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子女在现代家庭中已是常态，但在40年前的中国大陆，这项政策却是最激进的社会实验。图为非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在现代家庭中已是常态，但在40年前的中国大陆，这项政策却是最激进的社会实验。最早一批“政策一胎化子女”如今迈入中年，他们回顾过去，道出政策对自身的影响。
中国从1970年代推动计划生育，1979年的全国计生办主任会议上，明确提出对生第二胎以上者要有经济处罚措施，人口学者梁中堂认为，这标志着“一胎化”生育政策的诞生。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的宣示，把“一胎化”活动推到高潮。
所谓“一胎化”，也历经局部调整，允许生了女儿的农户可以生第二个孩子，少数民族政策更宽松；直到2016年开放为“二孩政策”，2021年宣布开放为“三孩政策”。也就是说，政策造成的独生子女是绝无仅有的一代人。
最早的一批“一胎化宝宝”正迈向或已经40岁，多数面临着奉养父母和生育子女的压力。对他们来说，一胎化代表的不只是统计学上的意义，也决定了“长大”过程中的许多感受。
“我们小时候，‘独生子女’在日常生活其实是贬义词，好像说‘你们这些独生子女怎么怎么’，被宠坏、没同理心这些，虽然宣传口径上是光荣的。”1980年出生于上海的杨喆告诉中央社记者。
但是农村长大的张超群，则有一番不同的体会。他是老大，还有个1989年出生的妹妹，父母当时罚了多少钱他并不清楚。在农村，他的邻居、同学有手足的很普遍。就他所知，其家乡到1990年代才变得严格执行计生政策，甚至会以拆房子等暴力手段威胁。
进入县城上高中后，张超群看见独生子女的家庭通常条件都比较好，譬如担任公务员，他对这些同学的感觉是“比较自信、穿有品牌的衣服”，相对于自己的父母总是买便宜货，他从这些独身子女身上，开始有了穿品牌鞋、衣的概念。
除了“独生子女”标签的意义不同，“一胎化”政策的执行力度一直城乡有别，也有打破外界刻板印象之处。
一直到读大学，张超群才发现原来同学中有那么多独生子女，他们都是城市人。而出生在江苏、上海这些贯彻独生子女政策最到位省分的人则说，他们到大学才发现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非独生子女多了起来，但独生子女仍是多数”。
为什么有些家庭选择“超生”，有些则不？主要取决于，如果夫妻是党员、干部、“吃公家饭”的，通常必须严格遵守政策规定，否则保不住饭碗。
而农村人理论上懂得“孩子养越多，家庭经济越沉重”的道理，但传统观念和农业生活却让他们说什么也很难只生一个孩子，而且一定要生男孩。本来就拮据的经济，因为多子女情况往往更糟。
也有许多家庭被超生罚款压垮。学者曹锦清所著“黄河边的中国”就记载，1995年时的河南农村，超生一胎罚人民币4100元，分7年摊还，每年得交近600元，超过一个家庭一年下来的总结余，而且罚款金额还不断增加。
南京的王先生也是出生于1980年代的独生子，他将遵守计划生育解释为：“反映出我父母那代人的性格懦弱，同时因为受到的教育水平低，近乎文盲，因此不敢抗争。”
他说，父亲家庭很贫穷、教育不足，又因为“地主”家庭的背景，成长过程中受欺负，在生育这件事上逐渐变成“不敢、不能生”，“不是没想过多生，而是没条件”，在这个被他称之为“全世界最违背人性、违背良心”计划生育政策之下，家里终究只有他这个唯一的孩子。
独生子女的成长过程未必都如刻板印象的孤单。几名生长在上海、南京这些大城市的受访者都提到，成长过程中和表亲、堂亲玩在一块儿，经常往来，并不觉得孤独。
有兄弟姐妹的农村小孩，在农村经济凋蔽、父母外出打工的背景下，反而可能真正过着缺爱的童年。
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担任教师的黄灯说，计划生育政策对学生的影响让她深受冲击。
她在“我的二本学生”一书中写道，这些来自多子女家庭的学生，随父母“躲计划生育（查户口）”是生活常态，为了家庭生计也为了躲避罚款，他们从小被留守在农村或者随父母居无定所，而伤害最深的并不是贫穷，而是“缺爱”。童年欠缺关爱的孩子，到了大学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自卑，内心无所依傍。
而一些独生子女在谈到自己的性格缺陷时，往往会归咎于没有兄弟姊妹。前述王先生就说，“因为是独生子女，同理心少一点，不太会关心别人，考虑问题以个人为中心多一点。”
中共宣扬过去4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却不愿多谈同时期倒退的计划生育政策，这段期间无论是“合法出生”还是“非法超生”的子女，成长过程中也是中国城乡发展发展剧烈变化时期。他们有些人付出了与父母分离或家庭高额罚款的代价，却只能无声无息淹没在时代洪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