁到上海来，靠写文章生存，刚开始住在山东路，后来住在徐家汇，要到《大公报》、《申报》去投稿，有时连乘电车的钱都没有，连三分钱一只的大饼都买不起。一部新电影，别人给他一张电影票，让他写个影评之类，或者某个事件，让他写篇文章。这是有的，是换饭吃的。后来好一点，他自己租一个亭子间，自己写稿子，也帮别人写稿。他是从来不会问家里要钱的，我爷爷也从来不会给他钱的。
后来上海是有人查过这件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狄克另有其人。
问：你妈妈是什么时候被放出来的?
答：妈妈关了三四年。她出来后身体很不好，先在华东医院住着，我们还不知道。后来公安局的人来找我们，让我们接她回家。我们也不知道她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对公安局的人说：“你们说她有很多问题，不能回家。现在又要我们把她接回家来，到底怎么回事？”回答：“她就是历史问题，以前都有结论。”
问：有文章说你妈妈是“叛徒”或有重大叛变行为，事实怎么样?
答：1982到1983年间，我妈妈回家以后，公安局专案组的人到我们家来，告诉她最后的结论。我也在场，我看了一眼她的结论。上面写的是：历史问题有“变节”行为。我也了解过，什么叫“变节”。“变节”和“叛徒”不一样，如果是叛徒的话，要有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行为。她没有。她是从机关下去到县里做县委宣传部长。日本人扫荡时，来不及撤退，整个县委一起被捕的，我妈妈是受伤昏过去时被抓的。
关于她的这个结论是1945年做出的，1949年她重新入党。当时都有组织部的统一意见。有人说她写文章为日寇效力，名字是李淑文，那是张冠李戴。在我妈妈家，她姑姑这一辈的人，名字的中间都是一个淑字，一个家族中，有八九个人是叫“李淑某”的。我妈妈这一辈的人，名字当中都是个“若”字，我妈叫“李若文”。我表哥的那本《直沽世家》，有明确记载。
问：1981年11月公审四人帮的时候，你们也是看的电视转播么?
答：公审的时候，我妈妈已经回家了。那时我们刚刚买了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这是我们家的第一台电视机，现在还放在我爱人的办公室里，他不肯扔掉。那时候买电视机还需要凭票呢。
关于公审的消息，也没有人特别通知我们，我们和所有老百姓一样，是从广播报纸上知道的。一开始我们还不想让妈妈看，怕她受刺激，因为她心脏不好。后来还是让她看了。第一眼看到我爸爸的时候，我们是蛮震惊的，怎么被折磨成那个样子。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爸爸，是1976年夏天我到北京去的时候，四年过去了。
问：这四年，从他被抓进去到公审期间，你们没有任何联系吗?
答：当然没有联系，也没有任何消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在公审时，看到他胡子拉碴的，而且是花白的。当时我们觉得他肯定拒绝去整理的，他肯定想：我就是这个样子，你们把我弄成这个样子，那我就这个样子出来。而且，他也压根不知道我们是什么结果，不知道我们是否受到株连，我们的生活又怎么样。后来去探监的时候，我们去看他了，他说他一点都不知道我们的境遇和情况。
问：当时在电视上看到公审，你们的情绪怎么样?
答：大妹妹住在杨浦区，除了她以外，家里其他人一起看公审。看到爸爸一句话都不说，态度很硬，我想我们应该觉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我们不希望看到一个软骨头吧。他什么也不说，我也觉得还是这样最好。否则，说什么呢？怎么说？反正，从我来说，看到他不是一个软骨头，这就是最大的安慰了。觉得一颗紧抽着的心放松下来了，是谈不上任何伤感的。
问：你们再与爸爸见面，是什么时候，当时的情况怎样?
答：再与爸爸见面是1984年11月，八年没见了。第一次是我和我弟弟两个人一起去见他的。他因为前列腺肥大，从秦城监狱转到复兴医院。给他看病的医生是给总理看过病的，与我父亲原来就认识，后来给我爸开刀，手术也做得非常好。这些医生对我爸爸都很好，因为他们都给总理看过病，在总理治疗过程中，我爸爸那种认真负责，医生是有目共睹的。
公安局来叫我们去北京，我的组织观念是很强的，我对他们说：“你们叫我去我就去了？我是共产党员，我是有单位的，你们叫我们去北京，得先去和我单位讲。”他们只好到我单位里来了，这样，我去北京看爸爸的事情也就公开了。因为那时到处都在传，说张春桥已经死在监狱里了。连我的同学都来问，把报纸剪下来寄给我。还有同学建议我去告《湖北文摘报》，因为上面登了张春桥已死的消息，还有香港的一家报纸。
我要公安局到单位来找我，并要单位同意我去看爸爸，我的目的是要让大家知道我爸爸没死，而且，单位知道是公安局叫我去的，以后也少找我麻烦。
1996年，爸爸快八十了，有人跟我说可以为他申请保外就医。1996年后，我陪妈妈到北京去了两次，找人把信送上去。有一点他们讲的很清楚，如果我爸爸得到保外就医或假释许可的话，他是不允许进上海的。1998年，他保外就医的申请批下来了，他们在江阴给爸爸弄了个“家”。“家”里总要有人吧，就把我妈妈弄去了，其实是把我妈和我爸关在一起了。我妈也就心甘情愿地放弃外面的生活，去陪我爸爸。
那时候，我妈和弟弟、弟媳一起生活，什么都不要她做，大家都照顾她。这些她都放弃了，一个人到江阴去陪我爸。爸爸妈妈住到江阴后，爸爸当然还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他们住处的围墙很高，比普通人家的房屋都要高，楼上都是公安局的人。他们不能出大门，也不能见外人，完全是隔离的。我们去看他，也是不能在那里过夜的。
问：从信中看，对国际大事他也很关心，例如前苏联解体等。是这样吗?
答：对，他对国际大事也很关心，例如关于伊拉克、萨达姆。关于美国去进攻伊拉克，会不会赢？我父亲一开始就说，萨达姆肯定打不过美国，因为他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
问：也有许多人想知道，如果你爸爸他们当时成功了，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也同样有经济上的发展?你爸爸是不是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
答：我爸爸当然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但是，如果按照他们当时计划的路再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会好很多。社会总是要进步的。他们也要发展生产的，抓革命促生产么，并不只是邓小平要发展生产。而且，我爸爸他们计划的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问：他是否觉得邓小平上台后，就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了呢?
答：不，他不觉得中国变成资本主义了。1976年的那个夏天，我就和他讨论过这个问题。我问他中国将来是否会复辟资本主义，他说中国不会复辟成资本主义，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的资本主义。中国只会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状态。
问：你爸爸对邓小平怎么看的呢?
答：关于邓小平，我爸爸一直说他工作能力很强的。爸爸后来告诉我：“邓小平刚恢复工作时，一回到北京就自己找到住的地方，不像我们，都是总理安排的，让我们住在钓鱼台。”邓小平一开始开会，就拿出一百多人的名单，要安排他们的工作。但当时各个部门都是精简的。爸爸说：“主席让我向他介绍情况，他根本不听。”
爸爸还说过，指挥西沙海战时，邓小平非常熟练，指挥果断，一道道命令太清楚了。所以，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有点像一匹战功赫赫的老马，回来带路了。可惜结果是，老马识途，往回走了。
问：你爸爸有没有评论过四人帮里的其他人?
答：他很少对别人做评论的，对于四人帮倒台几乎没有什么评论。关于毛家的事情，他更是一点都不说的。他觉得即使你有肉体上的痛苦，也要忍耐。共产党员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么，什么不能忍耐?
问：他逝世之前的情况怎么样？听说他病危的时候还做了一个关于邓小平的梦，是怎么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