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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地收入大减 习“保基层运转”遇大挑战

2021年三季度以来,中国的土地市场降温,需求下降,地方土地出让收入大跌。中国部分省市传出公务员减薪的消息。

在中国,公务员这个职业是令不少人羡慕的“金饭碗”,作为维持中共体制运行的重要部分,不仅收入有保证,福利和待遇也十分优厚。今年更有超过200万名中国人争抢约3万个公务员职位。但近日,中国一些最富裕的省份都传出公务员减薪消息,中共“保基层运转”的目标面临基层人心浮动的挑战。

今年12月6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经济会议,会上再提“六稳”、“六保”任务。六稳是“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六保”是“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六保”中哪一保最重要?自媒体人石山在今年12月9日时政评论节目《有冇搞错》中表示,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角度和看法。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就业、民生是最重要的;对企业来说,市场主体和产业链稳定是最重要的;对政府来说,粮食能源安全,当然是最重要的。对于中共政权来说,“保基层运转”,恐怕才是最重要问题。

当下全球经济都不景气,2022年中国的公务员招聘竞争也更激烈。据中共公务员局上月公布,今年共有超过212万人通过资格审查,平均68人争一职位。西藏邮政管理局的一个科员的职位,竟然有2万人报名争抢。不过,最近自媒体上出现江苏、浙江、广东、福建以及上海等省市公务员减薪的消息,降幅高达两成半到三成。

目前,江苏、浙江的公务员绩效奖被“砍”;广东有地区已停发公务员补贴,只发基本工资。官媒报导中,中纪委甚至鼓励公务员下班后开滴滴、送外卖赚钱。

大纪元记者对此消息访问上述省市公务员,发现除上海之外,几个省的受访公务员均表示当地已经开始降薪,只是减薪幅度在同一个省不同的城市中也各有不同。

地方收入中土地财政占比大

要保基层运转,就需要充分的可支配财力。

1994年中共实施分税制改革之后,将体现国家主权的税种划为中央收入,如关税、进口环节税收等;将税基较为稳定和地域化属性明显的税种划为地方收入,如房产税、市政税等;将税基流动性较强、地区间分布不均衡的税种划为中央收入或中央按照较高的比例分享,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

地方公务员的工资要依靠地方财政。地方政府收入分成两部分,除了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资金,以及与中央共享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之外,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都来自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增值税、环境保护税、资源税、印花税、车船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烟叶税、教育费附加等地方固定收入。

而其中,土地出让收入在分税制改革后就逐渐成为了地方政府最大的收入来源。

网易自媒体平台用户搜集中国财政数据,2021年上半年,中国上半年土地出让收入3.44万亿元(5400亿美元),占地方财政6.25万亿元(9827亿美元)收入的55%、占全中国10万亿元(1.57万亿美元)税收的34%。

据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今年11月2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2020年,中国土地出让收入规模达到8.4万亿元(1.32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GDP的8.3%,较2009年提高了4.2个百分点。2019年中国房地产行业税收为2.6万亿元(4088亿美元),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为7.1万亿元(1.12万亿美元),两者合计相当于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之和的35.2%。

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人口流入、土地市场供需旺盛,土地出让收入在地方综合财力中的占比也较高。2020年,江苏、浙江、广东3省土地出让收入均超过8000亿元(1258亿美元),浙江、江苏、福建、山东、广东、重庆6个省市对土地财政较为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占各地综合财力比重分别为51.9%、46.9%、40.3%、38.7%、33.8%和32%。

土地出让收入大跌

粤开证券的报告还显示,2021年三季度以来,中国的土地市场降温,需求下降,总体呈现量价齐跌,具体表现在三方面:地方土地出让收入大跌,非重点城市的土地拍卖遇冷;土地流拍撤牌率升高;土地溢价率快速走低。

今年第三季度,中国300个城市的住宅用土地出让金同比降幅达到36.6%,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降9.6%。20个重点城市第二批集中供地流拍撤牌率高达31.8%,较首批提高25.3个百分点。其中北京、广州流拍率分别达到60.5%和52.1%。

今年9月,中国300城市住宅用地平均溢价率为4.1%,较去年同期下降10.8个百分点。同时,20个重点城市第二批集中供地平均溢价率为4.2%,较首批下降10.3个百分点。

此外,信贷收紧等政策也导致房市遇冷,房地产相关税收也受到影响。地方政府固定收入减少,公务员的收入也势必受到影响。

对土地依赖度高地区开始降薪

此次传出降薪消息的省市,据粤开证券的报告分类,都是高土地依赖度、低负债地区。

对地方政府来说,土地财政收入不仅是地方政府举借债务的担保,也是偿还地方政府债务的重要资金来源。粤开的报告根据土地财政依赖度和债务率高低,将2020年的中国各省市分为四类。土地出让收入依赖度高于24%(中位数)为高土地依赖度,债务率高于100%(国际警戒线)定义为高债务率。

第一类是高土地依赖度、高债务率地区,以天津、贵州、湖南、广西、福建为代表。土地市场降温的主要影响在地方政府以及辖区内城投平台的融资能力下降,债务还本付息上升。

第二类是高土地依赖度、低债务率地区,以浙江、江苏、山东、广东、上海等沿海省份为典型代表。也是最近传出公务员降薪消息的地区。这些地区土地财政收入的用途更多是直接用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或者注资成立地方融资平台,因此土地市场降温对这些省份的影响更多的体现在投资端。

第三类是低土地依赖度、低债务率地区,以西藏、江西、甘肃、山西为典型代表,受土地市场降温的影响相对较小。

第四类是低土地依赖度、高债务率地区,以青海、宁夏、于南、辽宁、内蒙古等西部和东北省份为代表,相关地区经济发展放缓,人口流出,无法通过卖地增加收入,只能通过发债缓解收支压力。

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高负债

中国的土地财政有其历史背景,而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就是一个分水岭。

根据中达政权今年7月份的报告,在分税制改革前的1993年,地方财政收入占比78%;改革后的1994年,地方政府收入占比骤降为44.3%。但1994年地方支出占比为69.71%,1993年为71.74%。分税制后,地方税主体增值税75%划给中央,地方政府就要寻找自由度更高的收入来源,土地财政即产生于此时。

另外,当时房地产和建筑业是缴纳营业税的主力,而营改增前营业税是地方独享税种,土地开发经营过程也会产生其它税费。同时,土地财政也与投资拉动型模式相辅相成,土地金融红利的释放能够支撑地方经济与财政实力快速增长。

而分税制改革与投资拉动经济模式也促成了城投的产生。地方政府会以部分土地出让金作为资本金成立一些从事城市建设的公司;这些公司的资金来源除资本金外,很大一部分来自土地抵押贷款。随着基建的增加,城市人口和产业通常也相应成长,带来土地升值、地方收入增长,这反过来又扩大了投资和征地规模。这实际上就是过去20余年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核心模式。

时至今日,土地财政与城投仍是地方财政体系运转的关键和信用扩张的锚。

随着中国人口红利消失,房地产市场风险加剧,高企的地方政府债务也引起了外界担忧。

根据彭博引用高盛的一份报告,截至2020年底,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总额从2013年的16万亿元(2.51万亿美元)增至约53万亿元(8.2万亿美元),这相当于中国GDP的52%,而且高于中共官方公布的债务余额。

推动地方朝税收收入为主发展

面对这种情况,习近平当局目前希望地方政府能由出让收入为主转向税收收入为主。一个措施就是推动房产税的试点。

经济学家程晓农10月份接受新唐人采访时表示,中共突然推动房产税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挤压房地产泡沫,避免整个经济被房地产泡沫绑架的困局;二是为地方财政提供替代卖地收入的稳定新税源。

据《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指,习近平全面开征房地产税的思路遭遇党内强大阻力,很多高官权贵本身拥有多项物业,涉重大利益调整。

此外,粤开证券研究报告认为,北京当局也很可能会上调资源税和环保税这些地方税种的税率。同时增加消费税的税种。报告说,未来中国地方政府比拼的不再是土地多寡和政策优惠程度,而是地方政府统筹治理的能力、筑巢引凤的能力以及激活企业和高技能人口积极性的能力。

(记者王佳宜对此文有贡献)

责任编辑: 李华  来源: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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