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琴熏抱着一岁沈宁摄于香港，1948年
陶希圣是蒋介石一生当中的四大文胆之一，另三位是戴季陶、陈布雷和秦孝仪。抗战胜利，陈布雷去世，陶希圣成为蒋介石“文胆”，所有蒋介石文稿全部由陶希圣撰写，包括著名的“元旦公告”宣布蒋介石下野。陶希圣被蒋任命为侍从室第五组组长，代蒋撰写过《中国之命运》。蒋的另一本书《苏俄在中国》，也是陶希圣捉笔代刀的。
陶琴薰是陶希圣的次女，因长女夭折，故视为掌上明珠。但这个女儿同陈布雷的女儿陈琏一样，在人生前途的十字路口，选择留在大陆，和父亲分道扬镳，结局也很凄惨。
追溯72年前的那段历史，让我们定格在1949年5月6日那一天。陶希圣随蒋介石乘坐“太康”舰至上海吴淞口复兴岛一带，陶希圣请求蒋介石稍作停留，等候他去上海市区把女儿陶琴薰接出来。
此时，上海已是烽火连天，但蒋介石仍然答应了。
陶希圣立即从军舰上给女儿发出电报，约定在码头碰面。蒋介石下令上海警备区派出一艘快艇，在十六铺码头待命，准备接到人后，立即登舰会合。
但过了约定时间，女儿并未出现，陶希圣只好含泪离开。
女儿爽约的前几天，陶希圣曾一人悄悄来到上海陕西南路女儿家，当面劝说爱女一同离大陆。但女儿不为所动。两天后，陶希圣又托学生转交给女儿一个小包，里面裹着金条，还有一张亲笔字条：时势如此，我也无奈，但愿你们永远互爱互助，共渡困难，不论天涯海角，我将时刻祈祷，愿上帝保佑你们一家平安。
陶琴薰最终还是选择了跟随丈夫沈苏儒留下。沈苏儒说：“我在政治上一直中立，从没参加过任何政党……我崇尚自由主义，不支持国民党政权，也不反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他做记者时在对中共代表团的采访中，接触过周恩来等中共上层人士，感到这些人“可亲可敬”，并非“青面獠牙”。
陶希圣则不然，他在北大读书，参加过“五四”运动。三十年代任北大法学院教授。他知道中共对女儿女婿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是如何蛊惑宣传的。在国共两党多年的交手中，他与中共有过多次碰撞，与周恩来也有过多次交锋，深知中共的狡诈和残暴。他忠告女儿女婿，自己在中共1948年12月公布的43名战犯名单中位居第41位，是毛泽东钦点的国民党大战犯！这顶政治帽子怕你们顶不起，但女儿女婿不以为然。
那天陶希圣在军舰上发出的电报女儿接到了，但没有如约赶到十六铺码头。直到下午，她才抱着一岁半的儿子沈宁姗姗来到吴淞口。她在儿子耳边说：“宁宁，记住，今天是1949年5月6日，今天早上，外公坐江静轮走了。”说完，声泪俱下。
5月24日，陶希圣在日记中写道：“苏儒、琴薰决心不离沪。彼等前途悲惨而不自觉，可哀也。”第二天，他又在日记中写道：“为琴薰及宁宁悲伤。彼等之悲惨命运乃自取耳……”
数月后，中共建政。新中国给予沈苏儒、陶琴薰的当头一棒就是失业。陶琴薰做梦也没想到，她一个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的高材生，竟然找不到工作。此时，适逢二儿子沈熙出生，幸亏有了父亲留给她的金条以解燃眉之急。
后来，是靠堂兄沈钧儒的疏通，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的沈苏儒，才被分配到北京外文出版社做编辑。陶琴薰也是靠关系，去了全国总工会国际部编译处。
儿子沈宁回忆说，在我的家里，父母亲常常拉紧窗帘，播放着施特劳斯的唱片，翩翩起舞。家中书架上摆放的是《莎士比亚全集》、《基督山伯爵》、《呼啸山庄》和《简爱》。母亲爱讲她的大学毕业论文《苔丝姑娘》，还会背诵英文原作给我们听。父亲在家要我们背《唐诗三百首》。父亲要我们学习文化，也学习做人。
1956年，陶琴薰上书周恩来，表示愿意做陶希圣的工作，为和平解放台湾贡献一份力量。她应该知道父亲陶希圣是个三民主义者，从他为蒋介石捉刀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可见其思想全貌，中共曾不止一次对他进行统战，周恩来也亲自找过他。由于政见南辕北辙，以及当时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地位有了进一步巩固，作为党内主管舆论的高层人物，陶希圣不可能接受中共的统战。
陶琴薰为什么要这样做？没见她说过，但是她无论有何目的，想缓解政治压力，是不言而喻的。沈苏儒的堂兄沈钧儒，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陶琴薰的伯父陶述曾也“为革命立过功”，先后任交通厅厅长、水利厅厅长、副省长等职，是湖北省地位最高的民主人士之一。但是这些社会关系抵不过陶希圣是他们的亲爹和岳父这一个社会关系。
陶琴薰自己出面减压，“使陶希圣这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政治资本，能改善些他们的政治处境。”她不能不为三个孩子着想。
周恩来于是派化名海澜的人与陶琴薰“单线联系”。此后，陶琴薰写给父母的家信，经海澜审查后再由香港亲友转寄台湾。母亲万冰如及弟弟们先后寄来回信和照片，但陶琴薰始终未见陶希圣的一个字。而这个秘密的统战工作，做了二十年。
1957年，中共号召“大鸣大放”，沈苏儒写了《请把知识分子当作自己人看》的小字报。陶琴薰也在总工会国际部贴出一张大字报，抱怨领导对她不信任。
结果，陶琴薰被扣上了“右派”帽子。鉴于统战工作不能中断，才没有把她赶到外地劳改；沈苏儒写的小字报，原本也很严重，多亏了沈钧儒的关系，没戴帽子。但到了1962年，沈苏儒还是被下放农村、关进监狱，直到妻子死后，1979年才获平反，从牢房里放出来。
1966年文革，陶琴薰的家庭出身被公布到社会上，胡同里的人立刻就都知道了。街道上的婆婆大娘这才晓得被骗了几十年，特别气愤，立刻通报到附近学校。红卫兵闻讯而动跑来抄家。几次抄家，家里的东西全被席卷一空。最后片纸无存，连《毛选》四卷英文版也被当外国书，撕了擦鞋底。
陶琴薰与台湾“秘密通信”还是有回报的。周恩来办公室的海澜经常给他们家送来一些内部票。如让他们去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游园会、十一国庆节烟火晚会，到人大会堂去看《东方红》、《长征组歌》演出。沈苏儒说，在中共体制下，这些不是单纯的娱乐活动，而是一种政治待遇，显示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标志。他们一家人太需要这样的政治待遇了。而这颗蜜糖，正是中共高层的政治意图，同这些文化活动洗脑，用他们的嘴向台湾那边宣传中共的伟光正。
文革中陶琴薰患了严重的风湿病，四肢关节疼痛，行动困难。秋天，她被强行送到潭柘寺农村劳动改造，因为弯不下腰，只好跪在水田里干活，最后人栽倒在水田里。
她的病情不断恶化，手指肿胀疼痛变形，右手疼得不能握笔。1975年初，在美国的五弟陶范生听说了姐姐的病情，从美国寄来了特效药，经统战部批准，网开一面，送到陶家。陶琴薰服用后，病情很快得到有效控制。但此后就再也收不到陶范生寄来的药品了。陶琴薰病情加重，只好又恢复服用激素，而且加大了用量。多年之后才知道，寄来的药品及信件均遭官方检查扣押。
陶琴薰弥留之际，“皮肤肿胀发亮，而且又薄又脆，轻轻一碰就会破裂。因为卧床，必须定时翻身，否则着床一边的皮肉就会溃烂。所以每两小时一次的翻身变得极为困难，每次翻身都会疼痛难忍，让人泪下……”
1978年8月14日，被病痛折磨了多年的陶琴薰在北京去世，终年57岁。第二天，家人接到五舅陶范生的来信，告诉几个舅舅决定接姐姐到美国治病，已经着手办理移民手续。但陶琴薰已经等不到了，她在亲人的关怀到来时永远地走了。沈宁把五舅的来信，放在母亲的遗体上一同火化，让母亲带着亲人的关怀，升入天国，从此远离病痛的折磨。
80高龄的陶希圣在台北获悉女儿病逝的消息，老泪纵横，独坐灯下，用颤抖的笔写下“哭琴儿”：
生离三十年，死别复茫然。
北地哀鸿在，何当到海边。
1986年，沈宁、沈熙、沈燕三兄妹赴美已四年，却无法和外公见上一面。因为三兄妹所持的大陆护照无法入台，陶希圣知道后，不顾年事已高直进总统府，向蒋经国申请到一张特许令，准许其外孙进入台湾，祖孙团圆。
眼看将要成行，沈宁又犹豫起来。1986年的夏天，还很少有大陆人进入台湾。他们父亲沈苏儒还在北京，就住在皇城根下，若受到牵连，情何以堪？三兄妹最终只能忍痛放弃赴台行程。
听到这个消息，陶希圣毅然发话，要亲赴美国去看望外孙。
1987年7月24日，美国西海岸旧金山国际航班出口，人潮涌动。在台北航班的旅客中出现一辆轮椅车，一高大的中年男子，推车慢行。上面端坐着一位老者，他穿一身灰色中山服，双手握着一根拐杖抱在胸前。这位神色安详的老人就是陶希圣。
沈宁三兄妹一见到外公，他们便在轮椅前不由自主地跪下了，泪流满面。目睹这一场面的中外接机人士，全都主动退让两旁。他们不知道这老少都是谁，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但是这个场面令人动容。
陶希圣的目光扫过来，在一个人的脸上停留片刻，然后又转到下一张脸。沈宁突然发现，外公的目光正越过他们的肩头，“向后面望去，仿佛在继续寻找什么”。他顿时明白了，“我知道外公在寻找谁，她在寻找我们的妈妈，他的女儿。妈妈已经去世将近九年了，外公不会不晓得。可是他不甘心，他希望那噩耗只是传闻，不是真的，他渴望人间会有奇迹发生……”
年近90岁的陶希圣坐着轮椅从台北飞来大洋彼岸，想让39年前十六铺码头的那次等待梦想成真，但是，女儿还是爽约了。他知道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女儿了。
十个月后，1988年6月27日，陶希圣在台北病逝，享年90岁。
2021-1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