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香港前途问题带来的恐慌＊阿波罗新闻网

关于中英就香港前途的交涉过程，已有许多论文或专著谈到，我这里只就我记忆深刻的一些事谈谈。

从1981到1984年，是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的交涉时期。这时期中国不断地通过高层会见香港访客，明确透露1997年收回香港。到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访北京会见邓小平，中国的意向更清楚。这阶段有大批新政治团体产生，包括香港观察社、太平山学会、汇点，以及我有参与而且目标明确的香港前景研究社。除了汇点表示支持在港人民主治港下回归中国之外，大部分政治团体都倾向如何实质上延续英国管治。

一些大专院校的学生会，从反殖、民主的抽象概念出发，也主张中国在主权下实行港人民主治港。他们曾经致信中共总理赵紫阳，获赵紫阳回信，说民主治港理所当然。于是入世未深、不明白所谓“民主”实在是专权政治都会运用的好名词，比如“人民民主专政”，比如中共高官说“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广泛的民主”。

但绝大多数市民从这么多年的新闻报导，特别是自身在大陆的亲人的经验，对中共收回主权仍然恐慌。1983年9月24日出现美元兑港元跌至9.6，港股跌至这一年最低点，超市食粮几被抢购一空。这一天被称之为“黑色星期六”。约十天后，财政司彭励治(John Bremridge)宣布港元与美元挂勾，自10月17日起指导性汇率1美元兑7.8港元。这个联系汇率一直实行到现在。

在英治时期，港英在稳定香港方面确实作出有效决策，但英国在对1997年后香港人权的保护就甚有争议。在几乎一面倒的香港民意反对下，仍然同意将一个有民主宗主国保护的几百万香港人交到共产政权手上，尤其是对其中三百万英籍港人关上移居英国的大门，在道义和责任上的确说不过去。

当时主导此事的是英国外相贺维（Geoffrey Howe）、英国外次雷斯(Richard Luce)、港督尤德（Edward Youde），有人就把这三个人的姓氏用谐音读为：How You Lose再加HongKong（你如何失去香港）。

最多政界人士的主张是“主权换治权”，这主张很可能是英国授意的。1983年6月，中共派出省部级大员许家屯来港任新华社社长，为中国收回香港对各界作统战，他可以直接同中共最高层通话。在他后来写的《许家屯回忆录》提到，到任不久就受到汇丰主席宴请，出席的有当时亲英的四料议员（即行政局、立法局、市政局、区议会议员）谭惠珠，她讲话最多，看来有备而发，她讲到香港人对中国不信任，香港人移民、移资。她建议中国政府采用“香港公司”办法，当香港的“董事长”，聘用英国当“总经理”。她很露骨地说：“这样的办法，英国可以接受。”

香港又有人提出在太平洋买一个岛，香港人大批移往，在那里重建香港的繁荣。有人提出延长过渡期，等中国和香港的发展较接近时才转移主权，前景社提出香港回归后仍然留在英联邦，及后又提出分阶段移交管治权。

显然所有建议都没有一个被中共接受。1984年4月英国外相贺维抵港举行记招，正式宣布九七后放弃香港管治权。那一天，一位一向温文尔雅的港府高官给我电话，气急败坏地告诉我这个消息。在我们心目中，这意味着英国舍弃数百万香港人。

我在整个香港前途问题的交涉、谈判和市民反应中，保持高度关注与报导。有一些事实我认为应作出澄清。第一，麦理浩意会到中共要收回香港而他没有告诉香港人，固然可能是事实，但中英交涉的第一天开始，中国就坚决否定香港人参与香港前途谈判的角色，不允许当时香港的新闻处长曹广荣随港督尤德去北京，连尤德代表香港的角色也否定，只同意他是英方成员之一；英国认为要“三脚凳”（中方、英方、香港代表）才坐得稳，中国断然否定“三脚凳”。在之后的每一个要港人广泛参与的步骤，包括全民就联合声明投票，包括后来《基本法》起草，包括八八直选等扩大香港民主成分的安排，中方都强烈反对。因此，中共反对香港民主、港人自主，是从1949年建政时就开始的，这政策只在谈判陷僵局时作过字面上的让步，实际上是绝不容许香港人对自己的权利有任何角色，直至发展到今天香港的政治状况。

第二，当时绝大多数香港人只是期望维持现状，抗共意识清楚而普遍，只有少数大专学生和政治团体汇点主张九七后实行港人民主治港，虽有“民主回归”的含义，但直到1997年，我没有听过“民主回归”的说法，更不用说是当时的香港人支持“民主回归”了。

第三，香港绝大多数人在抗共意识下，是无奈地接受中英联合声明的。前景社在联合声明发表后，就觉得香港前景已经无望了，即时解散前景社，多数成员移居国外。没有团体也没有人组织游行抗争。正如倪匡2019年对我说，如果那时有百万人上街反对“回归”，英国也不会这么轻易放弃香港。