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的演出
作者:张哈碧(音译)，译者为流亡_美学。
小时候我在电视上见过古石修盖的美国大学建筑，被它们庄严肃穆的外观深深迷住。后来在老家偶然发现一本书，里面解释说不像在中国，美国的大学是一个特殊地方，致力于培养人们对美丽心灵的持久渴望。帮助人们实现认识、理解和追求真理的愿望，是它们的崇高使命。
在这些建筑里获得一席之地的念头折磨了我有几十年。我期盼在那里遇到伟大的头脑和好奇的心灵，同他们探讨基本观念。一个人怎么会不向往一个学生们接受挑战，思考不可思议之事，质疑常规，辩论彼此观念的地方，在她被关在中国教室许多年以后，那里所有的课程都被剥去美好和想象的成分，只剩下露骨的实用主义呢？
20年后，我如愿坐在一座这样的建筑里，争取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地，没料到在这里思考遭遇劝阻，异议受到打压，而意识形态忠诚是在高等教育机构里兴旺发达的先决条件。
上周，本人又参加了一场公平会，听人重申为了实现结果平等，必须歧视一部分人的原则。导师和随从们机械地重复自我教育，促进多样性的警句。“你在教育自己成为一名反种族主义者方面做了什么？”成了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在每一场教职工会议、工作面试和硕士研讨会上被人鹦鹉学舌。这个问题表面上无伤大雅，但是既无中生有，又贻害无穷，假定一个人是事实上的法西斯分子，而这种法西斯主义需要靠全力以赴的自我努力进行治疗。
斗争社会
自我教育是毛的一个独特发明，最早出现在1942–45年延安整风运动时期。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人陆定一1957年在一篇纪念该运动的文章中，将它定义为“党内的一场自我教育活动，一场意识形态的重建活动。”毛式自我教育通常包括认真阅读一份规定的书目，接着是群众讨论会上的批评与强制的自我批评，都是为了强迫遵从“正确的思想方式”，同时杜绝“错误的意识形态。”
延安整风运动是对当时诸多政治危机的一种回应，它们对党的领导地位构成挑战，当中有一个与苏区新来者有关，他们大部分人长在城市，受过教育。有许多真心实意、一腔热血的青年革命者，对国民党和他们在抗争中的无能表现日渐失望，便成群结队来到毛的首都延安，不料之后对延安明目张胆的不平等和领导层唾手可得的特权也产生幻灭，包括食品、衣物、托儿所、药品以及接近(和使用)妇女的机会，伴之以精英当中普遍存在的飞扬跋扈和自以为是。不久后开小差便屡见不鲜，只要条件允许。通过意识形态清洗，改造知识分子便成为当务之急，1942年3月《野百合花》的出版则起到了催化作用，作者为王实味，一名全心全意的共产主义者，在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
《野百合花》刺破官方的平等主义主张，指出在党宣称的意识形态与现实实践中间存在一条鸿沟，批评强迫服从，并揭露虚伪的精英论。王实味的其它作品，譬如《政治家，艺术家》，则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侵入文学与艺术领域，挑战党在限定知识分子表达和探询上扮演的角色。也许他最恶劣的罪行便是拒不公开认错；相反，他恳求年轻人独立思考。这个桀骜不驯的讨厌鬼便成为标靶。
经过一段时间毁形灭性的囚禁后，王实味因反对党的领导层树立与神化的集体主义精神，被指责为“托派分子”和“叛徒”，最后付出了生命代价。他的个人抵抗承载的意义远超出他自己的时代，因为给他的打击创立了一种反对自由思想的话语，用毛的话来说就是“意识形态斗争”，继而成为党对直言不讳的知识分子异见者反复采用的解决办法。
一致同意的祈使句
极权主义假定存在一个人类乌托邦，以及一种千方百计创造出来的决心。全面控制社会是实现这一乌托邦的必要之举。它要求掌控一个人的全部，导致人的自由意志与国家压迫之间发生一场似乎无休止的斗争。为了结束这场斗争，有必要按照政权意识形态的要求，不断改造人类。这种不断改造人的思想的做法是一场永无止境的革命，毛的27年统治便是明证，以数十次残酷无情的群众运动为标志。
思想控制必须始于儿童，越早越好。希特勒青年团、巴利拉(注：意大利的一个法西斯主义青年组织)和少年先锋队无一不服务于这个目的。由是，极权主义内部的教育系统必须转变成一间洗脑训练的机构，为“制造”共产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或者进步主义者服务。灌输一套不可质疑的信念，是在子孙后代中打造一个通用思考模式的手段：比方说白人与生俱来便是种族主义者的信念。教育与意识形态相结合，很容易从官方教科书的主宰中认出，同时审查竞争性观念，借助死记硬背、象征性仪式和口号来学习-一切为了确保人人思想一致。
极权主义好战分子誓言“根本改造”社会，重构现实臻于完善。因为他们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化身，凡与他们不同的看法，均被感知为对他们的正义事业构成的生存性威胁，甚至是针对国家的暴力侵犯。极权主义热衷于统一思想和一致同意，经常在宣传、审查和政治正确的协助下，借由谎言、恐吓、伪造或者赤裸裸的恐怖来实现。目标不是编造正义的表象，而是粉碎个人抱持其它想法或者抵抗洗脑的意志。最强大，因而最有害的暴政莫过于夺走内心的思考意志。
常青的例子
本人在当代美国所见过的学校与意识形态结盟的例子中，没有一个比常青公平委员会更发人深省。2017年，它因驱逐前教授布雷特·维恩斯坦而声名狼藉。维恩斯坦的驱逐肇始于2015年，当时学校成立了常青公平委员会。有一群所谓的“反种族主义教育工作者”起草了一套未交检验的猜想，并在一次会议上当成一份神圣“信条”清单提交给该委员会。其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种族主义在今天以传统和现代两种形式存在；它是一个制度化、多层次和多方面的体系；所有社会成员均如此这般得以社会化，加入到该种族主义体系中，尽管社会定位各不相同；所有白人均从种族主义中受益，无关乎意图；不行动起来反对种族主义便等于支持它；种族现状令大多数白人感到舒适，因而凡维持白人舒适感的东西皆为可疑对象；种族受压迫者凭藉对种族体系的经验知识，比他们的种族压迫者拥有更加透彻的洞察力；可以预料针对反种族主义教育会产生抗拒反应，必须站在战略高度，毫不含糊地加以处理；这些核心信条将成为一份指南，引导我们用实际行动，推动教育自己与学生的工作向前发展。”
此后在一次教职工会议上，有人提出在合同中添加一项条款，要求所有教职工每年必须写一份自我评价，反思本人在种族主义方面的思想进展。投票结果是72–2票通过该条款。
在2016年的常青平等委员会独木舟大会上，有个学生在发言时，慷慨激昂地通斥她本人及其祖先、家庭和亲戚的“白色性”。自我批评与告发家人是熬过中国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所必需的手段，起初受到对毛泽东的热爱驱使，后来便变成深入骨髓的性命之虞。
独木舟大会被形容为一个“论坛”，但没有促进任何交流，只有一场精心组织的表演，包括一群学生、教职工和行政人员登上一艘注定带领大家抵达公平乐土的幻想独木舟。一致同意在那里的人群当中找到一种戏剧性表达，参与者们排队梦游，合着同样的节奏拍手，想必也会同步他们的“心跳”。这让我想起成千上万的中国男女老少，有些惴惴不安，有些则曲意逢迎，有些尖酸刻薄，有些则精打细算，他们要么身先朝露，要么飞黄腾达，在那场空前大戏的舞台上，那场打着文化大革命的名义，摧毁文化的人间悲剧。
一致同意的要求在一个极权主义政权里，导致对异议的不容忍，因为异见相当于亵渎。逼迫一个社会团体屈从于惩罚性手段，或者采用极权主义的说法再教育，因而在所难免。仅仅不反对尚不足矣，需要用积极的行动来展示献身于极权主义运动的决心。无论是谁被置于该政权的魔爪之下，都必须争先恐后向它的意识形态表忠心。意识形态政治一往无前，直到摧毁整个现存社会，因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然证明，最令人的心灵不能自拔的莫过于绝对权力。
然而，没完没了的迫害、告发和虚假忏悔对文化和伦理造成巨大破坏，证实了人性的沦丧，具有更加邪恶的影响。精神性、人类尊严与人际信任的丧失意义深远，且无法更改。我在30多年前住过的那个残缺社会里，亲眼目睹过这一幕。
本文于2021年6月17日发表在《美国思想》网站上，作者为佩珀代因大学政治学博士生张哈碧(音译)，译者为流亡_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