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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二当家:灭洋是工作 用洋货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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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上阵打仗的时候,曹福田的造型又是这样的:福田骑马,戴大墨晶眼镜,口衔洋烟卷,长衣系红带,缎靴,背负快枪,腰挟小洋枪,手持一秫秸,语路人往观战。大墨镜、洋烟卷、小洋枪,这些可都是洋货,但出现在曹福田身上倒没那么违和,因为他明白表示过,只反洋人,不反洋货。真应了那句话:灭洋是工作,用洋货是生活。

一直以来,义和团给人的印象都是逢洋必反、逢洋必灭。在他们眼里,所有沾“洋”字的东西,不分国别、不分品牌,都是洋人用来祸害中国的,非灭不可。所以,关于义和团恨洋灭洋的史料,汗牛充栋,手头随翻即是。如清末民初广东顺德人罗敦曧(róng)所写的《庚子国变记》载:

义和团谓铁路电线,皆洋人所藉以祸中国,遂焚铁路、毁电线,凡家藏洋书、洋图、皆号二毛子,捕得必杀之。(《清朝野史大观·卷三清朝史料》也载录)

署名仲芳氏的《庚子五月义和团进京逐日见闻记略》中如是说:“哄传各家不准存留外国洋货,无论巨细,一概砸抛,如有违抗存留,一经搜出,将房烧毁,将人杀毙,与二毛子一样治罪。”

《拳匪纪事》中的记载,更让人毛骨悚然:

拳匪起时,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枚,洋纸一张,途遇团匪,乱刀并下,皆死非命。

至于教授外文的同文馆,更在拆除之列——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清子民,学什么洋语。

据《西巡回銮始末·津门战后记》载,李鸿章的英文秘书、也是北洋海军的创始人之一罗丰禄,有个弟弟叫罗熙禄,从河南到天津去,随身带着两箱外文书刊,明知义和团在查抄洋货,但他不忍割爱,结果,“途次被匪系于树下,过者辄斫,匪刀极钝,宛转不死,仰天大号,顾以为乐;一仆自言相从多年,主人并非二毛,亦为所杀,独一马夫幸免。其痛恨洋物如此”。

就是路上被搜出带洋书,人被绑在树下,路过的随便上去就砍一刀。义和团的刀都不利,很多人砍过后,罗熙禄都死不了,只是“仰天大号”,砍他的人则以此为乐(不排除也有非义和团的百姓)。他的仆人说跟随主人多年,主人并不是“二毛子”,结果也被杀了,只饶过了拉车的马夫。可见,义和团有多么“痛恨洋物”。

可以想象,如此时势,敢过洋节的国人,那就更是找死中之找死了。

但在罗敦曧的另一本《拳变馀闻》中,我们却可以看到义和团中的一个异类。

该书载,在义和团势力最盛的天津,当全城“洋货店多被毁”时,居然有该组织成员公开表示反对法:“无须,洋货入中国久,商民何罪?”没必要嘛,洋货进中国这么久了,买卖者有什么罪?

敢这么说,那是活腻了吧?

错了。因为说这话的人,是团 大陆位仅次于张德成的大师兄曹福田。

曹是天津静海县人,原是地方军中的一个游勇,因为嗜食鸦片,在部队中呆不下去,乱世多风口,他决定抓住机会开创自己的一番事业。

刚到天津时,城里已有拳坛,为了显示神功,压服众人,曹福田登上土城楼,咋咋呼呼问,洋人的租界在哪个旮旯?本地人指着说,就在东南方。曹一听,立即朝东南方跪下,叩了几个响头,过了一阵子才站起身来,拍拍手,淡定地说,租界的洋楼已被我毁掉了。

这话说完没多久,果见东南方浓烟滚滚,众人心口写个大大的服字,真的给跪了。

真相则是,曹福田事先雇托儿去民居放火,演了一场大型魔术烟火秀。

就这样,曹福田一烧成名,天津的拳民都服服帖帖归他管。而他,也表现出跟其他义和团头目不一样的亲民风格。除了前面说过的反对烧毁洋货之外,当天津市民下跪迎接他时,他在马上手一挥,说:“无须跪也。”甚至,听说拳坛勒令市民吃素时,也表示反对:“无须,我亦饮酒食肉也。”

这种相对人性化的言论,效果立竿见影,“津民以是尤信奉之”,天津市民因此更信奉他。

可见,一个组织再怎么反人类,只要成员中有人说点人话做点人事,立马就能得到民众的爱戴。

但是,曹福田敢如此“另类”,只因他是义和团中数一数二的人物,如果以为他真的很有人性,那就大错特错了。

很简单,真有人性怎么能当上义和团大师兄。

不少讲述义和团运动的文章都提到,曹福田曾带着拳民冲进天津租界区紫竹林古庙,将正在读书的学生抓起来,搜出墨水、钢笔等洋货,以学生都是洋人奸细为名,一下子就杀了十几个。

但凡有点人性,会这样残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吗?

到了该上阵打仗的时候,曹福田的造型又是这样的:

福田骑马,戴大墨晶眼镜,口衔洋烟卷,长衣系红带,缎靴,背负快枪,腰挟小洋枪,手持一秫秸,语路人往观战。

大墨镜、洋烟卷、小洋枪,这些可都是洋货,但出现在曹福田身上倒没那么违和,因为他明白表示过,只反洋人,不反洋货。

真应了那句话:灭洋是工作,用洋货是生活。

这跟之前写过的《红灯出征,寸草不生》里面的红灯照首领林黑儿也是一样的,再怎么反洋货,出行时,也还是要不少洋枪护着她。

在这样的乱世中生存,普通民众得有多难。《拳变馀闻》开篇就说了,六年前中日甲午之战,天津被战火殃连,民众流离失所,当时北乡挖河,挖出一残碑,上面有一首类似谶语的打油诗:“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红灯照满街,那时才算苦。”

当时天津百姓都不明白在说什么,六年后,“红灯照满街,那时才算苦”终于成为现实。

义和团得势时,对洋货无差别灭绝,民众沾洋字必死。等到八国联军杀进来,义和团牛皮吹破,神功完全不好使,一触即溃,慈禧光绪扔下北京逃到西安去,民众就不得不“挟洋自保”了。

还是前面引过的《西巡回銮始末·津门战后记》,在讲了罗熙禄遇害的惨状,总结一句“其痛恨洋物如此”之后,镜头一转,我们看到天津民众:

今乃大异,西人破帽只靴,垢衣穷裤,必表出之。矮檐白板,好署洋文,草楷杂糅,拼切舛错,用以自附于洋,昂头掀膺,翘若自意。

只要能找到一件洋装,哪怕它只是一顶破帽、一只靴子、一条底裤,都要穿在身上,并刻意露出来让联军士兵看到。屋前屋后有空位的地方,都写上洋文,不管拼写、语法有没有错,反正就是要跟洋字沾边,并以此为荣。

甚至还有这样的:“日本兵先至,津民大书‘大日本顺民’,或揭诸门,或缠诸臂,以求保护,拳民一时绝迹焉”。(《清朝野史大观·卷四清朝史料·裕禄酿成拳祸》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P401)

北京那边,当联军入京时,京官朝贵中众多人“相率户前挂某某国顺民旗”,“鼓乐燃爆竹,具羊酒以迎师”。在德军驻守的顺治门外一带,“其界内新设各店牌号,大都士大夫为之命名,有曰‘德兴’,有曰‘德盛’,有曰‘德昌’,有曰‘德永’,有曰‘德丰厚’,有曰‘德长丰’等。甚至不相联属之字,亦强以‘德’字冠首。种种媚外之名词,指不胜屈。而英、美、日、意诸界亦莫不皆然”。(《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陈旭麓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1月)

《西巡回銮始末》在讲了天津百姓怎么“崇洋”之后,感叹道:“嗟吾此民,是岂知人世有羞耻事耶。”唉,这样的民众,知道什么叫“羞耻”吗?

这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真正无耻的,是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先是牛气冲天地向各国宣战,后来打不过撒丫子就跑,等到得知洋人不想推翻她,又感激涕零,甚至奴颜婢膝。且看1902年2月3日,《泰晤士报》报道了两天前慈禧太后回京后接见各国驻京公使的情况:

太后进屋一把抓住康格夫人(美国公使夫人)的手,好几分钟没有放开。她浑身颤抖,抽泣哽咽的说,进攻使馆区是极大的失误,她后悔莫及。后悔莫及成了她深切的反思,更由此产生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奴颜媚态。

义和团在清廷纵容下无差别灭洋,民众跟着灭洋,那是为了保命;义和团失败,八国联军打进来,民众崇洋,也是为了保命。既然以天朝自居的清廷为了保命都可以媚外,凭什么民众不能为了保命而崇洋?

2021-12-24

责任编辑: 东方白  来源:后现代聊斋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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