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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十日》作者江雪:为了独立表达,我愿意承受一些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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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她从事了快20年的职业——作为记者,现在成为她的事业——作为一个离开媒体机构的独立访问者。早在2003年,调查报道繁盛的时期,江雪就和王克勤、陈锋、柴静等一道,罕见地被央视评为当年的"八大风云记者"。最近几年,她由记者转做评论部主任,并又做回记者。在华商报这份西北地区影响力最大的都市报,她一留就是17年。调查记者圈,生于西北并且始终留在西北的"名记",她似乎是唯一的一个。

她成名于2002年的延安黄碟案报道,当时延安一对夫妻在家中看黄碟,遭遇警察闯入并被带走。江雪和同事对这件事做了持续半年之久的追踪报道和评论,这个事件本身也引起全国媒体的关注和讨论,焦点在于——公民私权与国家公权的边界。

凭借那次报道,江雪获得《南方周末》"2002年传媒公众服务杰出表现奖"以及中央电视台"2003年中国记者风云人物"。

时隔13年,再次谈起"黄碟案",江雪说,她有了些新的思考,"十年前,大家讨论公权和私权的界限,好多法学专家谈对警察权力的限制。当时对警察国家的批评,我认为还是比较充分的。但是过了这十年,警察权没有得到收束,反而有一种更泛滥的倾向,今年,你看庆安事件中警察开枪,明显能看到警察权力已经有放纵的危险,但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对此不可能再有更全面的讨论了。"

她说,以前身处其中,不觉得那有什么,叫上同行、想方设法突破现场、突破禁令,在当时看来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几年传统媒体在体制和资本的双重压力下急剧衰落,公共空间愈发缩小,回想过去,才意识到那时候真的是黄金年代。

能做事的时候,要利用那个环境去做事

当事人拒绝了采访。那人曾经是热血青年,经历过被打为右派、同伴屈死的过去,现在人老了也过上了大体如意的生活,说:不想再提起过去的事。

对这种情况,江雪通常表现出理解以及耐心。她的忧虑藏在表面的淡定背后。"我其实很羞愧,我今天还坐在这里,没有去行动。"一次在咖啡馆聊天时,她突然说。这是她难得表露出内心的着急。

谈到过去,她时常谈起的是评论部两年的"痛快"。2011年7月,江雪由记者转做评论部主任。她希望的是:搭建一个凝聚本地和国内知识人价值认同的平台,尽可能地拓展言论空间。她觉得,在今天,对一家报纸的评论版来说,呼唤民主、法治,批判公权依然是最重要的职能。

那时西安乃至全国发生的重大事件,不管有无禁令,她说自己"见缝插针,尽量去拓展边界"。从"7•23"动车事故到乌坎事件、北海律师案、南周事件等,她主持的评论都没有缺席。

在西北的这份报纸上,登过贺卫方、杨继绳、崔卫平、笑蜀、袁伟时等人的访谈。那个时候,她的好友,当时西安外国语学院新闻学院的院长王天定,和西北政法大学的"终身副教授"谌洪果常会邀请一些人去课堂给学生们讲课,这些内容会被江雪发到华商报评论版。"这也是公民社会的一种互动。"稿件往往要删掉一些东西,但她会去争取,尽可能保留更多。

碰触一些禁忌的议题时,江雪会受到由上至下传达下来的压力,时不时的,也会有人给一个暗示,各种各样的暗示,提醒她"注意一下"。

2013年7月,她接到了指令,以后不能再去谈那些民主法治这一类议题,"你可以谈论菜篮子这种民生议题,为什么去触碰那些?"然后,她辞掉了评论部主任的职务。

就在几天前,12月17日,最新的消息传来——华商报宣布解散深度新闻部。这同时意味着在江雪离开后,被并入深度新闻的评论部也一并解散。对江雪,这意味着她迄今为止几乎全部的职业生涯。她曾是在深度新闻部做了10多年记者,又在评论部担任了2年主任。现在,这两个部门都不复存在。

"为什么不把媒体仅仅当做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业余做自己想做的事?"

江雪想了下,说道:"其实媒体人受体制的影响是最大的。有时候它会逼到你跟前来,你必须做出选择。艺术家、律师、记者,都是这样,你要有个态度。我也不是一个多勇敢的人,但我会衡量,为了自由,为了独立表达,我愿意承受什么样的代价。比如缺少固定收入这样的代价,是我能够承受的。如果因此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我觉得是值得的。如果要养家糊口的话,那做点其他事也挺好,比如开个小面馆?"。

念念不忘

现在,江雪拿着笔记本置身人群里,她依然像记者一样倾听,像记者一样提问、记录,她的穿着、言行还都是记者。自1998年入行,她已经做了10多年采访,在她的工作状态里,专注、耐心,驾轻就熟。除了不隶属于任何一家新闻机构,她所干的毫无疑问仍然是记者的活计。"其实我觉得我压根没有转型,还是一个记者,还是在路上。"她说。

做"雪访"后,第一篇,她写的是阿潘,一位知名维权人士的妻子。阿潘探望丈夫时,江雪陪在一旁,她说,最初是出于道义上的情怀,想陪着阿潘走一圈。后来她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成了"雪访"的第一篇文章《阿潘探夫记》。

从春天到夏天,她来探视的日子,天空大多数是蓝的。可也有几次,是那种灰,沉闷、空旷,让人心往下沉的灰,她都记录在Ipad里了。

她也拍下了玉闪送她的花,那是他从"号子"到会见楼的路上,偷偷在路边揪下来的。共有6次,阿潘收到了,是那种小小的、长在路边的黄色雏菊。最后一次,被押解的警察发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花了。

她接着写了另一位妻子,律师浦志强的夫人孟群,名为《一个妻子的这一年》。

孟群比丈夫小两岁,也是大个子,1米72。她的丈夫,人称"大个子律师",侠义纵横,在49岁这年,迎来了这场"几乎是命定的"牢狱之灾。

40多年前,孟群还在母亲的肚子里。那时正值"文革",当中学校长的父亲被隔离审查,母亲去看望他,一路走着,一边剥花生,到了,花生也够一碗了,给父亲煮了吃,然后再回来。

她出生了,父亲起名"孟群",说,就当群众,其他啥也不当。结果组织上来劝父亲,让改掉这个名字。父亲没改,"孟群"这名字就一直叫到今天。

如今,每个月,她也和母亲当年一样,要穿过偌大的北京城,去原本陌生的地方,来看望自己的丈夫了。

……

2013年,老浦的养母去世。之前,养父和生父都已去世了。在尘世间,他就剩下了这生身的老母亲,所以也格外珍重孝敬。

去年5月,他被抓走,大家都瞒着老人。直到有一天,老母亲看见央视的焦点访谈上,提到了一句他的名字。老人就知道他出事了。

大哥、二哥都来了。大哥也已经60多岁,有高血压冠心病,担忧着弟弟,身体最近越发不好。都问孟群:最近见过志强吗?可又都知道,除了律师,家属是见不着的。孟群也已经一年四个月没有见到丈夫了。

大家并不怨他。外甥们,侄儿们,说起来,都为他自豪。

……

在家住了一宿,第二天要回北京了。临走,孟群把一串念珠挂在老母亲的脖子上,安慰说:"想儿子了,你就好好念佛。等着他。下次我们一起回家来看你。"她的平静让家人心里也仿佛有点底了。

以一种感性的、故事的方式而非简单的事实罗列,江雪呈现了两位妻子所身处的环境以及精神状况。这两篇可能是"雪访"转载和点击率最高的文章了,部分由于所涉及人物的敏感性。你几乎不可能指望在国内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报道。"这就是没有机构的好处。如果供职于媒体,我无法把这些真实发生的小小的历史片段,变成选题。"她说。

最近一篇是列宁传记的中文译者田保荣,一个囿于题材而迟迟无法出版译著的故事。即便讨论这样严肃的话题,你也能看到这种非常江雪式的细节:

2015年10月,田保荣静静坐在自己那间只有六七平米的书房里。窄小的书架最上头,是父亲和母亲的照片。他们都穿灰布棉袄,母亲嘴角紧闭,父亲留稀疏的山羊胡子,眼神淡漠忧郁。他的爷爷,没有留下照片,"长相大约是和我父亲一样的。"

他们,就是那些在革命的洪流中被卷裹着、如落叶般平凡的人。在革命成功之后,又经历了大饥荒、文革等所有的苦难,在今天,在相片里,静静地注视着儿子和他不能发表的书。

她做"雪访",按着自己的兴趣先做,然后问问媒体是否愿意发,写浦嫂那篇,首发在亚洲周刊上,稿费算下来只够她的差旅,大部分时候这些选题找不到发表平台。近来国内兴起了几个非虚构写作平台,她拿"大饥荒和右派"的题去问,对方表示"太敏感"。她在微信文章后面添加了打赏功能,二维码上清淡地注上:"独立写作,请长按二维码随意打赏,谢谢!"离开媒体的这大半年,基本靠多年工作的积蓄支撑,"没什么像样的收入"。

"江雪对文本的把控能力,她的多年业界经验,加上业界人脉,可以让她在这样一个时代摆脱对媒体的依附,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倒觉得她可以做这种尝试,试一试说不定也能做出来。当然肯定会很辛苦。"她的好友、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天定说。

他建议江雪更加关注底层、弱势、草根的东西,也更加熟悉适应新媒体时代的发展方式,比如试着众筹。"从朋友的角度讲,有些选题我不主张她做。但是如果撇开这个层面,她做的这些选题,我都是认同的。"

采访结束后,江雪在微信上发来一段文字:"今天想,自己要做的,就是为真实再垒一块砖吧。这是一个记忆面临着强拆的年代,对我们这个世界来说,因为有意无意的屏蔽,人们的健忘,民间话语权的匮乏,被呈现出来的真实太少了。"

那之前,我们曾多次谈过现实,谈论生计、前途这些对一个媒体人或者对从事任何一个行业的人都相当重要的话题。"现在可能就养活自己是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有那么一个小小的解决,就没有什么迷茫了。"她迟疑着,然后很快消解了忧虑,"也许自由就是要有一点清苦。"

她更喜欢提起的是这样的场景:

12月22日,冬至。早晨8点,江雪下了到达西安南站的火车,坐上摇摇晃晃的县城公交,回家。她刚从四川内江采访一位右派老人回来。"采访完,我给老人深深鞠了一躬,我此前从没有这样过。因为,这位老人,当年是为我的家乡人痛陈苦难,才蒙狱20年的。"江雪说。

她说,那一刻,心里有一种很热很热的东西,让她几乎说不出话来。

责任编辑: 江一  来源:传媒特训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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